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一点正经没有(王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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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正经没有

　　“你说，”我问安佳，“如果一个人吃饱了饭没事干，他怎么消磨时间最好？”
　　“睡觉。”
　　“睡过了呢？已经睡得不能再睡了？”
　　“他有没有别的本事？譬如治理国家、弹棉花、腌制猪头等等。”
　　“没有，一概没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他是不是很有追求？”
　　“追求得一塌糊涂。”
　　“他认多少字？”
　　“加上错别字有那么三五千吧。”
　　“那就当作家吧。”安佳平静地望着我，“既然他什么也干不了又不甘混同于一般老百姓。”
　　“也只好这样了。”我赞同道，“看来确实别无选择。”
　　“那就当吧。”
　　“当吧。”我站起来，走到大衣柜的镜子前怜惜地看着自己，“瞧瞧你都成了什么样子。”
　　“我问你。”安佳也站起来，走到镜子前仔细地瞅瞅镜子里的我，问道，“如果一个人两手攥空拳，无财无势无德无貌，他怎么才能一夜之间小家乍富平步青云摇身一变什么的……”
　　“去偷去抢去倒腾国宝嫁大款什么的。”
　　“既没偷抢的胆儿又没做生意的手腕还阳萎。”
　　“脸厚不厚？心黑不黑？”
　　“厚而无形，黑而无色。”
　　“那就当作家，他这条件简直就是个天生的作家坯子。”
　　“那你还犹豫什么？”
　　“不犹豫了，下决心了，干！蒙谁不是蒙？”
　　“对，就得有这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勇气。”
　　“唉——”我叹道，抚摸着自己的脸颊，“我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太善良，干了缺德事就睡不好觉，老在梦里哭醒，怕遭报应，下地狱。”
　　“没关系，作家也不光你一个，下地狱你们也有伴儿。”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作家也当了地狱又不下？”
　　“不下是不可能的，弄好了也许能楼层住得高点。”
　　“我要写了，喂，我要写啦！”
　　正叠被扫地洗衣服热奶喂孩子吃饭的安佳一头蓬乱地回过头来看我。我坐在舒适的椅子上悠闲地抽着烟，桌前放着一本稿纸和一把五花八门的钢笔圆珠笔铅笔和毛笔。
　　“我要写啦。”我笑眯眯地说。
　　“写吧。”安佳看着我说，“你脸也洗了手也净了屎也拉了连我的早饭都一起吃了抽着烟喝着茶嘬着牙花子你还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还没吃药呢。”
　　“……有这个讲究吗？”
　　“当然，写作是要用脑的，没药催着脑袋不是越写越小就是越写越大，总而言之是要变形的。”
　　“咱家有我吃的阿斯匹林胃得乐扣子吃的速效伤风胶囊红霉素另外还有你小时候用剩的大脑炎预防针牛痘疫苗你是吃啊还是打啊？”
　　“也打也吃，我不在乎形式，问题是这些药补吗？我不太懂药，是不是搞点中药吃？据说中药一般都补。”
　　“这样吧，我这还有点乌鸡白凤丸你先吃着，下午我再出去给你扒点树皮挖点草根熬汤喝。”
　　“那就拜托了。”
　　安佳乱翻一阵抽屉找出一盒丸药：“吃几粒？”
　　“只管大剂量服下，补么，就得强力补。”
　　我吞丸子、喝水、伸直脖子、闭眼、痉挛，继而喘息不已眼泪汪汪劫后余生般欣慰地笑。
　　“感觉如何？”
　　“果然爽快了些。”
　　“那就趁着劲儿没过写吧。”
　　“你是不是把屋里灰再擦一遍，被子也叠得方正点，尿布什么的晾得离我远点，这样，我心情也愉快点。”
　　“可以。”
　　安佳迅速把屋里归置了一遍，使一切井井有条，一尘不染。
　　“还有什么要求吗？”
　　“我写什么呀？”
　　扣子坐在小推车里闹了起来。手指着自己吃了一半的稀粥咿咿呀呀叫着，手扶着车栏使劲往起站，一次又一次跌坐回去，弄出很大声响。
　　“不许闹！”我呵斥她，“无知的样子，除了吃就知道吃，哪儿有点书香门第小姐的感觉。”
　　“扣子不闹。”安佳过去哄孩子，“你爸给你办大事呢。妈得保他，他混好了，咱们都成吃干饭的了，忍耐一下。”
　　要不说穷人的孩子懂事早呢，安佳的一席话，扣子便安静下来，乖乖地坐着，一副顾全大局的样子。
　　“写什么不知道？”安佳捋捋头发，在我旁边坐下，看着我，“就写你最熟悉的吧。”
　　“我熟悉的就是三个饱两个倒吊膀子搓麻将。”
　　“那不是挺好的么，当反面教材。”
　　“可社会责任感呢？哪里去了？我是作家了，我得比别人高，教别人好，人民都看着我呢。”
　　“依着你，教点人民什么好呢？怎么过好日子？这不用教吧？”
　　“得教！告诉人民光自个日子好了不算本事，让政府的日子好过了那才是好样儿的。譬如吧，政府揭不开锅了你一天三顿赞助出一顿行不行？街上有坏人政府的警察管不过来你舍身取义成不成？得跟人民讲清楚，现在当务之急是让政府把日子过下去。你想呵，二亿多文盲，五千多万残疾人……容易么？大家伸把手……”
　　“不会让人民得出政府累赘的感觉吧？”
　　“哟，这我倒没想到。”
　　“瞧瞧，我不提醒你你又要犯错误了。”
　　“就是就是。”
　　“想帮政府分忧，用心是好的。但帮忙也要策略，谁没有点自尊心？说出去也是个响当当的共和国，不能拿人家当叫化子打发，咱人民脸上也没光呵，还是多从自豪骄傲什么的入手。”
　　“你是说写古代？”
　　“我看可以，写古代人民的改革创业，劳动爱情。”
　　我扬起脸怔了一会儿，抽了口烟：“现在这国家是哪年成立的来着？”
　　“四九年吧。”安佳说。
　　“四九年以前是谁？”
　　“好象是台湾那帮人。”
　　“这帮人不能写。”我深明大义地说，“写也不能夸他们。再往前呢？”
　　“再往前好象是一帮梳辫子穿马褂的。”
　　“对对，我想起来了，那帮人的头是老娘们儿，跟咱们好象还不是一族。外国人不能写。”
　　“再往前我也弄不清了，好像全剩下书生小姐皇后附马黑头白脸什么的，话说的跟咱现在都不是一个味儿，动不动还爱甩袖子跷靴子唱两嗓子。”
　　“我看咱还是回来吧。”我说：“古代净是有钱人，咱从来猜不透有钱人的心。”
　　“非得教人民学好么？”片刻，安佳打破沉默问。
　　“非得！”我说，“我是铁了心要宣传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叫他们都别管自个积德行善这辈子倒霉下辈子享福。”
　　“你这是不是有点玩世不恭？”
　　“那我不这么着又怎么着啊？仔细想呵，要不号召大家奉献，让自己吃亏蔚然成风，我怎么占便宜？”
　　“政府说过这话吗？别忘了政府可是为人民的。”
　　“当然，要不我们作家干吗？就是让我们把那一说就炸一说就翻脸的话拐弯抹角柔声细语地对人民呢喃着。”
　　“敢情这跟文学没什么关系。”
　　“文学？什么文学？野生的还是人工栽培的？多少钱一斤？”
　　“连文学都不知道。你不是要当作家吗？”
　　“我是要当作家，当作家和文学有什么相干？你真该好好学习了。”
　　“我又不当作家我学那干吗？”安佳站起来，走回扣子身边，继续给她喂已经凉了的粥，“不管你了，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
　　“这个问题不弄清我没法写。”我终于给自己找了充足的理由离开书桌，一边看着扣子吃饭一边逗她，认真对安佳说：“糊里糊涂地动笔，费劲不说，一不留神搞成文学那才后悔莫及。”
　　晚饭后，太阳已经落下，天仍然很亮，院里马路上都是摇着扇子散步的男女。
　　吴胖子站在他家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拿着一架儿童望远镜四下了望。
　　他的镜头内先是一个少女又说又笑的妖嫩的脸庞，接着是一个皮肉松弛的老头子……一群腿跨在自行车梁上双肘俯在把上头凑在一起抽着烟聊天的半大小子……两个对脸站着推着儿童车的少妇，然后，我的脸被人的镜头捕捉住了——那是一张深沉的脸，双唇紧闭，额发凌乱，两眼茫然，眉宇似有无限心事。走走停停，寻寻觅觅。
　　吴胖子转身回屋，迅速地倒了杯凉水，奔回阳台。此时，我已经走到阳台下，他稳稳地瞄准我将杯里的水倒下。
　　我蓦地停住，悲愤地仰起头，吴胖子在他家阳台笑得前仰后合。
　　“你这同志怎么这么没公德？你是谁家的孩子？”我在下面指责他。
　　他只是咧着大嘴呵呵笑，一边招手：“上来，你上来。”
　　我抖了抖身上的水，拐弯往楼后门里走，正碰见拎着竹椅去乘凉的吴胖子他妈。老太太一见我愣了一下，瞅天：“怎么，落雨了？”
　　“嗯，落了几个雨点，全叫我赶上了。”
　　我上楼，吴胖子家门没锁，推开进去，吴胖子还在阳台上了望着呢。
　　“又看什么呢？”我穿过房间走上阳台，“天这么亮，打立杆的都还没到位呢。”
　　“不是我发觉你们怎么一个个都那么深沉，遭了雹子似的。”吴胖了放下望远镜笑着对我说。
　　“今儿除了我还有深沉的？”
　　“你看呐。”吴胖子把望远镜递给我，叉着腰抽烟，指给我看对面楼上。
　　我举起望远镜瞄向对面一扇窗户，只见刘会元躺在床上看书，遮着脸一动不动。
　　“给他打一电话，叫他过来。”
　　吴胖子回屋拨电话，我继续看着刘会元。只见他从床上翻身坐起，走到另一间屋子接电话。
　　“你是刘会元吗？”我听到吴胖子拿腔拿调地说，“我是那个《婚姻与家庭》杂志的，准备采访你……”刘会元在那边换了只手拿电话。
　　“听说你离婚了，非常痛苦……”
　　刘会元抬头看见了我，我冲他招了下手，他回头飞快地对着听筒说了通话。
　　吴胖子在这边哈哈大笑：“不要那么粗野嘛刘会元同志。”
　　接着换成正常声音说：“你过来吧……有什么事呵，不就是看本破书么，我们这儿对你的一举一动都了解的一清二楚，快过来呵，等着你。”
　　吴胖子放下电话，拉开屋里的灯，打开电视，拿着遥控器选着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上停住。
　　刘会元磨磨蹭蹭，又看了两页书，拿了盒烟，带上门出去了。
　　我也从阳台回到屋里，就手把望远镜扔在沙发上，站在吴胖子的组合柜前挨个拉柜门拉抽屉翻看里面的物什。
　　“你怎么有这毛病，到人家就乱翻。”吴胖子一边看电视一边说。
　　我翻出一个精致的工艺打火机，拿在手里掂量着，啪啪打着火。
　　“这打火机怎么跟我刚丢的那个一样？”
　　“什么你刚丢的，这是我哥儿们从汤加给我带回来的——搁下。”
　　我用这打火机点着一支烟，在吴胖子旁边坐下，“送我啦。”
　　“不成，我就这一个。”吴胖子探过身来抢，“我们这打火机是有意义的。”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劲？”我躲闪着，到底还是被吴胖子把打火机抢走。
　　“我送你一件衬衫吧。”吴胖子说，“小领圆摆你穿一定好看。”
　　“你穿过没有？”
　　“就穿过一次，水都没下。”
　　“是，你穿半年不下水，都能再揭出一件衬衫了。”
　　刘会元进来，进屋就说：“敢情就你们俩，我还当三缺一呢。”
　　“你来了不就三缺一。”吴胖子指使我，“你去到我们家对门叫一下丁小鲁。”
　　“这事都应该你去。”我批评吴胖子，“也是劳动人民出身，别养成指使人的毛病。”
　　“你说这人怎么这么斤斤计较？”吴胖子站起来，“那你们搬桌子铺毯子拿牌。”
　　“一点亏都不吃。”刘会元手指点着吴胖子说。
　　我和刘会元搬桌子摆椅子铺好毯子，把一盒麻将牌哗哗倒在桌上，从里往外拣“混儿”。
　　吴胖子丁小鲁一边说笑着一边进来，我们看见于观也跟着进来，便冲他点头：“噢。”
　　“你们打你们打。”于观又拉了张椅子坐在一边，“我给丁小鲁看着牌。”
　　大家坐定，码好牌，立好规矩，开始玩。
　　“最近干吗呢？”我打出一张“风头”，问于观，“老没见你。”
　　“惭愧，不值一提。”于观帮丁小鲁打出一张牌，冲我道：“说出来臊人。”
　　“人现在写小说了——碰！”丁小鲁忙不迭地碰出三张“白板”。
　　我和刘会元相视而笑。刘会元说：“咱怎都混得这么惨呵？”
　　“怎么，你们几位也开始写小说了？”于观笑着说，“不至于吧？你们几个不是混得不错吗？”“红中！我这字头没完了。”吴胖子直起腰抽了口烟，对于观说，“不行啦，生意不好做啦，你没听说吗？现在全市的闲散人员都转进文艺界了，有嗓子的当歌星，腿脚利索的当舞星，会编瞎话的当作家。国家也是没法办，临街房都开铺子了，实在没法安置了，给政策吧。”
　　“咱这些人也是。”于观点头咂嘴地说，“明知道寒碜可也得干，老吃闲饭心里有愧呀。”
　　“唉。”我颇有同感地吧口气，“逼良为娼呵。”
　　“你这话我可不同意。”刘会元打出一张“九筒”，整整牌说，“再脏再累的活儿总得有人干，咱们不干就得有别的倒霉的干，你忍心么？”
　　“就是就是。”大家一齐赞同道，“反正咱们也好不了，就让咱们粉身碎骨吧，能少一个青少年下水咱们也算值了。”
　　“别人瞧不起咱们也就算了。”刘会元激动地对我说，“咱们不怨命，怪咱自个，谁让咱小时候没好好念书呢，现在当作家也是活该！但咱们不能自个瞧不起自个，咱虽身为下贱，但得心比天高出污泥而不染居茅厕不知臭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不过我就是难过。”我含着泪，泪眼婆娑地胡打出一张牌，“我从小那么有理想有志气，梦里都想着铁肩担道义长空万里行，长大了却……现实真残酷……”
　　我泪滴下来：“我爸要活着，知道我当了作家，非打死我。”
　　“你别这样。”吴胖子也红了眼圈说，“你这不是让我们兔死狐悲么。”
　　“都怨我。”我连忙拭去泪，强颜欢笑地说，“打牌打牌。咱们不说这丧气话，说高兴的，前天我上街拣一钱包。”
　　“对不起，我和了。”我刚打出一“三条”，丁小鲁不好意思地慢慢把牌推了。
　　“你们打算怎么写？”第二圈牌时，于观抽着烟问，“我是说玩什么主义？”
　　“我们是准备忧国忧民的。”我代表那哥俩儿回答。“撞车了不是！”于观说，“我们哥儿几个也是准备忧国忧民的。”
　　“没办法。”我拆了一对“幺鸡”说，“谁让咱跟了共产党这么多年，一夜夫妻还百日恩呢。”
　　“上了岁数学新派也难。”刘会元也打出一张“幺鸡，跟熟张儿吧。”
　　“可中国也就咱们这几个孤臣逆子了，虽九死而不悔。”我的牌按倒，“哥儿们上‘挺’了呵。”
　　“忧国忧民难写。”于观说，“哥儿们写了七篇‘正气歌’看着都跟骂人似的。”
　　“可不。”刘会元盯着牌说，“倒霉事一写一串串的。都知道有病，缺的是药方子，给国家开药那可不是玩的。”
