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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辛欣:诺贝尔,艺术化的幽默作对?


  浴室门突然被敲响,我知道,一定发生了很意外的事。果然,在水声里我听到斯蒂夫大声报告:“中国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名字叫个‘Gao shin jin’。”
  我能想象,他是从NBC晨间电视新闻前直跳起来的,到处找我来着。
  我继续在水下,平静地回答:
  “早就知道了。”
  然后,一边穿着衣服,一边看着在镜子上斯蒂夫留的一张小条。小条上急抄着同一个消息。从新闻得来的高行健的名字全拼错了,而抢在第一时间出手的报导太匆忙了,名字走调不说,居然说高现住美国。
  收音机里NPR在采访普林斯顿大学的林培瑞教授。他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公共电台能找到的最好的汉学家。林培瑞是80年代末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主席,出版描述中国知识分子情况的“北京夜话”;是他把方励之带到美国大使馆宴会上,引出布什的极端不满,说不定,也为方先生后来避难美国使馆提供了思路;我曾经参与写林主持的一本《非官方的中国》,和他有过个人交谈。在我的印象里,他的非官方立场是很温和的,一口山东腔的流利中文,颇有幽默感,有一次在美国之音里学中国的出租汽车司机,跟像相声似的,听的中文部编辑大为赞叹。六四之后,他从中国逃出来,我正好到香港,在港大楼梯上相遇,他掏出学术主席的名片,划掉了头衔,匆匆写下一个临时寄居的电话。那画面极有逃难味道。
  听起来温和的林培瑞显然还在震惊之中。落到林式句子里是委婉着说,高本不在首选视线。(可以猜想他眼界里的首选),林背诵高行健的创作成绩:话剧车站,长篇小说《灵山》。记者问他,高在英语世界的出版情况,他描述说,也就是近一年,高两个作品才有英语小出版。林说,高行健的作品是艺术性的,是有社会批判性的,而中国大陆对艺术性的社会批判作品不能见容。果然是林培瑞,婉转着,学究着,说,无论如何,中国人历史性第一次得诺贝尔奖,这会使中国作家更多地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视线。而中国作家长期不能获奖的原因,他认为和翻译有关。我听着心想,美国汉学界那几位腕儿Howard Goldblatt,Orville Schell,Jeffrey Kinkley,听了不知该怎么想?扩大着再想,诺贝尔这回让在美国的国际中文评论腕儿,比如王德威,郑树森什么的,一定都傻眼了?所有腕儿们都有点找不到北?都在找词调整说法?是说自己有先见之明?还是照直说有点想不通?而中国究竟怎么对待这个被国际媒体描述为“作品在中国被禁止”的中国作家?怎么对待诺贝尔的选择?
  让我真正生感慨的却是,放眼浮华文学世界,谁会知道,在边角北欧,有一个中国人非常安静地握着这副文学牌的基本玩法?
  而这个人给香港《明报》的评论新诺贝尔得主的文章早在几天之前就写好了。
  这人叫陈迈平。是《今天》杂志的元老级人物,现在瑞典大学中文系教书。两个孩子,一个瑞典汉学家的也是翻译家的妻子,妻子很漂亮,也很学究气,曾经有机会到中国作文化参赞,而迈平被中国大使馆打了小报告,于是,瑞典外交部想把他妻子的机会转给别人,一时间,成为瑞典媒体现场连续直播的新闻,弄得瑞典外交部很下不来台,那位置便一直空着。
  我和迈平是中央戏剧学院时候的同学。我念导演本科,他是研究生,专攻莎士比亚。今年三月,我到瑞典开会,他带着我逛大街。说起学院的旧日风景。并且才发现,在学院的时候彼此话并不这么多。他说,他现在敢说了,觉得我当时很孤傲,不敢跟我说话,而我说,我觉得他很深沉,于是不敢和他说话。
  迈平穿着件暗绿色风衣,晃着一把极长的伞,提着教书匠沉甸甸的皮包,在结冰的斯德格尔摩街边摇晃着,慢声慢气说着。北欧的漫长冬季,使他本来的忧郁更加重了。不过,在我看来,迈平似乎有一点侦探味道。
  台湾的李敖不愧聪明,比汉学家和国际中国文学评论腕们更注意到陈迈平的重要性。去年,陈迈平到台湾开会时,发现有人老在旅馆门口晃,晃得他烦起来,打算抓住人家问个明白的时候,人家自动凑上来,说是李敖的代理人,请教怎么弄诺贝尔提名。迈平松下一口气,笑起来,指出诺贝尔提名的几个要素:作品翻译,什么人能作提名人,包括学院的教授。在迈平的具体指点下,人找了翻译,翻译了作品,又问,那怎么才能证明诺贝尔委员会收到了提名信?迈平继续微笑,慢声慢气说,一封回执挂号信,秘书签字就是证据。这就是李敖为党作秀弄得中文世界一时沸扬的诺贝尔提名故事。
  如果说,走在瑞典街上的陈迈平像侦探,有点福尔摩斯,我可能更像华生,像那个代表读者发问的傻瓜。我们自然谈论到诺贝尔。因为谈他曾经心目中的大哥北岛来着。谈早年参加刊物,两人骑着自行车,他跟在北岛身后,一前一后,顶着大风,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原来的破房子,好象一场考验。那个短促的清纯时代!