　　“我说你们都忧国忧民是不是单调了点。”丁小鲁打出一张“二万”，也把牌按倒，“是不是分几个出来搞点现代派乡下嗑什么的。”
　　“乡下嗑我倒能唠百十万字。”刘会元也趴了牌说，“六八年我插过俩月队，乡下那点龌龊事听过见过也干过。”
　　“那你改唠乡下嗑得了。”我说，“不就是野合私奔吃不上饭下不来炕让支书操互相操那一套城里人不干的事全糊乡下人脑门子上反正乡下人也不认字。”
　　“乡下人不认字城里人瞧新鲜。”吴胖子也趴了牌产，“故事一律发生在黄河边高土坡饶用笔操了人还得夸你有历史感。”
　　“都上‘挺’了。”我紧张地盯着每个人打出牌，用力拎起一张牌，嘴上喊着：“自摸！”
　　“自摸！”所有人都喊着，满怀希望地用力摸牌。
　　“自摸！”刘会元“啪”地把刚摸的一张“七条”亮在桌上，随后把自己趴着牌立起来推倒，“收钱。”
　　我一边交钱一边对上家的丁小鲁说：“你手也太紧了，一张牌也吃不着你的。”
　　“我又吃着谁的了？”丁小鲁笑着说，“下回喂你点香的。”
　　“谁也不指了。”我码着牌说：“永远自摸。”
　　“你倒是写不写乡下事？”吴胖子问刘会元，“你要不写我可写了。”
　　“让给你了，你不就憋着拿你爷爷奶奶开涮。”
　　“我不同意吴胖子写乡下事。”丁小鲁说，“他那语无伦次的劲儿不如改现代派顺茬儿。”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刘会元对丁小鲁说，“人就好写裤裆底下的事。”
　　“那就单开一路吧。”于观说，“当性文学专家。”
　　“行啊。”吴胖子笑呵呵地说，“现代派加性文学——瞧好儿吧。”“就剩咱俩忧国忧民了。”我冲于观笑着说，“他们都奔高枝儿了。”
　　“不，我也不忧国忧民了。”于观摇着手笑着说，“我‘垮掉一代’得了，整点反社会文化的，逆风千里。”
　　“那多不好呵，到时候我们台上戴红花你台下挨批判。”
　　“没关系，繁荣文艺么，那多热闹。到时候你们千万别客气，照死了打棍子，拿出那势不两立深恶痛绝劲儿——一打棍子我就名扬天下了。”“数他机灵。”吴胖子说，“我们不，我们就照死了夸你，说你是毛委员派来的。”
　　“我让你们夸都找不着下嘴的地方。”
　　“我们可以牵强附会。说你其实很善良很纯洁，不平则鸣爱之深恨之切么。”说到这儿，吴胖子掉脸对我说：“我发觉咱们还缺一个搞评论的，专业淘井的。”
　　“这里闲人就剩丁小鲁了。”我看丁小鲁。
　　“好吧，那我就扮这搞评论的。”丁小鲁说，“不过你得凑钱给我买点洋书看。”
　　“没问题。”我说，“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就算是义赛，赢的钱全都捐赠给丁小鲁置洋炮。”
　　那天夜里，我们玩了一通宵。夜里两点，安佳找来了，叫我回去。我说你别打岔，我们这儿切磋艺术呢。然后我们把刚才的决议和分工告诉了她。安佳听了十分不乐意，说净欺负我们方言，好事没他，倒霉的差使老轮着他。我正色训斥安佳：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大家派我当文人是大家对我的信任，也是我的光荣。这几个人里拍马屁的工夫就数我到家，这么重大的事情换个生手干我还不放心呢。
　　“我倒不是不想让你当御用文人。”安佳说，“问题是养狗还得管饭呢，没有白使唤人家的。你现在骈和上边商量，如果上边答应好好养你，给政治待遇给房子给津贴，你当大茶壶我也不管。”
　　“咱不是得先作出点成绩人家才能给好脸么？要不怎么巴结得上，万一你大奸似忠呢？得给人时间观察。就说养狗这道理你不也得喂一阵儿才能看出是忠心耿耿的看家狗还是喂不熟的白眼狼。”
　　“贱！”安佳白了我一眼，“你这叫贱！”
　　“我就贱了，怎么啦？”我一挺胸脯，“贱得光荣！我不怕骂，我又没贱外人，自个的国家，当孙子我都干！”
　　“你们小公母俩也别吵了。”吴胖子拉架，“安佳呢，的确有苦衷，方言呢，也是大义凛然烈火金钢。”
　　“你不知道。”安佳泣诉，“我们家除了孩子还能一天三顿，剩下总共五顿饭，我们俩就得抢，谁动作慢点，有一顿就得抗着。我不是反对拍，拍你倒是拣个有钱的拍呀？现在纯粹是穷拍。”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蹿了起来，“还有没有原则？国民党给你钱你也去拍？知识分子的人格、气节什么的还讲不讲？”
　　“你们俩都有理，都没错——我错了我没理还不行？”吴胖子急赤白脸地说，“我混蛋我不是人，你们全他妈是好人老实人受欺负的人。”
　　“我看咱们也别让方言为难了。”刘会元说，“咱抓阄算了。谁抓着什么就玩什么，也别争也别躲。”
　　“同意同意。”于观和丁小鲁附和。
　　于是我们弄了五个阄，分了五个主义五个流派，搁刘会元手里摇了摇，一齐扔桌上。
　　大家纷纷下手抓，抓到手里打开，于是文坛新格局从此确定。吴胖子和刘会元对换，他写乡下事刘会元现代派加性，我接了于观的衣钵重点写社会，丁小鲁接了我的位子当文人，而于观改搞评论了。
　　“就这么定了，不许换了。”刘会元说：“大家回去分头发奋吧。”
　　黎明，一轮红日在窗外群楼之间冉冉升起，把阳光洒向人间。大家互道珍重，握别而去，相约记住这日子，二十年后再相见。
　　“还是这点儿，还是这地方，到时候咱们不玩麻将了，举杯赞英雄，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二
　　于观正在马路边儿一个平板车书摊旁翻看着各种“阴阳合璧”、“阴阳裂变”之类的书，双膝突然被人从后用力顶了一下，两腿一弯差点没跪下，勃然大怒举起拳转身四处张望：“孙子……”
　　“这儿呢这儿呢。”有人在他鼻子尖儿前提醒。
　　于观正睛一看，马青一脸幽怨地瞧着他。
　　“是你呀。”于观露出笑容。
　　“别，别跟我套近乎。”马青皱着脸摇手，盯着于观难过地说，“哥儿们你太不够意思了。”
　　“怎么了？”于观茫然不解，“我最近也喝着粥呢，见了饭馆就自卑。”
　　马青根本不听于观解释，只是一个劲儿盯着于观反复问：“你说好*挛*什么时候忘过你？你说，好事我忘过你没有？”
　　“我什么时候来好事了？”于观摊着两手诉说，“我有小半年净倒霉了。”
　　“你们搞文学为什么不叫上我？”马青痛心地说，“瞧不起我？”
　　“咳，这事呵。”于观如梦方醒，“这是好事吗？我这还是头一回听人这么说。”
　　“我怎么就不能当个作家？”马青不依不饶，“大街上我都坐了，坐家算什么？”
　　“我是怕耽误你。耽误我也就耽误了，你还年轻，还有希望，吃碗干净饭不行嘛？”
　　“我不怕耽误，我就是奔耽误来的。谁让咱们是朋友的？哪能光同欢乐不共患难呢？人生一世么，不遭点罪哪知日子甜呵？”
　　“你要这么说。”于观动容，“那我答应你了。”
　　马青顿时露出笑容，亲亲热搂着于观肩头：“换了你，见我走向深渊，你能不挺身而出么？救不了起码能做到同归于尽吧。”
　　于观连连使劲点头，“不过我一人说了还不能全算，还让其他人认可一下，我们现在也相当于一个组织了。”
　　“你们算把我害了。”丁小鲁一脸憔悴地从书桌前抬起头，对于观和马青说，“我不吃不喝坐这儿七天七夜了，总也拍不到马屁股上，一写就在蹄子上一写就在蹄子上。”
　　“看来不承认这是门学问是不行了。”于观叹着气说，“咱又拿自己当作家要求，总不能拍得太一般太浅薄。”
　　“就是。”丁小鲁愣愣地看着稿纸，“也就是题目还像那么回事，剩下的没一句人话。”
　　“什么题目？”马青凑过去翻稿纸，念小说名字：“《特深沉》，名字起得果然好，文章不作足可惜了。”
　　“实在不行只能这么发表了。”丁小鲁若有所思地说，“标题：《特深沉》；作者：丁小鲁；括弧：此处删去一百二十万字；结尾：某年某月写于秋风秋雨斋。”
　　“实在不行只能这样了。”于、马二人赞同道，“要不名字可惜了。”
　　“噢，对了。”于观转移话题，“我们来是为一件别的事想跟你商量商量。马青想入咱们作协。”
　　“我确实是走投无路了。”马青诚恳地说，“但凡还能混下去我决不加这塞儿。都五尺高的汉子，谁不要个脸？张嘴申请救济我已经愧的不拿正眼瞧您了。”
　　“我是没意见的。”丁小鲁说，“有饭大家吃，这道理我是懂的。问题是方言他们同意不同意，这我可心里没谱。”
　　“咱们一起去跟他们说呗。”于观说，“这帮家伙黑是黑，恻隐之心总还是有吧？”
　　“你能约上他们吗？上次说好了二十年后再相见。”丁小鲁对马青说，“你要早点来就好了，那咱就一起入会了。现在只怕他们都在分头进行创作，怕受打扰不见人。”
　　“我这不是才听到信儿么。昨天我上街上打酱油捎带着买两张当场开奖的彩票，听存车的老太太嚷嚷：‘全市的流氓都转业当作家喽！’我酱油瓶子一扔撒腿就跑，转了大半个北京城，好容易才找着于观。”
　　“咱找他们一下试试。”于观对丁小鲁说，“争取一下，创作再忙，一会儿工夫还是有的。”他转脸问马青，“你跟方言有交情吗？”
　　“幼儿园的时候我们俩在一班。”马青说，“我们俩净打架。”“有交情就好，那这事好办多了。”
　　“嘘——”我用手指按着嘴唇对吴胖子说，“小点声，别让隔壁听见。”
　　我、吴胖子、刘会元三人轻手轻脚地洗着麻将牌，一点声音没有地码着牌，悄悄地出牌：“发财。”
　　“咚咚。”有人敲门。
　　“假装不在家，别理他。”我们三人闷头不吭声地玩牌。
　　“咚咚咚！”门越敲越响。丁小鲁在门外喊，“吴胖子，开门！我知道你在家。”
　　“碰——四筒。”
　　“吃——大饼。”
　　“和了！”
　　“吴胖子，你开不开门，不开我可卸门板了——于观拿改锥去。”
　　“不行我得去看看了。”吴胖子坐不住了，“不然我们家改过道了。”
　　“这丁小鲁怎么那么烦呐？”我恼火了，“不好好在家创作，串什么门呵？不让串还不行。”
　　“你们俩别吭声，我去看看她有什么事？”
　　吴胖子带上房门出去。
　　“方言刘会元在不在你这儿？”丁小鲁领着于观、马青往里闯。
　　“不在。”吴胖子堵着门说，“说好了下半辈子再见，就你不守规矩，这礼拜我见你八回了。”
　　“安佳可说是到你这儿来了。”丁小鲁推开吴胖子，“你让开，让我进去看看。”
　　她很快走到我们藏着的紧闭的房门前。
　　“别进去，我们里头那姑娘还没穿衣裳呢。”吴胖子在后面喊，“这人怎么这样？直接就往人家男同志卧室钻。”
　　“你骗谁呢？”丁小鲁哐地把门推开，冲着笑嘻嘻坐在屋里的我和刘会元说，“好呵，把我讧去关禁闭，你们几个倒悄悄闷这儿乐上了。”
　　“我们这儿研究工作呢。”我一本正经对丁小鲁说，“别老净把我们往坏处想。”
　　“是是，没说你们干别的，就知道你们是在工作。国家麻将队的么，不干这个那才叫不务正业呢。”
　　“马青。”我们没理丁小鲁，站起来和马青握手，“今儿怎么有空儿上这儿来了？”
　　“给几位爷请安来了。”马青扑通倒地就跪。
　　“哟，别别别，这是怎么话儿说的？”我忙抢上一步搀扶，“你这不是逼着我趴下打滚么？”
　　“今儿你要不答应我，我就把我这头在这地上磕出脑浆子来。”马青指着脑门子发誓赌咒。
　　“我答应，我全答应！您就是让我即刻跳楼我也没二话。”
　　“没那么严重。”马青腿儿一直站起来，笑嘻嘻地说，“我就是想入你们这作协，这么说，你答应了？”
　　“这个嘛，”我松开马青，在屋里踱起步，一手食指按着腮帮子，“这事可得研究一下了。你有著作吗？”
　　“我？”马青四下屋里望望，奔床就去，连连把头往床垫子上撞，边撞边嚷，“我不活了，我死了算啦。”
　　“可别！”我大惊失色又抢上一步拦腰抱住他，冲吴胖子刘会元他们嚷，“你们怎么光看着？快接一下呵。”
　　吴胖子上来，狗熊掰棒子似地把马青夹住。马青还跳，确实跳不动才停下来万念俱灰地闭着眼喘气，腮上挂着泪——不时瞟我一下。
　　我站在旁边作揖打躬地解释：“不是我们嫌您瘦不要您，我们是敞开大门的。关键在您，您得考虑好了，别一时冲动，干这事是要让人指脊梁骨骂祖宗八代的。”
　　“我帮伙里都呆那么些年了。”
　　“是呵，按说我们不该再怀疑您了。问题是您不是老早被清除了吗？我们又有点拿不准了。莫非您变了？”
　　“我没变！”
　　“那干吗清除您？这逻辑上说不通呵？”
　　“这他妈纯粹是误会。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能人多呗。跟那些新来的比，我们这些老同志都算夹生的。”
　　“好。”我看了看刘、吴二人，表态，“要是您还是老样子，那入我们这会富富有余——我们拜您为师。”
　　吴胖子松开马青，马青喜笑颜开，极推心置腹地对我们说：
　　“我这人就有一条好：不爱吹牛，专办实事。只要你们信得过我，我让你们占够了便宜。”
　　“这你是老手。”
　　“这么着吧。”吴胖子说，“你先给我们哥儿几个开顿饭吧。”
　　“这算什么呀？这是最低档次的要求了。我还告你，不出仨月，我让你见饭就晕见饭就吐。再不出仨月我让你们个个见妞就哭见妞就跑。”
　　“好好。”大家一起笑着说，“这回算是用对人了，我们等着。”
　　“我还告诉你们，”马青得意地说，“一应闲事一概不用你们操心，你们只管专心创作。写出好作品则罢，写不出也没关系，咱们照样出大名让人敬着让人爱着，这就叫光棍闯天下，空手套白狼！”
　　“那你先给我们把今儿的午饭奔出来吧。”刘会元说。
　　宽厚结实黄琉璃瓦顶的朱红宫墙。墙内是气象森严的皇家园林，墙外是嘈杂热闹的摊贩市场，不远处是车水马龙人群熙攘的繁华商业街。
　　一家旧货商店的台阶上，一群背头管裤尖皮鞋的闲人双手揣在兜里站在那儿东张西望，马青和于观也混在里边同样装束同样神态。
　　有男女老少走过来，这帮人就各选对象迎上去，诡秘地小声问：
　　“有美子么？”
　　“有日子么？”
　　“有港子么？”
　　马青和于观问的则是：“有请作家吃饭的么？”
　　“没有！”一个时髦女郎怔了一下，茫然离去。
　　“刚请过。”一个老绅士客气地回答，“这会儿只想请自个吃饭了。”
　　“刚请过。”一个体面的小伙子也同样回答，“要是你们手里有歌星影星什么的我倒愿意再请。”
　　“看来全市和作家除了咱们那拨都已经分头吃上了。”于观说。
　　“我看这么等不是事儿。”马青绞着脑汁说，“咱们得换一方式。——有了！”马青一拍脑门，豁然开朗地笑，低声对于观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
　　“合适么？”于观不太赞成。
　　“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马青拉着于观走，“来吧，咱们拣个人多的地方。”
　　二人过了一条街，来到最繁华的路口，于观径自走入人群，马青默诵了一遍词儿，扬起脸拉开嗓子喊起来：
　　“瞧一瞧，看一看呵，花钱不多，乐趣无穷——二十块钱请五个作家吃饭呵！名额不多，欲购从速。”
　　于观拔腿从人群中冲出，作迫不及待状，边跑边喊：“给我五个给我五个！”
　　“这位同志要了五个，还有要的没有？机会难得，售完为止！”马青对着纷纷停下观看的行人声嘶力竭地嚷。
　　“真不贵。”于观也对旁边的人群说：“好一点的花布四块钱还扯不了一米呢。”
　　“就是。”两个中年男人说，“我们饭量也不是很大，一人来八两饺子加点凉菜啤酒就行了。”又对马青嚷，“我们就自愿结合了，五个人一组五个人一组。”
　　围站在马青旁边的男女闲人都掏出作协会员证自动按所属分会的不同排成一队队的，安详耐心地站着。
　　马青撒腿就跑。
　　于观在一条僻静的胡同找到躲躲藏藏心有余悸的马青埋怨道：
　　“你倒跑得快，我衣裳也撕了，脸也挠破了，差点就没命了。幸亏派出所民警来的及时，把我抢了出来。”
　　“出师不利出师不利。”马青探头探脑往前后胡同口张望，见确实没有作家追杀而来，这才放下心，对于观说，“谁想到今儿作家全出街了。”
　　于观摸着自己脸蛋上的血道子，滋滋地吸着凉气，看着手上的血珠儿说：
　　“国乱思良将呵，要是杨重在，我哪至于遭这份荼毒。”
　　“要是杨重在，我也不至于这么孤掌难鸣黔驴技穷。”马青也叹，“他小子到哪儿去了？到处找不着杳如黄鹤无影踪。”
　　“没准也正在哪儿想着咱们呢。”于观说，“怎么着？咱是就此罢休还是再生一计？”
　　“再生一计吧。”马青说，“这次失败是咱这地儿没选好，撞作家窝里了。咱们去西单吧。我还是这么叫卖，你扮工商的取缔我，就地贱卖，咱把价儿喊到四十。”
　　“你除了这些损招儿就没别的什么光明正大的么？”
　　“干的就是骗吃骗喝的事劳动光明正大你就不怕遭报应？”
　　“有作家画家记者导演我买——”随着一声悠长地吆喝，一个呆头呆脑肩上挂着褡裢的老帽儿敲着梆子挨家挨院地叫着问着走过来。
　　“这都是作家，特有名的作家。”马青把我们一一引见给那个老帽儿，同时小声地对我们说，“实在对不起哥儿几个，中饭正餐确实来不及了办了，哥几个对付着吃点夜宵，打明儿起，明儿咱一天三顿。”
　　“告诉我们可是等了你一天，抗了一天。”我对马青说：“不求鸡鸭鱼肉吧，这夜宵总得让我们吃饱了。”
　　“没问题，一人一斤炒疙瘩够不够？”
　　“让厨子多搁点盐差不多。”
　　“一人一斤炒疙瘩多搁点盐！”马青冲伙房里嚷，伸手从脏得看不清眉眼的女招待手里接过同样脏得都能站起来的抹布大刀阔斧地扫除着桌上的山山水水，“你们谈你们谈，有什么心里话都掏出来。”
　　“几位是干什么的来着？”老帽儿犹犹豫豫地试探。
　　“作家。”我说。
　　“噢。”老帽儿傻张着嘴，“作家，这得记住了，要不一转眼又把你们当成劫道的了。”
　　“我们都特清高。”我对老帽儿说，“一般我们从不跟人吃饭。今儿能来，还一齐来了，真是给你脸了。”
　　“那是那是，我懂这道理，原来你们都是自个吃自个的，几位平时忙吧？”
　　“忙！”我说，“天天都是后半夜才睡，创作么。”
　　“几位都写过什么呀？”
　　“说了你也不知道。”我眼睛盯着伙房出口，肚里敲着鼓，手指打着点儿，“不能让你看见，我们都是写给圈里人看的。”
　　“让你看见就坏了，让你看见的全是通俗。”其他人也都跟我一个架势，心不在焉怒气冲冲就丁小鲁还内在点。
　　“你是干什么的？”吴胖子“啪啪”摔着筷子问老帽儿，“问我们半天了我们还没问你呢。”
　　“我么，什么都干，今卖‘减肥灵’明儿卖‘肥得快’有时还同时卖两样儿。”
　　“有上当的吗？”
　　“多，数都数不过来。”
　　“赶明儿我们给你宣传宣传，上当和就更多了。”
　　“对对，我今儿请大家吃饭就为这个，你们都是专家。我这点手艺跟你们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早听说没见过这回见了算真服了。”
　　“我们也不容易。”吴胖子斜着眼儿说，“你以为编瞎话是个人就能干？就能那么炉火纯青一点马脚不露。”
　　“是是，我晓得，这也得练，也得一点点培养。学好容易学坏难光脸厚心不黑也不行百年树木十年树人么。”
　　“象你们这卖假药的是不是也挺不容易？”刘会元问。
　　“不容易。”老帽儿深为感慨地说，“要说起来比你们难。你们嚷嚷出去还有市场，我们名声都搞坏了，所以得跟你们结合着来，你们有人信呵。”
　　“所以我们特珍惜呢。”
　　“是得珍惜。”老帽儿说，“要让人认出是骗子在明处那就没法骗了。你譬如说，谁见我都知道我是个骗子，我还骗谁去？一不留神还得让人骗了。”
　　老帽儿坦诚地望着我们几个：“本职工作都没法儿做了，心眼儿全使在小心别给人骗上了。”
　　“真不容易。”我们大伙感叹，“要不怎么说一心不能二用呢。”
　　“我可没一点旁敲侧击各位的意思。”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七嘴八舌说，“你就真旁敲侧击我们我们也不在乎。”
　　“怎么饭上的这么慢？”吴胖子掉脸喊起来，“饭馆饿死人啦！”
　　“来了来了。”老板娘闻声过来，“稍等稍等，马上就来，疙瘩太多，且得炒会儿。”
　　“不是你们瞧不起人是不是？”吴胖子指着老帽儿发脾气，“我们这位先生有钱，多给你一倍饭钱也不在乎。”说着就动手翻老帽儿褡裢，“把钱都给她，有什么呀？”
　　“别别。”老帽儿捂着褡裢央告，“咱们再等会儿再等会儿我倒没觉得慢。”
　　“你们真得快点了。”我说，“这儿都是作家，来吃一回不容易，真发了脾气砸了你的饭馆，告到哪都没人管。”
　　“你们头儿是谁？”吴胖子不依不饶，“叫他出来，一块上派出所。我还不信了，明儿就给你们见报，头条新闻：著名作家一群活活饿死在某饭馆。”
　　“我就是头儿。”老板娘说。
　　“那就拉你上派出所？”吴胖子拍桌大喝，“方言刘会元你们俩个先拉着她头里走。”
　　“闹什么闹什么闹什么？”随着一连串不耐烦地诘问，两个民警晃着警棍走进来，“谁想上派出所？咱们是一路。”
　　“闹什么闹什么你闹什么？”我站起来指着老帽儿对民警说，“他想上派出所。”
　　“过去我老以为自己是流氓。”一个一直坐在一边就餐看了全过程的汉子对女友说，“今儿算见着真流氓了。”
　　半夜，我们一干人被派出所放出来，气哼哼地回到吴胖子家，搬椅子铺毯子围着方桌坐下把一盒麻将哗啦倾出来，七手八脚地码牌。
　　“我看你们先不必急着玩麻将。”在一旁沙发上坐下的丁小鲁说，“还是好好总结一下前一段的工作吧。”
　　“是得好好总结一下了——七，七对穿。”我一边欠身抓牌一五一十地摆着一边喝问，“马青来了没有——东风。”
　　“来了。”马青从角落里惭愧地站起。
　　“瞧你干的这叫什么事？真他妈有辱斯文——吃，红中——你下回还这么干么？”
　　“不不，我下回不这么干了，下回改干别的。”
　　“我觉得马青这人不能用了。”丁小鲁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他老是八路军打鬼子那一套破路诱歼化装什么的一点拿上台面的本事都没有。”
　　“就是，要狠狠批评，什么作风？下回可得改了——七万，喂你一香张。”
　　“老是八路的干活不行嘞。”刘会元看着自己的牌自言自语，“现在八路对鬼子也玩笑里藏刀了——三万，谁爱吃谁吃去。”
　　“碰！”我推倒自己跟前的两张“三万”，撸胳膊挽袖子大伸着手恫吓着庄家，“下面马上就开始‘提’桩运动。”
　　“我也准备开始‘提’桩运动了。”吴胖子也趴了牌笑眯眯地说。
　　“那我就准备‘提’大家了。”身为桩家的于观趴了牌笑着说。
　　“我走了。”丁小鲁站起来说，“你们玩吧。”
　　“哎哎，别走呵。”我运足气摸起一张牌，看了一眼打出去。回头对丁小鲁说，“工作失误总是难免的，我不是已经批评马青了？他也答应改，要不你再批评批评他，大伙儿再批评批评他。”
　　“马青你太不对了。”刘会元打出张牌看着上下家说，“你们和去吧——你怎么能一点不痛心呢？起码应该有个表示哪怕红红眼圈儿同志们也好原谅你。”
　　“瞧把我们丁小鲁气的——哎，桩家上‘挺’就放‘冲’。”吴胖子瞅着犹豫不决拿不定出哪张好的于观说，“还不快向人家赔不是，说‘我对不起你我心里有愧再不敢了。’”
　　“我对不起你我心里有愧——我再不敢了。”
　　“你不必对不起我也别有愧——继续敢吧。”
　　“集体负责集体负责。”刘会元说，“反正也没外人，咱们互相对不起完了。”
　　“不不，还是严肃点好，咱们都没责任，就马青一个人不是东西——换‘挺’就放‘冲’，记住我这句话。”我对刘会元笑说。
　　“我走了。”丁小鲁站起来，“我真走了。”
　　“别走别走，千万别走。”大家坐着看着自己的牌一齐挽留。
　　丁小鲁出屋，开门，回自己家去了。
　　“多不好，多不好。”大家纷纷念叨着，继续全神贯注地打着牌。我抻着脖儿看着面上的牌难以置信地说。
　　“怎么就‘提’不上来呢？跟熟张儿。”
　　“和的就是熟张儿。”于观笑着把牌推倒，拿起我刚打出的“四条”放到他那堆“条子”上。
　　“操他妈，我‘挺’了半天，就是不上张儿。”
　　“我也‘挺’了半天，砍单儿‘五条’，‘挺’的太窄。”
　　“我不该换‘挺’，坚持对倒‘七条’‘八万’要不早‘和’了。”
　　大家议论牌局，“哗啦啦”地一齐伸手洗着牌。
　　“马青你玩不玩？”于观回头对坐在一边抽烟的马青说，“你玩我换你——我不想玩了。”
　　“别别别，别走。”我们一起拉于观，“刚上瘾不能走，才两点，早呢，马青要玩可以加‘磅’。”
　　“甭操心丁小鲁，她没事，她也是属熊的——撂爪就忘。我们多少年了？比你了解。”
　　“不是为了丁小鲁，我是困了，打叫你们扣这儿就没合过眼。还是让马青上吧，一样。”
　　于观站起来，把位子让给马青，我们仨瞅着他说：
　　“没劲，你这人没劲。”
　　“就算我没劲，”于观笑着说，“你们就让我没劲一回吧。”
　　于观走了，我们四个接着玩，一直玩到天亮。当我从吴胖子家出来，看什么都俩影儿了。我对马青说：“去吧，上街吧，不干出个样儿来别回来见我！”
　　三
　　“哎哎，你过来。”马青倚在马路边的蓝白铁栅栏上，冲两个从他眼前走过的妙龄女郎招手，“我跟你谈谈。”
　　“你跟我谈什么？”脸白一点的姑娘停住，迟迟疑疑和女伴走来，警惕地问。
　　“我特想帮助你——见你。”马青诚恳地说。
　　“帮助我什么？”白脸姑娘不自信地低头看看自个身上的“咸菜裙”，摸摸腰上的裙扣，扭脸在旁边一家高级餐厅的贴太阳膜的大玻璃上照照自己的嘴脸，“我挺好呵。”
　　“你不好，这我知道。”马青说，“你表面看上去部优产品的感觉，但你心里其实特苦恼，对自个特不满意。”
　　“没有。”白脸姑娘说，“我不但表面上对自己特满意心里对自个儿也特满意，混成这样不错啦。”
　　“好，就算我看走眼了吧，你一切都好，可你不想好上加好么？就是俗话说的锦上添花画龙点睛什么的。”
　　“不想了。”姑娘也极诚实极坦白地说，“见好就收，再好就好过去了。”
　　“实诚。”马青热情洋溢地赞道，“看得出你有很多美德，除了实诚还善良，扶危济贫扶老携幼特别见不得别人受苦。”
　　“是是，我是这样儿，这回算让你说着了。”
　　“菩萨心肠侠女风骨圣母情怀。”
　　“对对。”姑娘连连点头，“越说越象了。”
　　“要不怎么这大街上这千奇百怪这芸芸众生中我谁都不叫单叫住你呢？就知道你是好样儿的。尽管自己有今儿没明儿，但一看见别人受苦坚决不答应！喜欢什么只管说，只要我有……”
　　“不不，这也就是话赶话那么一说吧，一般来说我全答应。”
　　“人活着要有志气有追求。”马青温和地责备白脸姑娘，“不是我**你，人活着怎么能光为自己吃好穿好呢？还得让别人也吃好穿好大家都讲吃讲穿才算完事。”
　　“那‘别人’干吗非得别人‘让’才能吃好穿好？自己混不上么？”
　　“你太让我失望了，看来你的心灵没有你的外表那么美，在我眼里你丑了——还不如她。”马青转脸一指白脸姑娘旁边的黑脸姑娘，“别看她长得寒碜，外表上有点残次，但心灵一准比你美——我问你，看见别人受苦，譬如我吧，你忍心么？”
　　“我忍心！”黑脸姑娘怒视着马青说，“不但忍心还幸灾乐祸！”
　　“可我不忍心！”马青飞快地说，“看到你们灵魂有罪我心都碎了。所以我说我要帮助你们呢，你们还认为没什么可帮的。这样吧，咱们作个交换，谁也别吃亏，我拯救你们灵魂你们保护我的身体，都尽力而为，有多大劲使多大劲。”
　　“我看咱们还是谁也别管谁拭目以待吧，看谁烂得快点。”黑脸姑娘一拽白姑娘，二人联袂离去，黑姑娘还对白姑娘说：
　　“我早告诉你过，但凡大街上有人热情诚恳地叫你，千万别停下理他，准都是憋着要害你，掏走你点什么。”
　　“你们就坐失良机束手待毙后悔莫及吧！”马青跟在姑娘们后面大声喊，“自私自利的人垮掉的一代多余的玩艺儿！”
　　姑娘们拐过街角不见了，马青掉头往回走，兀自愤愤不已，嘟哝着：
　　“就这种境界怎么能指望你们挺身炸碉堡舍命堵枪眼儿剩下我们过幸福生活。”
　　“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
　　马青吟唱着，双手插在裤兜里，拖着步子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晃荡着。逆着潮水般的人流毫不避让地走，方向、步态、节奏与他四周急匆匆拥来拥去的人群恰成鲜明对照。还是那些商店房屋，还是那些车辆人群，还是那些装潢广告还是那些色彩形状那样的空气味道那样的神态举止口音嗓门。马青的吟唱变成尖锐响亮的口哨，仍然吹着那首歌，同一旋律反反复复。人们从五花八门形状各异颜色不一的商店涌出涌入，大声喧哗窃窃私语，人流中马青若隐若现，市声中口哨时断时续。
　　同一条街另一端的一家高级工艺古董店里，杨重油头粉面西服革履鼻梁上架着副金丝眼镜彬彬有礼地牵着一个珠光宝气十个手指戴满钻戒一头一脸翡翠玛瑙的重量级老妇人在琳琅满目堆积如山的金银玉器名贵印石象牙雕刻地毯瓷瓶中穿行，不时端详着一件玩艺儿品味着。
　　“您瞧这地毯怎么样？丝织的，越磨越新，越踩越厚，才巴掌大就三千。”
　　“便宜。”老太太鄙夷地瞧了一眼说，“上回我买一拷花呢手绢还八千呢。”
　　“这大花瓶怎么样？”杨重指着一个比他还高上面彩绘着足有一个营的古代儿童大瓷瓶说，“一万二。”
　　“便宜，”老太太说，“上回我买一陶夜壶还一万三呢。”
　　“您再瞧这一百多斤的鸡血石，三万。”
　　“瞅着还挺喜欢，就是太便宜。”
　　“没关系，只要您喜欢，咱可以跟他们砍价儿呀。”杨重转身冲垂手侍立一边的伙计招招手。伙计忙满脸堆笑地小碎步凑上来。
　　“你这鸡血石卖多少钱？”
　　“三万。”伙计指指标签，“上面标着呢。”
　　“太便宜了，你能不能给往上涨涨？”
　　“这可不行。”伙计低三下四地说，“我们这是国家的买卖，要涨得一起涨，五行八作蔬菜副食小百货——单价涨不允许。”
　　“可你这也太便宜了，不值当我们掏回钱。”杨重对伙计说，“咱好好商量商量，你贵点我们多买你几件。这样吧，你要实在为难，咱们就少涨点，六万！六万怎么样？起码也得涨百分之百吧？”
　　“百分之百可不行。”老太太说，“怎么也得百分之二百。这么沉的东西我才花六万就买回去我先生又该埋怨我不会买东西了。”
　　“九万吧那就。”杨重和伙计磨，“要不八万五？不能再低了。”