  而北岛无疑是很想得奖的。有一年连记者都先招好了,迈平给他打电话,十分震惊,北岛回答说,“如果我得了奖, 绍飞(离婚妻子,画家)也许会回来?”
  (──我觉得北岛因此是人。)
  迈平眯着眼,微笑问:“现在你想到中国的谁呢?”
  他的微笑像个作怪的大孩子,于是,我自暴自弃地想,我是怎么都答不对的。
  我还是数了北岛,莫言,郑义。北岛的原因是委员会里的中文霸主马悦然。他在作家和评论家里被大写景仰着,我看,这和他在诺贝尔里大有关系。他是瑞典大学前中文系主任,提名北岛,提了有10年之多。外界说他也非常喜欢李锐,但是,他不会提李锐──绝对不会自己乱了自己的阵脚。(读读描写学院派内幕的小说是很容易理解的。)他翻译的北岛诗集瑞典出版社今年居然不想出版,间接说明马悦然的学术权威在发生变化。
  莫言的原因更充分。他的力作“红高粱”英文是Goldblatt的翻译,翻译得很精心,并且,诺贝尔得主大江建三郎也曾提到他。
  而郑义也有传说。最近的传说是,他自我感觉都要得奖了。
  “高行健呢?”陈迈平当时问。
  我承认,我没想。并且,我坦率说,不觉得他真那么棒。
  “不过,”迈平微笑说,“他的剧本,他的小说,加他的评论,关键是他有评论,他的作品在欧洲评论很多……”
  不难联想到,最近得主们创作和涉猎广搏的前例,特别是想到文字游走国际时候,评论制造的幻觉,常常可能大于文字内容的幻术效果,如果说,这是一个国际化商业时代,特点之一就是,说法要比内容更重要。我立刻就同意他的预测了。何况,他分析了诺贝尔文学奖内部新生力量出现:于是,高行健的作品不需要仰仗英文市场的汉学家,也不需要瑞典马悦然提拔,他可以从法文翻译,通过其他评委直打诺贝尔。
  虽然当时我听这句不是很用心,但是,接着,见到马悦然,我就明白了。当年我见过马,10多年了,他还是那样,一头银发,很有风度的样子,不过,有了多年闯荡国际文化江湖的经验后,我承认,我看人看事不一样了。那一次是中国女经济学家何清涟唱主角,马在听众席里。然而,作为听众发言的时候,他可不是听众的角色。在批判了中国知识分子都缺乏反省之后,突然,话题一转,他提到高行健,说他最近看了高行健的作品,他非常欣赏高行健。他要翻译高行健。
  他的发言长度和内容完全超过了听众提问,和会议话题毫无关系。坐在台上角落里,在福尔摩斯的启发下,看这位汉学家,直觉着,他的话是放出来给其他什么人听的。我是不是敢说,我那时候就认定高行健是重要人选了?不过,和陈迈平讨论下来,我们认为,主攻高行健的话,也还需要几年。我们还是太狭窄于文化游戏,那时候忘记WTO这类参数。
  依我看,眼下真想议论高行健的中国评论家,可能不是刘再复,而是李陀等大陆80年代那时候的文化风云人物?高行健在大陆文化圈子里最早知名的,与其说是在小剧场上演的《车站》(我用来写在《剧场效果》的短篇小说里),不如说是《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册子。那是80年代初,他和李陀,冯骥才讨论小说的新形式,新手法。后来他们自己认为,很难说那有什么真新的东西。那个扬起来的“屁股帘“(当时文学评论语)引起大讨论和大批判的一部分。我也因此成为大批判对象之一。
  在处境小改善之后,我得以进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作导演,高行健当时在人艺当编剧,刚写了话剧《野人》。副院长林兆华导演,想让我给他作副手。我读了剧本。我对高行健的剧本是有看法的。我觉得,他的剧本和他的小说一样,说法上的玄妙,要大于阅读快感和舞台实践的魅力。换句话,他比较像为评论家二度创作提供的原本创作。我在大学里读过些当代“外国戏剧”手法,我能在他的剧本里找到对照,而刺激我的创作欲的生命本源性东西不那么多。并且,林兆华是有他的狡猾的,你很难说他是不是理解了作者,理解了剧本,他也喜欢用说法罩住舞台,而不是哪怕说不出来的诱人的地方。我委婉地说了我认为的舞台修改方法,高行健当然是自我坚持的,是非常温和的,不过,是只可以领会他,不可以向其他创作合作者开拓的,而我,宁愿剧作者是激烈对抗的,那更可能出现新创作。大不必为一个戏搞僵了关系,于是,我就骑车走运河,写自己的去了──现在我是不是应该说,我是认识得主的?