　　“这我确实作不了主，只能卖三万。”
　　“算啦。”老太太说，“既然他不肯涨，咱们就甭买了。”
　　“这官商作风是霸道，一点儿价儿不肯还。”杨重冲着伙计说，“就你们这么做买卖，买卖好不了。”
　　“手里有钱生是花不出去。”老太太在杨重的搀扶下边往门外走边唠叨，“钱花不出去还一劲儿涨利息这不是逼着我把人民币砸手里么？”
　　“就是，成心坑人，没法不有意见。”
　　杨重把老太太送出古董店，扬手叫：“三轮。”
　　一辆三轮驶过来，杨重双手托着老太太腰，咬牙用力一举：“起！”把老太太稳稳地塞进车座。对三轮车夫说：“甭不好意思要钱，下一千你都对不起这夫人。”
　　“可北京就没有价钱合理的地方么？”老太太在三轮车上还抱怨，“白上一回街一分钱也没花出去。”
　　“我再给您留心打听。”杨重在马路边上向老太太致敬，“听说政府要采取措施了，有希望。”
　　老太太乘着三轮一溜烟走了。
　　杨重看了看表，倏转身向另一个方向匆匆而去。他边走边把眼镜摘下来揣兜里，系上衬衣领扣掏出条艳红的领带花哨地打上，又满身上下摸兜，最后找出一朵皱巴巴的红花别在胸前。
　　这时，他已经来到了一个艳俗艳俗的大饭庄门口。饭庄门口站着一群艳俗艳俗的新郎新娘。其中一位尤其艳俗的老姑娘已经十分焦急了，一见杨重立刻浓眉倒竖，用刘秉义都相形见拙的嗓子喝问：
　　“你怎么才来？合同上不是规定了要提前十五分钟到达结婚现场？”
　　“你扣我百分之十五吧。”杨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没顾上多解释，立即站到新娘身旁的工作岗位上开始勤奋工作——新娘的第一个女友已经到了。
　　他们和饭庄门口其他新郎新娘一起向各自的前来赴宴的亲朋好友作揖欢迎。
　　“祝贺祝贺。”
　　“同喜同喜。”
　　满面笑容一片殷勤充满喜悦。
　　“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
　　马青哼着小调走到饭庄门口，走过去又转回来，瞅见台阶上的杨重，似曾相识又不敢相认，打量着判断着往最坏的地方想了半天仍然难以置信。
　　杨重携着新娘转过身，新娘的手从背后找着杨重的手拉着往自己的腰侧搂——杨重够了够手勉强搂住新娘的腰。二人一同进了饭庄。
　　马青跳下栏杆，奔到饭庄临街窗前，扒着往里看。只见杨重坐在好几桌老姑娘中间，风度翩翩地笑着，一杯接一杯喝着酒。大家起哄，新娘蛮大方地迅速在杨重脸上亲了一下……
　　照相馆拍照室里，杨重涂着红脸蛋拥着身穿白纱裙手捧一束塑料花的新娘站在推车式照相机前，背景是大海高山和白去，山上有花，海里有浪，两边各有一排照明灯烤着他们。
　　“再给女同志垫两块砖。”照相师从照相机后面的黑布罩里钻出来指挥说。新娘迷人地笑。
　　“男同志脑袋往女同志那儿靠靠，眼睛睁大点——让你睁大点眼睛没让你张大嘴。”
　　“没法再睁了，长的就是丹凤眼儿。”
　　“丹凤眼儿就丹凤眼儿吧。”照相师咕哝着，挂好底片板，举着快门说，“照了呵，笑，笑开点。”
　　“喀嚓”一按快门，“噢——”众人哄。
　　新娘拉杨重来到场子中间，作欢华尔兹状，二人象两朵大花瓣似地左右开放着，侧脸对着镜头笑。
　　“噢——”再哄。
　　“如果我再给你加百分之十五，”新娘意犹未尽地说：“你愿意增加一服务项目吗——入洞房？”
　　“我们卖艺不卖身。”杨重严肃地声明。
　　“真恐怖！”
　　小酒馆里，马青对疲惫不堪坐在他对面的杨重说：“说实在我没想到你堕落到这种地步。一个人怎么能这样呢？就算不求有功，总得但求无过吧？人家会对咱们新一代青年怎么看？”
　　“你就别批评我啦，你也是乌鸦落在猪身上，光看见我黑了。”
　　“你就别一个人混啦。”马青语重心长地说，“咱们还是一起混吧，人多力量大，敢叫日月换新天。人心齐泰山移蚂蚱还有四两肉一个萝卜一个坑咱们怎么就不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呢……”
　　“……”
　　“我们大伙儿可都特想你，特需要你。”马青盯着杨重说。
　　杨重仍是不语，只是一个劲儿用手搓着被新娘锛过的那半拉儿脸。
　　马青叹口气：“唉——，我知道你是伤心了，不愿意再跟宝康那号人打交道了。可问题是天下哪有干净人？你给我找一个响当当洁白无瑕确实值得咱侍候的人我跟你走！我投奔你！——方言他们相比之下还是不错的，起码人家承认自己是流氓，除了打麻将不动别的坏心眼儿。不贪污不受贿不逼着大家学这学那的——这就好合作。”
　　“你究竟是想当作家呵还是决心当麻将运动员？”
　　“当然作家了。”我对安佳正色道，“专业作家业余麻将运动员，这还不明白？”
　　“没法明白，你可曾写一个字了麻将倒打得昏天黑地。”
　　“你真是不明白。我那哪是打麻将我那是手上打着麻将心里琢磨小说。这不，八个长篇的构思都出来了，再酝酿几天就同时上马了。”
　　“你也别八个长篇了，你先弄个微型小说——真写出来给我看看。”
　　“短期行为是不是？急功近利是不是？”
　　“方言！”有人在楼下叫，“方言！”
　　我停止和安佳斗嘴，踱上阳台往下看，见吴胖子马青杨重在楼下仰着脸儿。
　　“下来，”吴胖子说，“开会。”
　　我回到屋里对安佳说：“瞧瞧，这可不怨我吧？想寂寞点环境还不允许。”
　　一进吴胖子家我就第一个去拿麻将匣。
　　“别急猴猴的。”吴胖子说，“咱们先说点正经的。”
　　“好好，说正经的。”我把麻将匣搂在自己胸前，“有什么正经的？”
　　“杨重准备参加咱们一伙儿了。”马青说。
　　“参加吧。”我说，“再找一个咱们就可以开两桌了。”
　　“他有些想法儿，把咱们的事儿煽起来。”马青转脸对杨重，“你自个说吧，我也学不好。”
　　“我先问一句。”杨重瞅瞅我，又瞅瞅我怀里的麻将，“咱哥几个是真想干番事业呢还是就起一道哄？没别的意思，就为好掌握这分寸。事业有事业的办法，起哄有起哄的办法。”
　　“管阴沟不叫阴沟叫地道——当然是干事业了。”
　　“不是我在这里解释一下呵。”于观插话说，“杨重我们都是特好的朋友，有什么话完全没必要藏着掖着。”
　　“真是干事业。”我看刘会元吴胖子，“再不能这么混了。”
　　“确实是想干事业。”他们俩一起说，“不想混了。”
　　“咱跟哥们儿是不是就别装了，留着劲儿冲外人使去。”马青说，诚挚地望着我。
　　“好吧，那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极诚挚地看着杨重，“我们就是起道哄。”
　　“干事业您找别人。”杨重说，“起哄交给我，保证还给您哄好。”
　　“那就哄吧，哄的越大越好。”
　　“我是这么想的。”杨重有板有眼地说，“既是起哄咱就得像个起哄的样子，哄的专业点，该成立组织就成立组织该刻公章就刻公章。一人来个小证件，一人来打小名片，一人来身新衣裳，到哪儿一站，证件一掏名片一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横竖怎么看都像那么回事。”
　　“同意，就这么办吧。”
　　“杨重认得很多人民币砸手里人。”马青说，“急得直哭，恨不得一晚上把钱全撕喽。”
　　“好呵，他一人花不动咱们大家帮他花。这方面在座的都具备很好的基本功。”
　　“可有一条。”杨重说，“人家扔钱是要听响儿的。得有好名分，花多少不在乎，得花的有道理。”
　　“赞助艺术家这名分还不够好道理还不够多？咱们有组织么，有证件么，你信不过我还信不过我们组织？”
　　“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成立组织是首要的。”杨重说，“再有，咱们还要和文艺界广为联络，最好有个活动地点。大家到那儿可以吃呀喝呀吹呀，谈谈艺术，交流交流创作信息。”
　　“那就搞沙龙，买几套桌椅几斤茶叶。”
　　“我也是这意思，如果大家没意见，我立刻就着手办了。”杨重说，“地儿我都看好了，我们家街坊有个小厨房，盖得是永久性的，洋灰顶子水泥地一砖到底，地儿也够宽。都站着能塞十来个人。”
　　“最好再找几个漂亮妞儿。”吴胖子说，“招待大伙儿。”
　　“那是必不可少的。”杨重说，“这我已经考虑在内了。”
　　“这些事我和杨重已经跑起来了，已经进入到具体安排了。”马青说。
　　“三Ｔ公司的老班子是过硬。”我夸道：“我们做梦想想的事儿你们全当真事办了。”
　　“咱们成立组织，申领营业执照能批下来么？”刘会元问，“你们工商局有人么？”
　　“这好办。”杨重回答，“三Ｔ公司原来有照，现在成立新组织不用另起新照，到工商局改个照就行了，把名称换一下。”
　　“对了。”我说，“咱要成立个新组织你们打算叫什么呀？”
　　“起个鸟的名字吧。”吴胖子说，“别致一点，白头雕信天翁什么的。”
　　“鸟不好，我的意思还是起个走兽的名字，咱们都属于走兽。”我说。
　　“獾？”于观说，“獾怎么样？要么猞猁？”
　　“还是不要找太熟悉的动物。”杨重说，“太熟悉的动物习性广为人知容易让人把咱们的所作所为和该种动物等同起来引出寓意。”
　　“我看咱们找个不三不四的动物，非驴非马谁也不好说是什么。”刘会元说，“海马！海马怎么样？有个马名但从不四蹄生风一贯暗地游走。”
　　“就海马吧。”我说，“挺好，‘海马创作中心’。”
　　“海马海马。”大家同说，“就海马了。”
　　这时，丁小鲁推门进来，见坐着一屋子人转身要走。
　　“回来回来。”吴胖子叫，“你还不赶快归队，我们这儿已经有组织有纲领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丁小鲁看见杨重，笑着说，“杨重你也混这儿来了？我一向以为你是好人。”
　　“我跟他们学学坏。”杨重说，“别让几位老师绝了后。”
　　“谁跟谁学呀？”我们一帮人笑着说，“我们全跟你学坏了——本来挺好。”
　　“说正经的说正经的。”马青嚷，“呆会儿再聊。”
　　“就是丁小鲁没正经的，一进来就搅。”大家转回话头，“咱们继续说咱们的。”
　　“你也坐下来听听。”于观拉丁小鲁，“别忙着走——回去你也没事。”
　　“像你们！”
　　“再有件事也得大家议议，我和马青没敢作主。”杨重说。
　　“跟真的似的。”丁小鲁笑，“你们能有什么正经事？”
　　“别搅别搅。”我制止丁小鲁，对杨重作倾听状，“嘛事？”
　　“我和马青奔这儿来的时候，跟礼士路口电线杆子上看见一贴子。”杨重道，“说有一杂志办不下去了，招人承包，爱登什么登什么一概不管只要赚钱。”
　　“我们想揭来着。”马青补充说，“当时我们就想，既然咱搞文学，手里有个杂志不挺好？又怕哥几个嫌办杂志累，你们是作家，稿子还得你们写，心说还是回来先跟你们商量商量吧。”
　　“这杂志要接过来稿子就得我们哥几个写？”我看看刘会元和吴胖子，他们俩跟我面面相觑。
　　“难么？”杨重不解地看着我，“这写小说不就是把汉字串起来么？我要没事我也写了。”
　　“是，你说的也对。”我说，“那就揭吧，把榜揭了。”
　　“登不了字书还不能登连环画么？”于观说，“不怕。”
　　“那我们可得立马走了。”杨重叫上马青站起来，“别让人捷足先登。快去快去。”大家一起送他们。
　　丁小鲁在一旁笑，瞅着我们大伙儿笑，我脸一红，汕汕地对她说：
　　“有点历史上今天的感觉是么？”
　　“有点儿。”丁小鲁笑着说。
　　四
　　那小厨房地确是个非常像样儿的小厨房，在全市的小厨房里也是数得上的。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非常激动，因为你根本拿不准在那儿会碰见什么人。
　　我们在去小厨房的路上遭了雹子。
　　出门的时候天气很好，地上刮着晚风，天上挂着晚霞什么的，谁都没想到这中间会有什么变故。
　　我们挤在公共汽车里蹒跚前进时天气仍然很好，周围互相贴在一起的男女老少身上都散发着臭汗味儿。接着，眼瞅着天迅速阴了下来，一团团乌云低而浩荡地从高大建筑物的顶端疾驰而过。大家都说：“真凉快真凉快，快下场雨吧，要不麦子该旱死了。”
　　我们下了公共汽车时还很乐观，尽管街上已腥风四起，行人抱头鼠窜，我们仍认为不过是场雨。吴胖子还仰天呼唤：“让暴风雨快点来吧！”
　　话音刚落，第一批雹子就齐刷刷砸下来，回头再想回公共汽车，车已经开走了。
　　往前跑，前面倒是有一排商店，但等我们跑到，商店内外已挤满了中国人，狗都钻不进去。这期间，雹子一点没闲着愈下愈密，马路上白花花一片蹦着跳着四处飞溅着。最后把我们砸急了，确实走投无路，索性站住，脸红脖子粗地嚷：“你砸死我们得了！”
　　有心地善良的大妈顶着雹子来劝我们：“还是避避吧。”
　　“就不！”我们赌气地说，“让它砸，今儿它要不砸死我们我们跟它没完！”
　　当我们最终走进作沙龙状的小厨房时那模样儿十分悲状，连马青都没认出我们，冲我们嚷，“你们哪儿的？”
　　“连我们都不认得了？”身子骨最硬朗的刘会元勉强挤出这句话，就一屁股坐旁边一人身上了。三个正坐着砍的人被我们挤走了。
　　“别走别走，一快儿坐，一人半拉。”我过意不去地对被我挤走的那位说。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马青认出我们，杨重于观也忙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扒着我肩膀，托着我下颏问，“被谁打了？”
　　我昏沉沉地往街上一摆头。
　　他们仨立刻冲了出走，片刻骂骂咧咧回来：“没人呵？”
　　“都是游击队，那还不打完就跑。”一个姑娘愤愤地说。
　　“查查是哪部分的跟这一带活动。”于观对杨重说，“伏击咱哥儿们那还了得老百姓还不定被他们打成什么样儿呢？”
　　“没跑，准是二蛋子那伙儿。”那姑娘又说。低头问我，“你怎么样？要不要来点鸡尾酒？”
　　“非常需要。”
　　“这是美萍。”马青在一旁给我介绍。
　　“美萍是谁呀？光听说有美龄。”我接过一杯花花绿绿的液体，呷了一口，“扑”地喷出，“这怎么是广告色的味儿？”
　　马青忙扑上来捂我的嘴，“小点声儿。”对美萍说，“给他换杯不搀颜色的——噢，对了，你没见过美萍，她是新入咱们伙儿的，过去跟我们三Ｔ公司特熟。”
　　杨重从外边进来，一脸太平，对于观说：“问清楚了，不是人揍的，遭了雹子。”
　　“天揍的那咱就没办法了。”于观说，“谁管的了天呀？”
　　“你们怎么净弄熟张儿？”我再次从美萍手里接过一杯无色透明的水，看她一眼说，“敢情我们成立组织光给你们解决困难了？”
　　“这人怎么这么说话？”美萍纯洁无邪地望着于观，“你们说的跟我想的怎么不一样？”
　　“刚遭了雹子，胡说八道的。”于观安慰美萍，“平时不这样——不老这样儿。”
　　“这我还觉得有点奔头儿。”美萍转身走开。
　　“丁小鲁在哪儿丁小鲁在哪儿？”随着一连串发问，一个端杯颜色水的大脸女人奔了过来。
　　“丁小鲁没来。”于观说。对我们介绍：“《文才报》记者。”
　　“那刘会元在哪儿刘会元在哪儿？”大脸女人没看我们，只是一个劲儿纠缠于观。
　　“刘会元在你屁股后头。”于观指正昏昏欲睡的刘会元给女士看。
　　“太好了，认识你真高兴。”女士拉起刘会元的手就握，“刚看了你《海马》季刊上的小说，写的真好。”
　　刘会元猛地惊醒，痴笑着站起来：“你写的也好，我也刚看了你《河马》月刊上的小说。”
　　“我是谁呀？”
　　“谁知道你是谁呀？”刘会元一甩手，“嚯，手劲儿够大的。”
　　“随便聊聊随便聊聊，都甭刨根儿问底儿。”杨重出来打圆场。
　　“今儿来的都是什么人呀？”我看着周围神头鬼脸的一帮男女，问杨重。
　　“我也不知道。”杨重说，“反正就传下话去，让全市的人渣子今儿晚上到这儿聚齐。”
　　“你是方言吧？”大脸女记者笑眯眯地转过脸看着我，“你，我也早听说了。”
　　“是是。”我欠身和她握手，“有段时间我是表现不好，在社会上捣乱。”
　　“你们的小说我全看了，印象特深，我发觉你们都特有风格，同样的风格同样的思想同样的语言同样的篇幅同样的事件同样的题目。你们平时是不是常在一起交流？”
　　“是是，我们对生活看法比较一致，写出东西来么看上去也就有点相同，生活都是相同的么。”
　　“怪不得你们的东西都象一个人写的。”
　　“不不，这是误会。我们写东西时旁边都有监考老师，不许抄。因为题目相同内容也就不约而同了，大家都觉得《特深沉》这题目喊出了我们的心声，所以就决定创刊号出成《特深沉》专号。”
　　“下一期你们打算百花齐放吗？”
　　“我们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出专号。”
　　“这期专什么号呢？”
　　“这期专号的题目长点语型上也复杂点，叫作：《我们是真深沉不是假深沉》。”
　　“看来你们是坚持走自己的路了？”
　　“嗯，不准备变，岿然不动认死理儿不管山下旌旗是否在望。”
　　“你们是怎么想的？”
　　“怎么想的？”我看刘会元吴胖子，他们都把眼睛往别处看，“你们是怎么想的？”我问他们。
　　“怎么也不怎么。”刘会元躲不过去，吭吭哧哧地说，“我们就这么活着、写着。”
　　“比较执着的那种。”吴胖子补充。
　　“我能和你们照个相么？”女记者从包里拿出个傻瓜相机，给闪光灯充电，滋滋叫着。
　　“照一张照一张。”女记者热情地说，“读者都想知道你们这几个长什么样儿——见你们之前我也特想知道。”
　　“也是一个鼻子两眼儿没多长什么。”
　　“来，杨重你给我们合个影儿。”女记者把相机递给杨重，往我们怀里凑，“还是照一张读者见人了就知道不是我瞎编。”
　　我把手搭在女记者肩上，冲着相机笑。
　　“都笑，别光方言一个人儿笑。”杨重举着相机瞄着说，“怎么按不动呵？”杨重直起腰左右看相机。
　　“噢，没过卷儿呢。”女记者跳起来，夺过相机过卷儿，又坐回我怀里。
　　“照了照了——照了！”杨重嘴里喊着一按快门，我们全体被晃了一下。
　　“咱们继续谈文学吧。”女记者讨回相机，对我们说。
　　“哎哎，你好，你也来了。”我跳起来，抓住一个正从我身边走过的男人，握着他的手，小声对他说：
　　“其实咱们不认得，但你得假装认得我，跟我说笑——别回头，后边人正看着咱们呢。笑，笑得再开点。”
　　那男人笑，我也笑，俩人相对傻笑，片刻，我对他说：“你可以走了。”
　　我钻进人群，找到刘美萍：“美萍，咱除了色水自来水还有别的什么喝的么？”
　　“墙根儿那儿还有人家做菜剩下的半瓶料酒。”
　　“料酒就算了。”我看着墙上挂的菜刀、漏勺什么的，问刘美萍，“这是人就这样儿还是你们布置的？”
　　“按原始艺术风格布置的。”
　　“噢，怪不得有所触动。”
　　旁边两个一模一样儿的大胡子正在和于观聊：“文学，就是排泄，排泄痛苦委屈什么的，通过此等副性交的形式寻求快感……”
　　“你丫太不对了。”杨重和马青一起来找我，“咱今天来就是砍文学的，你怎么能躲起来呢？”
　　二人把我押回女记者那里，刘会元吴胖子已经焦头烂额了，他们周围坐了一圈人。
　　“方言来了，让他说。”二人一起指我。
　　“文学就是痛苦——”我坐下，慢慢回忆着说，“得排泄，大大的快感，性交一样的……干活！”
　　“关键在于……”杨重谨慎地揭示。
　　“关键在于……”我仰脸望着天花板，“关键在于……得你操文学——不能让文学操了你！”
　　“你这得算高论吧？”一个戴眼镜的男青年说。
　　“算高论算高论。”马青替我回答。
　　“你们要把我拉到哪儿去？”我在夜深人静的马路上大叫大嚷。
　　一帮戴眼镜的男女学生有人乱往上冲并拦阻前来救我的刘、吴、马、杨诸将，有人拽着我胳膊用力往前拖，我使劲坐地上索性不走。
　　“我招你们惹你们了？连话都不能说了么？”
　　“那你敢不敢到万人大会上去说——阐述你的文学呢？”一个女学生指着我鼻子斥问。
　　“我干吗要到万人大会上去说？我怕见生人。”
　　“你敢不敢吧？既是真金何必怕烈火炼？”
　　“我不敢！”我理直气壮地说，“既是真金何必再用烈火炼——你别掐人呀！”
　　“非去不可非去不可！”学生们固执地要求，一齐动手拉。
　　“你们怎么这么倔呵？”我骨节咔咔响着哀鸣。
　　“小将们小将们。”于观闻讯跑来，对学生们说，“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别这么生拉硬拽，拽脱焊了到那儿他也说不出话了。”
　　“我们有办法叫他开口——只要到了我们那儿。”
　　“不能让他们得逞。”我隔着人墙对刘吴马杨们恳求，“你们快想办法。”
　　“我们确实也无计可施。”刘会元无奈地说，“咫尺天涯。”
　　“你们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吗？”杨重问为首的学生。
　　“最多扒两层皮自尊心受点摧残，命还是能保住的。”
　　“闹！闹！”我一急，急出了英语。
　　“那你们就把他带走吧。”杨重同情地望着我，“好好去好好回来。”
　　“闹！闹！”我挣扎着，被学生们抬起，扔上一辆平板车，七手八脚绕了几道绳子固定住，飞快地驶去。
　　“这是什么地方？”我洋腔洋调地哆嗦道，“少管所？”
　　学生们把我从车上弄下来，几人架着，脚不沾地儿地拖进一个四处挂着帷幕的黑屋子，松了绑。
　　我立刻四处乱跑，但所有门都被学生们堵住，一齐大声发啸：“去！去去去！”
　　我无处逃遁，只得向唯一一扇无人把守的门跑去，冲出门外，立时愣住了——台下黑鸦鸦一礼堂学生见我出现，立刻哈哈大笑。
　　我想再折回那扇门里，门已从里面锁上了。我只得回过身来，看着台下的观众，镇静地露出微笑。
　　“哗——”台下一片掌声夹着笑声。
　　我看到台中央已经布置好一个讲台，麦克风，茶杯，一应俱全。
　　我慢慢走过去，台下的观众安静了，好奇地望着我。
　　“这么晚了你们大家在这儿干吗？”我问观众。
　　一片笑声，接着一片掌声。
　　“等我呐？”
　　又是片笑声。有人大声问：“你是谁？来干吗？”
　　“我也不知道我来这儿干吗——我是被绑来的，不是自愿的。”
　　台下笑声更大了，有人吹口哨。
　　“你们都是学文学的？”
　　台下笑。
　　“看来不是我一个人走上邪路。”
　　台下大笑。
　　“那咱就谈谈文学吧，既然咱们搞文学的和搞文学的碰到一起。”
　　台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我是主张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
　　台下一片嘘声。
　　“也就是说为工农兵玩文学。”
　　笑声四起，夹着口哨。
　　“象我们这些老一代的人，没办法……”
　　笑。
　　“忧国忧民成毛病了。从来不拿自己当人，要不为戴顶什么冠冕堂皇的帽子那简直是诸务无心一切都觉得没劲——没劲！什么都没劲！”
　　台下笑。
　　“一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八十了你再叫我改，我改的了么？就这么老死算了。”
　　台下鼓掌。
　　“要依了你们，我这辈子不白活了么？让我一生的追求付诸东流？我不干！”
　　笑声。有人问：“你多大了？”
　　“大到还没大到诲人不倦的地步，但诲人不倦的心是早生了根儿拿镰割拿锄刨仍然春风吹又生。”
　　嘘声。
　　“年轻人呐，你们是真不懂历史，难怪你们容易见异思迁。”
　　嘘声，夹着窃笑。
　　“几十年来，我们是怎么取得一个个成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那就是始终如一支持玩文学的创作方针。”
　　笑声。
　　“我建议同学们重新学习古今中外文学史和文艺理论，写的多么清楚多么明白。不玩文学的人是没有出路的。从那时到现在，形势并没有起很大的变化么，不是喊文学要走向世界么，不玩文学，诺贝尔文学奖会发给中国人？”
　　嘘声。
　　“看看我国现代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大师之作，哪一篇不是在玩文学？要有社会责任感么！我们是作家，作家是什么人？那就是人上人！总是比一般人机灵点高雅点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充当着社会的良心指点着国家的未来。我们要不站在高处指手划脚品头论足上挂下连左右方向那全国人民是进退维谷不知所措求生不得欲死不能——那还不得活活憋死！”
　　嘘声更大了，有人在底下喊：“去你妈的吧！”
　　“真的真的，我跟你们说的都是真话，你们不能瞧不起我们。说实在的我也就是不计较，你们正眼瞧我其实都是不应该的。老得这样——你们在台下我在台上。”
　　“不玩文学不行吗？”一个女孩子脸红红地站起来大声问了一句，又迅速坐下消逝在人群中。
　　“不玩文学不行？不可能不玩，非玩不可。”我回答。
　　“我们就不玩。”前排一群纯真可爱的女孩子说，“偏不玩。”“那你们玩什么？”
　　“什么也不玩，见玩就跑。”
　　“家呆着？”
　　“我们学西方现代派。”一个勇敢的女孩子说，“两眼一摸黑两耳不闻窗外事就在文学本体上倒腾先谓语后主语光动词没名词一百多句不点标点看晕一个算一个！”
　　“那你还是玩呵，只不过是玩的对象不同，玩给自己及其同类看。”
　　“那，那就算玩吧，可我们喜欢这么玩，不喜欢你那么玩，我们这么玩能玩出哲学来。”
　　“那随你便，爱怎么玩怎么玩去吧。不过既然同是玩何不给多数人玩？”
　　“我们就爱跟精英玩。”
　　“问题是老百姓比精英更需要咱们跟他玩。老百姓多惨呐，咱们要不跟他们玩就没人跟他们玩。精英么，总能找着点自我陶醉的招儿，再不成看洋书解闷去。”
　　“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女学生慷慨激昂地说，“精英就不惨么？看了一火车洋书，档次上去下不来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一壁萧索拔剑出门高山流水知音难觅怆然涕下那是轻的一头撞死那也说不定。”
　　“由此可见呀，那根本不是你玩精英而是精英玩你。好的二道贩子是两头在外的二道贩子，欺负中国人的事认得三千字就干了看那么多洋书也是瞎耽误工夫。我多次在一些会上语重心长地讲：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百分之九十九，八亿农民三百万解放军稳住了天下就太平了。”
　　“噢——”台下一片哄声。
　　“你们要老这么起哄我可就不讲了。”
　　“噢——”台下仍是一片哄声。
　　“玩世不恭是不是？”我喝口茶润润嗓子，等哄声平息下来，“现在有种风气很不好，动不动就起哄，也不管人家说的是什么，有没有道理。”
　　“噢——”
　　“越有道理哄的还越欢。”
　　“噢——”
　　“在文学界内部也是这样，玩文学的和玩文学的打得最厉害，连点党同伐异的气魄都没有——越是玩文学玩的彻底的越是不承认自己在玩文学还对别人玩文学气得要死。”
　　“谁他妈关心你们呀！”几条嗓子在喊。
　　“骂吧，我让你们骂够了。骂人谁不会？我要骂起来比你们可花式多了。有理讲理，不讲理咱们就都不讲理。”
　　“到此为止到此为止。”绑架我的学生头儿跳上台，对我说，“你走吧，你还是挺真诚的。”
　　“我他妈当然真诚了！”我瞪眼，“我要不是真诚我早跟你们谈理想了。”
　　“操你妈！”一帮男学生挤到台前指着我骂。
　　“操你们的妈？”我一摔杯子破口大骂，“你们他妈有本事打死我！”
　　“算啦算啦，别跟他们逗气儿。”一群温和派学生上台劝我，拉着我。
　　“谁他妈也别想跟我这儿装大个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呀！”
　　我甩开众人，拂袖而去。
　　五
　　那景色很美，但我只认得雪松和丛柏以及飘飘拂拂的垂柳，至于那些栽在地上种在坛里的花儿一概叫不上名儿，只笼而统之地分辨得出红黄绿粉有个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的印象。
　　安佳抱着扣子站在花丛前嬉玩，扣子伸出小手去弄花。阳光照在花园里，使人和景物都显得明媚动人。扣子几乎被阳光照透明了，娇嫩*危诨*朵前咯咯笑着露出两颗洁白无瑕的小牙，天真无邪，无忧无虑浑然不知人事——令人不忍久视。
　　“生活多好呵。”我迎着阳光眯起眼，喃喃自语，“真想为扣子跟谁拼了。”
　　“肉麻什么肉麻什么？”安佳闻声回头白我一眼，“先跟你自个拼了吧。”
　　“扣子。”我走过去捧着她的胖脸蛋狠狠亲了一口，“你躲什么我有权利亲你……扣子，你爸学坏可全为了你，让你以爸为镜长大到社会上是坏人一眼就能认出来——可怜天下父母心。”
　　“你唠叨什么？”安佳说，“坑了我一个还不够么？”
　　“正是为了扣子别再重蹈咱们的覆辙么。”我慈爱地看着扣子，“扣子，听爸的，街上全是坏人——他们都叫你学好，好自个使坏。”
　　刘会元吴胖子嘻嘻哈哈地从路上走过，看见我，停下来叫我：“摘花儿呐？”
　　“甭理我。”我对他们说，“关键时刻抛弃我，我记仇了。”
　　“哟哟。”吴胖子刘会元笑着说，“志气还挺大。”
　　“你要不去就算啦。”刘会元说，“今儿可是台湾人请客。”
　　两人往前走了几步，停下回头瞅着我：“给你个台阶儿下不下？”
　　“你要真有志气，”安佳抱着孩子说，“给梯子也不下。”
　　“都是朋友。”我说，“不下不合适，咱得让人觉得咱随和。”
　　我连跑带蹿地向他二人追去。
　　“怎么台湾人瞧上咱们了？不是发展咱们当特务吧？”
　　“管丫的，统吃！”
　　“我不是就盼着他跟咱们使美人计。”
　　大街上，马青手攥着一块蜡染花布蹲墙根儿下，刘美萍穿件五彩坎肩在他身旁待命。一见有外国旅游者走过，就把刘美萍撒出去，在洋人面前招摇一番。果然，一个金发碧眼穿国式对襟衫黑布鞋足有一米九的大老外被刘美萍嗅过来了，跟屁虫似地踪着她，叽哩咕噜地说洋话。刘美萍只是妖妖冶冶地走，不时飞个媚眼儿，把他一直引到马青跟前。