  和高行健交往的时候,从来不谈小说,不谈创作。我主观地想过,因为观点不很相同。不过,作为朋友,有的时候,你居然会有比以为的生命既创作的更多的真正话题。这种感觉,我倒是从高行健那里体会到的。是90年代初,我到法国作访问学者,私下里和高行健研究能不能在那里生存。行建给我的指点非常直接。一点饶弯都没有。那时候他靠卖画为生,(尽管他的画我觉得也是说法大于“看法”。)说写作是绝对不能吃饭的。当然,他有法语,他大学是法语专业。他就这样直接摊开自己,让我研究一下我自己怎么个活法,怎么才能以其他来养自己的文字。高行健是不是个超等作家,现在很可能成为私下争议的话题。不过,在我的感觉里,高行健倒是个诚恳的人。
  在创作层面,做人的诚恳与文学表现,这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普通读者以为的那么大。问题是,这里其实没有普通读者的份。高行健得奖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果真是扮演对抗专制的创作者吗?作品现在被禁止吗?还是说,在商业化时代,放到焦躁的中国,他的作品没有什么出版市场?而诺贝尔不是奥斯卡,和大众阅读市场无关,不过,在21世纪“全球化”的虚幻感下,个人创作这种精神生存行为,其实空前依赖于评论的隐蔽的商业化促销,而销售是异地来的好销,是以他乡“轰动”转销的。至于转销之后,好不好销,又是另外的事了。而高行健究竟是不是中文的一流写手?外国人是不是在翻译里走了眼?这问题有点意思。依我看,人对语言的感觉是相当有地域性,内心时空性的,以为中文老大的读者们自己,也不能全以自己的口味来评定文字。而高行健文学“成功”的现象,提出了主题哲学化,空灵化,可能还和着国际文化市场(谁说不要读者的诺贝尔不是市场?)对中国创作产品多年来缺乏哲学感,内省感,史诗感的口味感?还有一个隐秘的问题:如果说,高行健的小说,虽然在台湾销路也极小(一个人的圣经销200册),但是台湾有些小出版社能够给大陆作家印书,这个事实是不是提醒我们,文化在高度商业化的世界里,目前在哪些异地有更多的小生存气候?因为,同样的,高行健的一些戏剧创作是得到法国文化部奖金支持的。好奇的是,高行健这两天在准备的发言稿写作里,会不会感激继续他的创作的文化滋养者?
  而中国文化知识分子会因此内部乱一下?而怎么乱,才不是在骂或捧,而老百姓仍然说看不懂的表面文章上?那会比80年代努力过的情景还不如。
  就在诺贝尔出结果的前几天,大江建三郎到中国访问。这一次大江没有提莫言,只提郑义。他透露给人的感觉是,郑义很有可能获奖,而一个国家不应当把自己的优秀作家放逐门外。他在发言里再三地提郑义的名字,坚决要求翻译把这些内容都翻译出来。结果也都给翻译了。
  离开中国的前一天晚上我到一个女编辑家,她是把大江的版权作品引进中国的人,也是《今天》早年发起人的亡妻,自己是一个极好的散文写手。我进去的时候,迈平才来过电话。她带着震惊告诉我说,她问迈平来着,这次哪个国家的作家会得奖?她想着版权引进的问题。迈平告诉她,这次可能是中国。她猜到郑义。迈平说不一定。只说,“我为老北岛悲哀。不过,你等着看,这次是很有戏看的。”
  我告诉她,他说的是高行健。她不能相信。
  这位女编辑的小桌上摆着和丈夫的旧日照片。我每次去都会默默看上一会。这个当年帮助抄写的女学生,后来,丈夫病了,在长期卧床后终于去了。她一个人带着孩子,总处在被监视,被抄查的恐惧里,她写作着,她作着出版,进了家,放下书包,就趴在稿子前。和照片上那个天真的女人不同,她已经相当老辣,还有反省。下一代诗人在里搜集了一些回忆,包括她的回忆。不像高行健的作品,这书的确被禁止了,只印了6000册,但是,至今仍然在公开出售和盗版中。永远打着6,000册。无以记数的读者在书中寻找微小的回忆,盗版商只看中偷摸的利润。迈平打长途,本只为告诉她,他的床头也放着一本,读着这本书勾起他写自己的文学回忆。而当我们在瑞典街上走着的时候,讨论著高行健和诺贝尔,也和迈平讨论他自己的新小说。他自己还说了一个故事,说当年第一次见到阿城的时候,有一桌人,阿城正在大成名,却说,自己写小说是有榜样的,小说的一个榜样是个“万之”。当场的人都直笑阿城,指着陈迈平。万之是陈迈平的笔名。迈平是大陆现代小说的先驱人物。
  听他讲自己的老故事时,我有一种淡然的伤感。感觉迈平这样讲,有点强行自我提示,自我鼓舞的味道。他还在写小说,是写给儿子们的自己生命的经验,不过,他的新小说失去了早期的先锋性,是非常老实(太过老实!)的方法。
  ──所有游走边缘的,曾经的文学分子和不文学的过来的我们,不知道,此刻的其他人,是不是像我一样,在表面的自我鼓舞下,在温和的质疑里,呼唤着遥远的,过去的,一切的自我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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