　　“跟我说跟我说。”马青迎上去，“我懂不太流利的中国话。”
　　“这个，”老外指着刘美萍身上的坎肩，“卖么？”
　　“人不卖，家伙卖。”马青抖开手里的蜡染花布，“这怎么样？见过没有？”
　　“好儿！”老外眼睛一亮，“哪里卖？”
　　“别忙别忙。”马青收起花布，“我明白您那意思。您不就是想买中国的宝贝么？我那儿有各式各样儿的，您跟我来吧，美萍，头里走。”
　　马青搀着大老外，指着一马当先往前走的刘美萍：“咱跟着她，探宝去。”
　　“路多远？”老外看着曲里拐弯的小胡同犯懵。
　　“拐弯就到。”
　　我们一行三人兴冲冲地迈进小厨房——海马沙龙。进门就找：
　　“台湾人在哪儿？台湾人在哪儿？”
　　正陪着大老外喝颜色水看花布的杨重转身说：“台湾人今儿不来了啦，改各国反动派了。”
　　我们仰脸看着高出一头的大老外发愣，大老外也看着我们犯晕。
　　“你不是就稀罕中国的宝贝么——这全是中国最好的宝贝。”马青为我们介绍，“这是圣马力诺汉学家，哭着喊着要认识你们。”
　　“他，”我指指汉学家，“有饭么？”
　　“就看你们的了。”杨重说，“人我们绑来了，砍得出砍不出饭就看你们临场发挥如何了。”
　　“他们要干什么？”老外指着我们问，“他们不卖花布？”
　　“不卖不卖。”马青把老外按坐在一张椅子上说，“坐下说别光站着。”
　　我们也分头坐下，傻呆呆地看着老外。
　　“别傻坐着，说话呵。”马青催促，“天南地北好容易碰到一块儿。见不着时想死，见着了又没话儿。”
　　“不知说什么好。”吴胖子说，“不知他爱听什么。”
　　“没话儿找话儿吧。”我说。比划着端碗拨食的动作，“好吃——中国饭？”
　　“好吃！”老外恍然大悟，露出微笑，“吃不够。”
　　“敢情这位也是饭桶。”我指指自己又指指他，“我们一起去吃——你请客。”
　　“你请客。噢，不好意思。”
　　“不，我说你请客，你有钱。”
　　“不好意思。”老外笑着摇头，“还是各吃各的吧。”
　　“Ａ——还是你请客，我给你中国人的友谊。”
　　“就别老说吃了。”杨重插话，“说点别的，迂回点。”
　　“你，多大？”我比划着，确实无法表达年龄的形状，只好比着高矮。
　　“一米九。你呐？”
　　“我说年龄：——年龄。”我比着下巴的胡子，又往下拉双眼，龇牙数着给他看：“几岁口？”
　　“他说什么？”老外看马青。
　　“咴！——”马青扬头作马嘶状，又龇牙冲老外，“他问你几岁口？”
　　“不买——咴——”老外也扬头嘶叫一声，“有笛笛。”
　　“树，知道吧？”杨重看不下去，插进来指外边的树，用手划着圈子，“年轮。”
　　“树？噢，知道。年轮也知道。”
　　杨重指我，又指老外：“他问你年轮——几圈了？”
　　“三圈。”老外伸出三个手指头，点点头，“你几圈？”
　　“也三圈。”我说。
　　“不。”老外不同意地举起四个手指头，“四圈。”
　　我急了，跳起来骂，“挤兑谁呐你？”
　　“你别这样。”马青说我，“人外国朋友实诚，其实说你四张儿也没往高说。”
　　“他说什么？”
　　“他夸你呢，说你好眼力。”
　　“怎么看上去象骂我？”
　　“没有没有，我们中国人都这样儿，夸起来跟骂人也差不多——热情奔放。”
　　“那我们怎么分辨？中国人爱我们还是恨我们？”
　　“他们要跟您笑，那就是恨你；要冲您瞪眼儿，那就是爱你——不拿你当外人。”
　　“跟我们反着？”
　　“对，一概反着，连红绿灯都是反着的。上街您看见红灯就往前走，见着绿灯就赶紧停下来。”
　　“明白了。”老外冲我们瞪起眼，厉声说：“我爱中国！”
　　“好，爱吧，咱们互相爱着。”我瞪眼冲他嚷，“你爱中国，我们爱圣马力诺。”
　　“那就去吧，我不是都来了！”
　　“还是你会说话。”
　　“看来这顿饭是没戏了。”刘会元对我说，“怎么都说不到一起去，谁跟谁都不挨着。”
　　“没人想到你们国家去。”吴胖子对老外说，“我们在自个国家呆着挺好。”
　　“是的，我很羡慕。”老外说，“也就是在中国，在我们那儿没人成天这么坐着说闲话——饿死了。”
　　“那你们也革命吧，一革命就全饿不死了。”
　　“革不起来，反正也全饿不死，看你们革了。”
　　“看我们热闹是不是？就知道你们大鼻子都安的这心。”
　　“又夸我？不不，不要老夸我。我们做的很不够，比你们不如。你们把全国地主都斗了，我们也就是劫两架飞机，绑架个资本家。”
　　“你，你是干吗的——在你们国家？”
　　“在我们国家我是好孩子，在德国我是红军。”
　　“德国红军！”我们大惊失色，“恐怖分子？唉哟，怎么净碰上这人？我们还以为你是资本家呢。”
　　“又夸我？生晚了，没赶上你们中国红军革命的时候，只好就近入德国红军了。”
　　“你快走吧。”我们拉起老外往外推，“要不我们得把你扭送公安局，国际公约得遵守呵。”
　　“你们怎么这态度？”老外被轰出来，十分不满，“我们一向是只拣资本主义国家祸害。”
　　“我们今儿是等资本家呢，没等你。”我们轰走老外，关紧门，犹自心跳，“德国红军？那也是穷人的队伍了。”然后一起用眼瞧马青。
　　马青面无人色，连连向后退去：“几位爷饶命！几位爷饶命！我这就再去上街，死活拉一资本家来。”
　　“再找来洋红军，可别怪我们不客气！”
　　“其实你们不明白，外国那红军也都是有钱人。”杨重替马青圆场，“闹革命玩恐怖在外国都是有钱人的娱乐，时髦着呢。”
　　“不是你不知道我们恨极左分子？你讲话那是有钱人的娱乐，咱穷人起那哄干吗？先富起来再找乐儿。”
　　“这人穷呵就是志短。”我说，“连革命的精神都打不起来——除非能靠这吃饭。”
　　“嘿嘿，你们可他妈来了。你们胡写乱抹一通全颠了，我和丁小鲁屁股都坐大了。”
　　我们一行刚进“海马”编辑部，正愁眉苦脸处理稿子的于观就嚷。
　　“方言你过来，你自己认认你写的这叫什么字？你写的这是汉文还是阿拉伯文？”
　　“别一见领导就叫苦担子就往领导肩上搁。”我走过去，“领导叫你负责编领导的稿子那是领导信任领导也没闲着呵刚跟德国红军攀了回道……‘柔’呵，领导写的这字是‘柔’呵。连‘柔’都不认得？还主编呐？虽说领导的笔乱了点，大模样儿没走呵。”
　　“那我问你，这‘柔持’是什么意思？”
　　“‘柔持’就是特含蓄有主心骨不太动声色的意思——‘柔持地笑’么——表示特风度。”
　　“谁‘柔持地笑’？”
　　“我‘柔持地笑’呵，面对困难，毫不在乎。”
　　“那字念‘柔’么？”
　　“不念‘柔’也差不多吧。”
　　“那字念‘矜’，告诉你——左边一‘矛’右边一‘今’。好好记住，下回别再现了，好歹也是个作家了。”
　　“有什么呀有什么呀？不就是个‘矜’么？秀才识字还识半边呢。”
　　“你们俩也都过来看看自己的稿子，”丁小鲁叫吴胖子、刘会元“你们那错别字不比他少。是不是小时候学字时跟的一个师傅？”
　　“急了我用英语写了。”吴胖子嘟哝，“写完了再翻译。”
　　“你们以后写稿子是不是认真点？”丁小鲁说，“咱们这刊物是全国影响，太胡闹了不好。”
　　“我这已经很认真了。”刘会元趴着改自己的错别字，“再认真就没法看了。”
　　“噢，对了。”丁小鲁拉开抽屉拿出一封信扔给我，“这儿有你一封读者来信，昨儿收到的。”
　　“男的写的女的写的？”
　　“看这名像女的，郑文文。”
　　“念念念念。”吴胖子一把夺过信，“看写的什么。”
　　吴胖子抽出信，展开，一看，先乐了：“亲爱的方大哥，你好！”
　　屋里人全笑了。
　　“这叫什么称呼呵？”我笑着说，“直接套‘瓷’。”
　　“可能您不认识我……”
　　众人又笑：“这不是废话么？”
　　“可我认识您，当然还不能算真认识，只是刚从您的作品中和您发生了一点关系。”
　　“瞧瞧，这就发生上关系了。”刘会元说，“要不说快呢。”
　　“我是第一次读您的作品。”
　　众人笑：“没法不是第一次，早先读的都是别人的。”
　　“第一次读就喜欢上了。”
　　“嘿，要怎么说勾人呢？”众人笑。
　　“我发觉您特有才气，观察事物特仔细，对话虽少，但对就对在我们心坎儿上了。”
　　“夸的路子，现在这人全是夸的路子。”众人大笑，相视点头，“都知道这话儿人家爱听。”
　　“下面准是：‘我这不是夸你。’”
　　“我这不是夸你……”
　　大家哈哈大笑：“还不是夸呢？”
　　“听着听着，别闹。”我制止大家。
　　“哟哟哟。”众人瞅着我笑，“怪严肃的，是不是也被别人‘对’到心坎儿上了？”
　　“……是我的心里话。”吴胖子接着念，“其实我平时也挺傲的，别人都说我瞧不起人，但我一看你的作品……”
　　“就瞧上你了！”众人一起笑着说，“这回可逮着一个可以瞧的了。”
　　“你是不是很年轻？从你的作品中我感觉到你很年轻。”
　　“年轻年轻。”我笑着说，“不但年轻还有为。”
　　“我也很年轻。”
　　“瞧，年龄还合适。”众人笑。
　　“也爱好文学。”
　　“有共同爱好。”众人笑着说，“看来不发生点关系真是不应该了。”
　　“——但没写过什么东西。”
　　“不碍事，你这方大哥也没写过什么东西。”
　　“——我想拜您为师。”
　　“好好，这方大哥早想收徒弟倒贴还没人上门呢。”
　　“——您能不能教教我？”
　　“能教！”众人一齐说，“方大哥不但能教还爱手把手地教——就怕你不好好学。”
　　“哄我是不是？”我说，“你们这么起哄我可脸红了。”
　　“赶快回信吧。”吴胖子把信扔我怀里，“我也不念了，下面那词儿我看着都害臊。”
　　“你害什么臊？”大家笑吴胖子，“跟你有什么关系？”
　　“不是我就觉得气愤，对个鸡巴作家就这份儿德行，将来真见着敌人还不得当场跪下？”
　　“你打算给这主儿回信吗？”于观问我。
　　“回！”我说，“你顺手给我写吧，我倒不是担心别的，主要怕你不够漂亮……”
　　大家哄堂大笑，互相感慨着：“坏，这作家是坏。”
　　“嘿嘿，你找谁呀？怎么进屋门都不敲？”吴胖子冲一个走进屋东张西望的老头子说。
　　“我找方言。”老头儿说，“你们这儿是‘海马’的窝吧？”
　　“你是谁呀？”我问老头子。
　　“我是古德白！”老头子一字一顿掷地有声地说。
　　“谁是古德白呀？”我问大伙儿。
　　大伙儿都说，“没听说过。”
　　“噢，我听说过。”丁小鲁站起身冲老头儿说，“您就是那个写过‘狂飙为谁从天落’的古德白？”
　　“《狂飙为我从天落》。”
　　“对对，‘狂飙为你从天落’”。丁小鲁对我们说，“你们没看过吗？那书多有名呵，八路军里认字的一多半都是看了那本书从家跑出来的。”
　　“是么？”我们看着老头儿肃然起敬，“敢情三座大山是你推翻的。”
　　“古大爷，您坐。”我把自个的椅子让给他，“您找方言干吗呀？”
　　“找他算帐。”老头子坐下说，“他讽刺我。”
　　“我什么时候讽刺您了？我连一分钟之前有你这人都不知道。”
　　“他就是方言？”老头子跟我上下犯照，“你丫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丫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跟老头子犯照。
　　“你丫不就两肩膀扛一脑袋么？再加上俩胳膊俩腿——挺一般的人。”
　　“你六指儿一个给我看看。”
　　“我还真不信这个。”
　　“再来劲把你丫脑袋揪下来。”
　　“别吵别吵，方言你对老人尊敬点。”丁小鲁解劝说，“古老您也别动气。到底怎么啦？有什么话儿慢慢说，方言怎么讽刺您了？”
　　“怎么讽刺了？万人大会上说我玩文学，什么‘现代文学宝库中的大师之作哪一篇不是玩文学？’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说你了吗？”
　　“还非得点名是怎么着？现代文学宝库中的大师除了我没别人，你没说我说谁呢？别跟我来这套，大爷心里明镜似的，哪天不开几次座谈会？开了一辈子了，别提座谈会，一提座谈会就跟我有关系。”
　　“他那是夸你们呢。”丁小鲁解释道，“说你们路走的对，要跟你们学。”
　　“不中！夸我们咋还说‘改不了’‘老死算’什么的。”
　　“您这都是打哪儿听来的？还怪详细的。”
　　“你以为你说说就完了？早有人把小报打给我了。别看我上了岁数，谁在哪儿说了我什么我全竖着耳朵听呢。你说怎么办吧？你损害了我名誉，犯了诽谤罪——全世界都知道我玩文学了。”
　　“全世界都不干别的，光关心你？”
　　“反正你要不公开道歉，赔偿损失，我就上法院起诉。”
　　“你是不是玩文学吧？”
　　“不是！我一辈子辛勤笔耕从来都是教大家教咱们的人民充满理想无私奉献艰苦奋斗高尚做个完人甚至不惜编一个完人在作品里叫大家学——我怎么就玩文学了？”
　　“你这还不是玩文学？古大爷，确实我这么说有点不尊敬您，但要不这么说，我看您到了也明白不过来。您当您还小呵？编点瞎话说说大家还能原谅您？您也是一把岁数土埋脖梗子按老话儿讲棺材瓤子了，还不学着说点老实话办点老实事当会儿老实人您也不怕……”
　　“我不怕我什么都不怕！人死灯灭，物质不灭，当初上这条道我就早把脑袋掖腰带了。”
　　“您是黑了心了，一点不考虑下一代，只管上下两个‘巴’痛快！真的，我恳求您了，再不能这么不负责任地蒙骗下一代了。社会都进步到什么阶段了？谁当好人谁吃亏！您不趁临死前传点坏招儿现身说法还一个劲儿赶着大家闭眼往悬崖下跳——您也太玩世不恭了，古大爷。”
　　“有什么呀有什么呀？别跟我说这个，我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信——我算看透了，想客客气气的，什么都办不成，该恶就得恶！你等着*沂帐安*了你，我还不姓古了。光你们有哥儿们？我们也有哥儿们，哥们儿之间也仗义着呢！”
　　“都是流氓。”丁小鲁对于观说，“我算看出来了。”
　　“不服是不是？”老头子盯着我，“不服抽你丫的。”
　　“甭报警。”我按住丁小鲁拿电话的手，“这种流氓是不怕警察的。”
　　“识相点。”老头子挑着寿眉说，“别找不自在。要想还在这道儿上混，就得懂规矩。否则，砸了你的铺子，远远撵出去！”
　　“我认栽。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你还有什么要求吧？我全答应。”
　　老头儿走后，大家纷纷安慰我，劝我别往心里去，就权当咱们真错了，古德白骂对了。
　　“我不生气。”我说，“小流氓栽老流氓手里不丢份儿。”
　　六
　　“这屋怎么看着宽绰了？”
　　“美萍家小厨房也腾给咱们了。”杨重对我说，“各庄的地道连成一片了。”
　　“你真幸福。我真羡慕你。”我一边巡视着扩大了的沙龙一边对陪在一旁的刘美萍说，“不是谁家的厨房都能改沙龙的。”
　　“还是惨点，对不住大伙儿。”美萍诚心诚意地说，“快了，我爸没几天了，他头脚咽气，后脚我就让你们搬正房。”
　　“没关系，斯是陋室，唯吾德馨。”
　　“对对，人好就行。”杨重说，“你瞧咱请来这些人一个赛一个德行。”
　　按常理儿，我应该用灯红酒绿郎才女貌什么的来形容沙龙里的气氛及宾客，但如此形容，我怕是要逃不掉恬不知耻的谥称。我们的文学总是不真实，我们的汉语大都不严谨，稍一铺陈，便与目睹事实相去甚远，未免令知情者贻笑大方。索性罗嗦点、粗白点，反正我的才气也是有目共睹，不必在这一段落炫耀。
　　红灯是有，只一盏，就是那种业余摄影爱好者洗相片用的涂红漆的十五度灯泡，挂的位置类似公共厕所同时照耀男女双方的那种地方。酒完全不是绿的，是不是酒也大可怀疑，最有可能的是酒精对“三精水”，一打一跟斗炮弹之的——盛在绿瓶子里。朗们才不才不便妄作结论，的确有长头发也有秃脑门和大胡子，谈的倒都是艺术，微笑也很得体。如果宽泛点谈艺术就不易，考虑一下人家长得如此绝望实在不该再落井下石，归入才子一类也情有可原。女士们……如果不便无礼，这么说吧，比男士们稍好一点。看的出来走上这条道也是别无选择。公正地讲，不承认先天不足后天多少能有所弥补，那不是科学的态度。
　　分布状况是仨一群，两一伙儿。那精神状态，那眉宇间流露出的神情皆为上等人的感觉，这点毫不夸张、货真价实。大言不惭的尽管普遍，落落大方的也比比皆是——如果你不恶毒地管这叫“恬着脸”的话。
　　“说实在的，你们对现代派文学的认识是非常皮毛的。”宝康对刘会元诚恳地说，“兄弟搞了一生现代派还没入门——不瞒您说。”
　　“是是，咱们都还在苦洼子里扑腾呢。”刘会元也同样极诚恳地说，“方言他也是胡说八道，穷开心，有枣没枣三杆子，人堆里抡板子——拍着谁是谁。您千万别往心里去，该怎么摸索怎么摸索，只当没他这人。”
　　“不是你不知道我这人特脆弱，特别受不了同一阵营中射来的冷箭。咱都是苗苗，都需要阳光雨露。咱苗苗之间应该互相浇水互相上肥互相躲锄板子，不能互相盼着老农先把对方间了苗。”
　　“对对，方言他太不对了，我跟他说说，他这是帮了谁的忙？”
　　“跟他说说。农民起义还知道先得了天下再内讧。”
　　“对对，先合力攻打官军。说实话，我比较了解方言。他那是嫉妒。自己写不了，就拿大师之作对照着挑后生们的疏漏，借维护正宗之名行扼杀新进之旨藏自己不能之实——老一套。”
　　“对对，咱年轻人都挺纯洁的，别学那老文痞的作风。”
　　“对对，等咱老了，咱再压制年轻人，不许他们冒头。”
　　“对对，那时咱们也德高望重了，也大大小小满视野了，再痞也没人敢管咱们叫痞子了。什么现代派新潮先锋都是咱们玩剩下的，只要不改外语写作，写什么咱都告他‘狗剩’。”
　　“咱只培养文学女青年。”
　　“不不，一概打下去。那会儿咱肯定老得什么也啃不动什么也不爱吃了，天鹅肉端到嘴边也是干流口水馋着有劲使不上。”
　　“不不，还是培养文学女青年，干不了别的，摸摸手巴掌，捏捏辫梢儿总是可以的——那会儿就好这个了。”
　　“就依你，弄成台湾那样，牝鸡司晨。”
　　“你们台湾有什么呀？你们香港有什么呀？”吴胖子对站在他面前一个简朴的台湾女士和一个油亮的香港男人唾沫星子四溅地大声奚落，“弄着一帮半老徐娘在那儿言着情，假装特纯假装特娇，一句话就难过半天，哭个没完，光流眼泪不流鼻涕。要不就是一帮小心眼儿的江湖术士，为点破事就开打，打得头破血流还他妈大义凛然，好像人活着不是卖酸菜的就是打冤家的——中国人的形象全让你们败坏了。那点事儿也叫事儿？就欠解放你们，让你们吃饭也用粮票。”
　　“对对，还是你们作品深沉，我们无病呻吟。”台湾女士说。
　　“别挤兑我们，就跟你们在这儿我们幸福过似的。”“我们？”
　　“对，人们，国民党——愣不知道国民党是怎么去的台湾？”
　　“噢，不知道。”台湾女士摇摇头，尴尬地笑。
　　“中学课本没有？”
　　“没有，现代史四九年以前是空白。”
　　“不好意思？敢情国民党脸皮儿也薄！我给你上一课吧，说实在的，你们当年但凡有点人样儿……”
　　“别你们你们的，国民党就是国民党，我也不是国民党。”
　　“就全当你们是国民党！你们不还全当我们是共产党么？是不是马青？”吴胖子转脸对马青说，“不能跟他们客气对不对？”
　　“不能，全部划入匪类。”马青斩钉截铁地说。
　　“别跟我们历史唯物主义者面前玩哩格愣。国民党也就是幸亏及时跑了，要不屎盆子也得扣他们脑袋上。有一个好人没有？”
　　“可是国民党在台湾搞的还是不错。尽管政治黑暗，但经济还不错，有人还是拥护国民党的。”
　　“他还不改呀？换了我也知道吃一堑，长一智。”吴胖子说，“还老样子那太破罐破摔了——这就快成千古罪人了。”
　　“回去跟你们李登辉说，”马青冲台湾女士交代，“好好在岛上过日子吧，别老想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统一了有什么好啊？十亿人都找你要饭吃你有那么大的饭锅吗？”
　　“不服就让国民党来试试——吓死他！我信哪个？中国这块土地谁敢来改变颜色？谁来就让谁遗臭万年。别人不了解中国，咱们还不了解中国？混多少年了？”
　　“看来你们对民族前途十分悲观啦？”
　　“悲观？——一点不悲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什么说什么，要说全世界各民族让我挑，我还就挑中华民族，混饭吃再也没比中国更好的地方了。凭什么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也有很多优越之处。说实话，能让我们瞧得起的民族还不多呢。不就是才过上二百年好日子么？有什么呀？我们文明四千年了，都不好意思再文明下去了。”
　　“要不说中国人谦让呢。”马青接着说，“所以我特喜欢这民族。说实话这里也就我一个外国人，回民，阿拉伯人。”
　　“你是回民？”台湾人瞪大眼睛看马青，“阿拉伯人？”
　　“种儿是早叫你们汉人串了，除了眼珠子还有点波斯猫那劲儿，鼻子狐臭什么的全改了。”
　　“你什么时候来的中国？”
　　“他早啦。”吴胖子说，“那会儿咱还是唐朝呢。那会儿咱们是美国现在这感觉，外国人都奔咱这儿移民，咱们是杂种。你瞧那边站着那杨重没有？那是犹太人，也是头八百年就来了。憋着跟这儿淘金受教育呢，来了就不爱走。你以为咱这十亿人都是咱汉族大姑娘养的？多一半都是外国人。这会儿瞅着外国人眼儿热了？自个本身就是外国人全忘了。”
　　“你回过故国么？”台湾女士问。
　　“没有。”马青说，“老家也没人了，回去也让人当外国人歧视。要不说没根呢，寻都没地儿寻去。”
　　“这就是杂种的悲哀。”
　　“一个外国人，啊，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老家有石油都不回去钻去，生陪着中国人混，有难同当，有福不享，这是多么伟大的情怀——你们中国人再不爱国那可太不应该了。”
　　“真是，咱们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快握握手吧。”吴胖子和台湾女士握手。
　　“还有我们香港呢。”香港男人忙伸出手。“我们香港人也是中国人。”
　　“你们就算了吧。”马青说，“很难说你是什么人。”
　　“啊，我们香港和大陆台湾两地的情况都不一样。”
　　“不一样就对了。赶紧巴结我们离台湾远点儿，否则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这样吧。”吴胖子指着两个海外中国人说，“你们两家一家给我们每个人出本书吧，稿费开高点，用你们的货币支付，到时候我们也好为你们说话，不搞满门抄斩。”
　　“只怕您们的书在我们台湾也得被列为禁书。”
　　“没关系，我们给你们写就不写这种过激的书，用我们这儿的话讲：反动黄色。”
　　“放心。”马青对两位不同的“胞”说。“有写这个的，甭你们的党棍动手，我们就先把他掐死。这全是多面手，‘四人帮’回来也难不住我们。”
　　“不要认真，不要认真。”香港人对台湾人说，“他们这是开玩笑呢——你们这是在开玩笑吧？”
　　“你错了，你们全错了。我们从来不开玩笑，说的都是真话。”
　　“你不了解大陆。”香港人一个劲儿对台湾人说，“我经常回来，比你了解。大陆现在很开放，年轻人要不说点过头话就不时髦。”
　　“你们要老跟我们打岔，不办实事，”马青说，“那我们只好以武力
　　相威胁了。”“我下一篇小说的名字叫《千万别把我当人》。”我郑重其事地对几个洋人说。
　　洋人嘻嘻地笑：“为什么？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主要就是说，一个中国人对全体中国人的恳求：千万别把我当人！把我当人就坏了，我就有人的毛病了，咱民族的事就不好办了。”杨重替我解释后转向我，“是不是这意思方言？”
　　“是这意思。”我点头，“现在我们民族的首要问题还不是个人幸福，而是全体腾飞。”
　　“为什么？”洋人不明白，“全体是谁？”
　　“就是大家伙儿——敢情洋人也有傻逼。”我对杨重说，“什么都不明白。”
　　“嗯，他们傻着呢。”
　　“我们中国人说的大家伙儿里不包括个人。”我对洋人说，“我们顶瞧不上的就是你们的个人主义。打山顶洞人那会儿我们就知道得鳔着膀子干。”
　　“你写的，就是，人民一齐飞上天？”洋人做个夸张的飞翔姿势，“怎么个飞法？”
　　“拿绳拴着——我写的不是这个，我写的是一个男的怎么就成了一个女的，还变得特快，特高兴。”
　　“嗯，这个在西方有，两性人，同性恋。”
　　“傻逼噢对不起对不起——我写的不是这么回事。既不是两性人又不是同性恋，就是一爷们儿，生给变了。”
　　“为什么？我不信。”
　　“你是不信，要不说你们这些汉学家浅薄呢，哪儿懂我们中国的事儿呵？骟了？为民族利益给骟了！”我比划着对洋人嚷，“国家需要女的。”
　　“为什么？女的哪儿去了？”
　　“真他妈累——女的哪儿也没去，都在，都没用！就瞧上他了，希望他代表妇女。”
　　“为什么？他长得漂亮？”
　　“算了算了，杨重你跟他说吧，我歇会儿去。”我走到一边。
　　“不是他长得漂亮，而是他有特殊本领，这特殊本领一般女的没有。”杨重比划着拳击动作，“拳击，懂了吧？派他和你们玩拳。”
　　“懂了。西方也有，拳击。”
　　“懂了就好。”我走回来，“跟你们说话真费劲。”
　　“为什么？让男运动员装女运动员？”
　　“又来了不是？为了赢你们呗。”
　　“他答应了？”
　　“答应了，组织上做了工作。”我指指脑袋，“这里面——通了。”
　　“噢，洗脑了。”
　　“什么洗脑呵？思想工作做通了！心情愉快了——干什么都可以了！”
　　“噢，原来你们的女排都这么训练出来的。”
　　“唉哟，这可不是，你可别瞎说。我们的女排女篮女乒都是正经八板的娘儿们，我那是小说，说笑话儿。告诉大家，只要你不把自个当人就没人拿你当人找你的麻烦你也就痛快了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你这个小说一定通不过审查。”洋人斜着眼儿看我，“反动。”
　　“一点不反动。”我哈哈大笑，“岂止不反动，还为虎作伥呢。”
　　“我不跟你说了。”洋人拔腿往别处走，“没正经。”
　　“你回来你回来。”我拉住洋人胳膊，“我怎么没正经了。”
　　“嗯，不严肃。”洋人瞧着我遗憾地摇头。
　　“我怎么不严肃了？没写德先生赛先生？”
　　“你鼓吹象狗一样生活，我们西方人，反感。”
　　“这你就不懂喽。我们东方人从来都是把肉体和灵魂看成反比关系，肉体越堕落灵魂越有得救的可能。我们比你们看的透，历史感比你们强，从来都是让历史告诉未来——没现在什么事。”
　　“语无论次——你！”洋人用手戳点着我胸脯说，“穷欢乐！”
　　我哈哈大笑，戳着洋人胸脯说：“这回让你说对了，就是穷欢乐。穷且志坚，自个给自个找台阶儿下，可钦可佩吧？”
　　“这帮傻逼！”洋人们干笑着走开后，我对杨重说，“以为中国人都是没头脑和不高兴呢。中国人真跟他们抖起机灵一人能涮他们一筐。”
　　“方言你过来。”于观站在一边叫我。他正和一个小瘦子说话儿，小瘦子一边说话一边用手在牛仔裤上擦摸。他又脏又年轻，大概是个颓废的诗人兼手淫犯。
　　“他拿了份什么请愿书叫咱们签名。”于观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纸，那纸好象被尿过又阴干似的，发出一股骚味儿。
　　“是这样，”小瘦子十分紧张又装得挺坦然地说，“我们想趁政府正乱的时候跟他们多要点人权。好多人都签了，大尾巴狼一个没拉。”
　　“不签！”我把纸摔回小瘦子怀里，恶声恶气地说，“管你们那么多闲事呢！少拉着我们犯错误，我们这点人权够用了，多了还不会使呢！”
　　“你们就是鼓吹‘全盘西化’那帮吧？”杨重说，“回去告诉你们头儿，小诸葛亮脱裤衩——装明‘灯儿’！都想试巴着给中国指道儿，我们还哪儿都不去了！”
　　“什么东西？骂两句共产党就成英雄了。明告诉你们，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的高家庄，就是怎么也轮不着你们坐庄。”
　　“他妈的！”我们骂走小瘦子，仍旧愤愤不己，“真是国难之时，妖孽四起，各种假龙天子都出世了。”
　　我们走到丁小鲁身边，看着她对面和她交谈的那个彬彬有礼的妇女问：
　　“你这个朋友是干吗的？”
　　“日本人。”丁小鲁忙给我们介绍，“日本记者。”
　　“日本人？”我们上下打量着这位妇女，“日本哪儿的？”
　　“北海道的。”日本妇女忙鞠躬递名片，“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初次见面？不对吧？”我说，“没侵略过中国么？”
　　“噢，没有没有。一是那时我还小，二是前日本陆军中没有女子战斗队。”
　　“没有吗？噢，好象是没有——那也不能就因此认为自己没责任了！”我声色俱历地说，“也应该好好反省。”
　　“你别这样。”丁小鲁说我，“你这是干吗？人家庆子是亲华人士。”
　　“是么？你是亲华的？”
　　“是的。”日本妇女慌乱地点头。
　　“亲华的就算啦，本来我是准备打到日本，制造一次东京大屠杀，搞点国际性新闻。罢罢罢。”
　　“你是日本记者，我跟你反映一情况。”杨重说。
　　“请讲，请讲。”日本妇女连连哈腰。
　　“我买了一台先锋音响，没有几天坏了，你是不是跟日本报纸上登报批评一下厂家？太不负责了嘛，日本货还出质量问题，这不是叫我们中国消费者毫无指望了么。”
　　“太破坏我们的亲日感情了。”我插话，“照这样下去，二十一世*臀*们就不准备跟你们友好了。”
　　“我们也就是现在还不够强大，真到强大那一天，咱们新账老账一起算。”
　　“行了。”丁小鲁说我们，“你们俩你一句我一句的都把人家吓坏了。你音响真坏了吗？”
　　“真坏了。”杨重说，“要不我干吗跟日本那么大仇——头仨月还亲着日呢。”
　　“真坏了就让庆子小姐帮忙跟厂家联系修理一下，别不着四六，胡骂一通。”丁小鲁带着庆子小姐离去，“别理他们，咱们走。”
　　我们一干人又走到吴胖子马青那里，指着那对男女问：“这俩是干吗的？”
　　“一个台湾人一个香港人。”吴胖子得意地说，“都让我们灭了。”
　　“灭的好，继续灭吧。”我离开他们，去到酒吧台上找刘美萍又要一杯“四精”水，喝了一口，咽了下去，突然狂喊一声：
　　“混蛋！”
　　屋里的人立刻都静下来，一起掉脸看我。我看着天花板，若无其事地继续喝酒。
　　屋里的人们又恢复了交谈，嗡嗡声一片。冷丁，另外一角落又传来一声怒喝。
　　“混蛋！”
　　我随着众人一起扭过头去，见杨重站在屋角若无其事地喝酒，见大家看他，微微一笑，做了个祝酒的姿势。
　　吴胖子和马青乐了，跟着也大吼起来：“混蛋！王八蛋！”
　　刘会元在另一端也喊起来：“操你妈！”
　　我们这帮人乐着，在屋里各个角落彼此呼应着，此伏彼起，一声接一声声嘶力竭地骂着。
　　屋里的宾客全呆不住了，纷纷站起来往外走。我们在后面骂着：
　　“都他妈滚！少跟我们套近乎！我们谁的同志都不是！”
　　宾客们云集门口，鼠窜而去，屋里就剩我们一伙儿了。大家放声大笑，互相厮打在一起，把酒杯全摔在墙上地上抛向空中。
　　“你们都疯了！”丁小鲁冲进来，使劲冲我们嚷，“把人都骂走了，还想不想把沙龙办下去了？”
　　“有什么呀？”我醉醺醺地说：“就是，有什么呀？最多不就是干砸了。不怕砸，没招儿了吧？最多就是回去还搓哥几个的麻将去。”
　　“你们都醉了。”丁小鲁气愤地说。
　　“对，我们都醉了。”我们笑丁小鲁，“众人皆醉你独醒。”
　　七
　　“你们是不是特自卑？”
　　“是是，我们特自卑。”
　　“海马”编辑部里，宝康正和我们对着话，据称他是代表有关方面特来与我们“对话”。我们昨夜回去又打了夜麻将，此刻一个个脸色发绿，没精打采。宝康则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很有几分苦口婆心的架势。
　　“是不是特扭曲？”
　　“是特扭曲，扭曲得不象样子。”
　　“你们昨天在那种场合那么闹很不好。”
　　“是是，不好。”
　　“现在知道错了？”
　　“是是，知道错了。”
　　“晚了！影响已经造出去了，你们看怎么办吧？”
　　“公开道歉，赔偿损失。”
　　“怎么个赔偿法？要知道你们主要是把大家的心伤了。心伤了你们知道是什么滋味吗？”
　　“你说你说，教教我们。”
　　“饭吃不香觉睡不好，一动就是身冷汗，什么都不信了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了，只想流泪不住想往外冲见河就跳见电门就摸——你们说有治没有？”
　　“用博大的心慢慢温暧——许还能焐过来。”
　　“要是颗冷酷的心呢？”
　　“冷酷的心伤了？——那倒霉的不是他了。”
　　“这儿有你一封信。”正在无聊地翻着信件杂志的丁小鲁抬头对我说，扔过一个牛皮纸信封。我拆开一看，没读几行，扔下信大叫：“唉哟，臊死我了。”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众人立刻来了兴趣，纷纷抬头。
　　“我念给你们听呵。”我笑着说，展开信纸，“亲爱的方大哥方老师，您好……”
　　“又是她。”众人笑，“信回得还真快。”
　　“我觉得我真对不起你，您的一片心意我全领了全明白特感动，因而也就更感到对不起你。”
　　“怎么呢？”众人笑，“有主儿了？有主儿也没关系，方大哥好的就是二过一。”
　　“不是你们往下听着。”我笑着说，继续念信，“我觉得您可能误会了。当然这不能怪您，全怪我妈，给我起的这名象女名……”
　　“噢——”众人翻了天似地起哄，“敢情是一爷们儿，这是哪跟哪儿呵？”
　　“听着，这下边还有呢——方老师，我真觉得对不住您，我怎么就偏是个男的呢？”
　　“我真不应该。”大家笑。
　　“我特理解您的心情。但也特忧虑，怕您一失望就不待见我了。犹豫半天，本想瞒着您，但又不落忍，加上我又是个特实诚的人，从小到大没骗过人……”
　　“怎么长的？”众人笑。
　　“……更不能骗您了，我心中的明灯。”
　　“好好，夸的狠，夸的是地方。”
　　“……方老师，我跟您说实话了，您可千万不能因为我说实话就惩罚我……”
　　“不罚你罚谁呀？”
　　“……我现在可全指着您了。”
　　“坏了不是？”
　　“我已经决心为文学献身了。昨天离开家四处找您，今儿已经山穷水尽，饭吃不上水喝不上兜里一分钱都没了。麻烦您一定预备点钱和粮票，不定哪天我就会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地出现在您面前……您要不救我，我就撞死在您面前！”
　　“我的天！”众人笑叫，搡我，“看你怎么办吧。”
　　“谁惹漏子谁顶着，我才不管呢。他要觉得上当，我跟他一起撞死。”我笑着、闹着，一眼看见宝康还坐那儿，忙说，“别闹了别闹*耍帽到*着说。人这是正事。”
　　“现在你们伤的就是颗冷酷的心。”宝康说。
　　“真的？那太不应该了。”
　　“我为你们难过。说实在的，我是真想帮你们——爱莫能助。”
　　“没事。真帮不上也不怨你，意思到了就行。”
　　“你们当作家真是历史误会。”
　　“是是，误会。我们应该种田做工去，让你们当作家。”
　　“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清洁工淘粪工都招不满，那贡献多大干吗不去？非来夺我们饭碗，本来我们好好的，你一口我一口。”
　　“怪我们怪我们。你们客气我们把客气当福气了。”
　　“好好反省吧，人生的路蹉跎岁月一失足可成千古恨。悬崖勒马亡羊补牢知难而退有错必纠——反正就是这意思吧再多的词儿我也想不起来了。”
　　“你给我们指条明道吧，这回我们听你的。”
　　“我心里也乱着呢，刚才那番话好象头些年谁也对我这么说过。”
　　“是挥着拳头说的还是写大字刷墙上？”
　　“记不清了，没准是我自个对自个说的。”
　　“甭管谁说的吧，甭管对谁说的吧，有这么回事就行。”
　　“对对，历史的经验要牢记丑话说在头里勿谓言之不预。甭往这里瞎掺和，先打听打听规矩。我们遭多大罪，使多大心劲儿才形成这种颠扑不破的受难基督印象——在世人眼里，你们一上来就洒狗血，没大没小，没尊没卑——能不跟你们急么？”
　　“是是，什么吹出来也不容易。青红帮还有个辈分儿呢。老的对小的生杀予夺……确实是我们太不注意了。”
　　“回去好好反省吧，下一步怎么做好。不是我卖乖，何必呢？哥几个不傻不粘的，非当作家干吗？我也就是不会别的，否则也早奔高枝儿了。这玩艺儿有什么好？劳心伤神苦哈哈，写一辈子也没几个写出正经东西的，都当柴烧了——我有儿子就坚决不许他当作家。”
　　“你的话说的是真肺腑，真让我们深思，看来我们是得好好考虑今后走什么路的问题了。”
　　“好好想想仔细想想颠过来倒过去想想，甭着急给你们时间——想好了给我来电话。”
　　宝康走后，我们立刻匆匆地奔回家迫不及待心急如焚地上床睡觉。从中午一直睡到傍晚，这才陆续醒来，精神抖擞，心情愉快。我们找了家上好的餐馆，饱饱地美餐一顿，吴胖子几乎吃吐了血。然后，委派我给宝康打电话。我叼着牙签懒散地拨了宝康的电话号码，宝康一听是我十分兴奋：
　　“怎么样？考虑好了没有？”
　　“考虑好了。”我说，“我们决定继续和你们坚定地站在一起，肩并肩手挽着手。”
　　“什么？”
　　“我们想来想去，你们越是惨我们越是不能抛下你们不管。我们这些人没别的就是仗义。”
　　“这么话，”宝康嘟哝着，“你们是铁了心非祸害我们不可拦都拦不住了。”
　　“对，荣辱与共，生死同心，打死都不喊冤。”
　　“既然这样，那我就正式通知你吧，明天上午八点在盒子车法院开庭，传你、刘会元、吴胖子、丁小鲁到庭接受‘文学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质询。”宝康郑重地说，“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明儿见。”
　　盒子车法院庄严的审判大厅。阶梯式的旁听席上坐满了三教九流，看热闹的闲人。我们四人挤站在被告席上的木笼子中，活象漫画里被人民的大手一把抓的年轻点的四人帮。高高的审判台上，依次坐着大胖子，瘦高挑儿，秃脑门，小眼镜和两个娘儿们。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嘟哝着：“老实点！看你们现在还老实不老实！该该该，活该！让你们闹！”
　　“现在，法庭开庭了。”大胖子敞着怀，摇着纸扇，挺胸叠肚靠在椅子背上左右看看自己的同僚们，懒洋洋地望着我们拖着腔说：“被告，根据文件规定，你们有权利为自己辩护，你们自己找人辩护呢还是请法庭给你们指定辩护人？”
　　“自个吧。”我说，“我们可以为自个辩护，那你们呢？你们不需要找人辩护吗？”
　　“我们不需要。”
　　“这不公平吧？我们能辩护你们却不能辩护。”
　　“没关系，反正老是我们永远有理。”大胖子胸有成竹地说，“被告，无业游民宝康控告你们一无设备二无资金三不经批准擅自进行文学写作，属无照经营一类，申请取缔。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对对，是我控告的。”大胖子发问的同时，宝康激动地一个劲儿说，“怎么啦？我就控告了，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我回答大胖子的提问：“我们认为宝康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文学写作本是雕虫小技，任何人茶余饭后都可以此解闷，如同下棋遛鸟，嗜好而己，何用起照？”
　　“他说的不是实话。”宝康急煎煎地反驳，“他们早不是解闷儿了，完全是专业写作的架势，这不是戗行么？”
　　“开心解闷儿偶一为之，这个本庭不予过问。但本有俸禄又私写作，谋人钱财，这个就要特批啦，被告，你等之辈有正当职业？”
　　“无有。小的们也是无业游民，靠天吃饭，擅事写作也是死里求生之意。莫非宝康写得我们就写不得吗？”
　　“是呵，都是无业游民，你写得别人就写不得吗？”大胖子率其同党一齐转视宝康。
　　“大人糊涂。”宝康急得跌足，“我怎碰上这么一个肉头。”
　　“哎，你怎么骂大人？”我立即向大胖子指出，“他刚才骂你来着
　　“骂我什么？”大胖子机灵一下，立刻正襟危坐，沉下脸来，瞪着宝康，喝道，“你再骂一遍。”
　　“我没、我哪敢、我说我胡涂、我肉头，这么两句半话跟大人都说不清楚，让小人钻空子。”
　　“骂就骂了嘛不要不敢承认。”我们七嘴八舌说宝康。
　　大胖子一干人虎视眈眈，端坐如钟。
　　宝康有口难辨，“得，我该死？我抽自个俩嘴巴得了，我不该骂您。”宝康巴巴地仰视上方，“饶我这回吧。”
　　“姑且给你记上。”大胖子正色道，“秋后算帐。现在陈述你的理由吧。”
　　宝康垂头丧气，恨恨地瞪我们一眼。
　　“怎么着？你还敢打击报复？”我们厉声叱问。
　　宝康不敢纠缠，换了副笑脸冲上说道：“小的虽也是无业游民，但这无业游民和无业游民也有贵践之分。小的祖上就游手好闲，提笼架鸟，吟诗赏月。到小的这一辈更不学好，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虽家徒四壁但心有慧根成为作家乃是顺理成章势在必行好歹有家学为底读书子弟功名无望但教个馆会什么的当为绰绰有余。可他们呢？他们什么东西？祖上要饭儿孙还要饭，斗大的字一家子认全了算来不到一筐。这样的屁似的东西也敢自称作家，真真羞煞天下读书郎。”
　　“是啊。”大胖子摇着扇子转向我们，“你们也是胡闹，不认字当什么作家。”
　　“谁说我们不认字？”我们一齐说，“学富五车一肚子墨水乃民间对我等的称誉。”
　　“大人一定知道一句歇后语，孔夫子搬家——净是书。”吴胖子对大胖子说，“这孔夫子便是我的外号，民间出于尊敬都这么叫。”
　　“别吹嘞！真不要脸嘿！”宝康在他座位上起哄。
　　“你这种说法我倒也是头一次听见。”大胖子扫了宝康一眼，宝康立刻不吱声，“这孙子哄的也有点道理——你外号到底叫什么？”
　　“真是叫孔夫子。”吴胖子向旁听席一指，“不信问他们，是不是都这么叫？”
　　大胖子一干人视线转向旁听席：“有这么回事吗？”
　　“有，确实有。”马青从旁听席上恭恭敬敬站起来，“我们是没事管这胖子叫孔夫子。他排行老二，也是私生。”
　　“大人，甭听他的。”宝康连忙欠身对上嚷，“他们是一势的，互相都勾着。这帮无耻之徒廉耻丧尽不动重刑哪里掏得出实话。”
　　“能打吗？”大胖子问瘦高挑他们。一个个竟都不表态，“你看着办，要打你下令。”
　　“我才不傻呢，我下这令？”大胖子一副饱经风霜满脸城府大事不糊涂的模样，“被告听着，既然你们外号叫孔夫子，那本帅就要考考你们了。”
　　“不许交头接耳。”瘦高挑儿冷丁插话，“问到谁谁回答，底下不许商量。”
　　“考就考呗，有什么呀？”我们笑道，“还能叫你们难倒了不成？”
　　“你们说什么呢？”宝康指着我们的嘴说，“不服是怎么着？”
　　“什么也没说！”我们冲他乱叫，“嚼嘎蹦豆呢。”
　　“你们四张嘴欺负我一张嘴是不是？”
　　“你老嚷什么？”大胖子不耐烦地训宝康，“就你烦人，没个眼力价，这会儿有你什么事？再嚷把你轰出去。”
　　宝康蔫了：“好好，我不说了。”
　　“你当会儿哑巴吧。”大胖子狠狠瞪他一眼，打起官腔对我们说：
　　“听好我第一个问题呵，什么是文学ＡＢＣ？”
　　“时间地点人物。”吴胖子抢答的快捷，十分得意，“ＤＦ还用说么？说到Ｚ也行。”
　　“不用了，就到Ｃ吧。什么是小说？”
　　“小人书说的。”我的他答。底下哄堂大笑。我脸红耳赤地连连说，“错了错了。”
　　“我来回答这问题。”丁小鲁说，“小说就是名家可以天马行空，新人必须遵循规则的一种文字游戏。”
　　“给个‘好儿’嘿。”我冲旁听席示意。
　　“嘿——好！”杨重捂着脸低头瓮声瓮气地喊了一声。大家都回头看，他也无辜地回头看，集体的视线都落到了坐在最后一排的古德白身上。急得古德白连连申辩：
　　“不是我喊的不是我喊的。”
　　大家只是默默地注视着他。
　　大胖子看到古德白，脸若冰霜地说：“古老，请你离庭。”
　　“真不是我喊的。”古德白起身对大胖子作胁肩谄笑状，“我刚才一直在睡。”
　　“撵出去！”大胖子脸一沉，扭向一边，挤出一句，“不知自重。”
　　古德白被几个人连搀带架地弄了出去，一路上不停摇头叹气。
　　“第三个问题……”大胖子话音未落，瘦高挑儿就抢过话头儿，“写好小说需要具备那些素质？”
　　大胖子白瘦高挑儿一眼：“文学家的基本功是什么。”
　　“说学逗唱。”刘会元回答，“什么都得感兴趣，什么也干不好。屁股得沉——坐得住；眼睛得尖——好事拉不下；脸皮得厚——祖宗八代的龌龊事都得打听；腿脚得利索——及时避枪口。”
　　“有点意思呵。”大胖子和小眼睛秃脑门相互交换着眼色唯独跳过瘦高挑儿，“看来还不是完全无知。”
　　“好小说和坏小说用什么标准来区分？”瘦高挑坦然自若，接着发问。
　　大胖子气鼓鼓地撇了撇嘴。
　　“以我划线。”丁小鲁说，“我喜欢的就是千古佳作，我不喜欢的那就是狗屁不通。”
　　“就这么直接说——对作者？”大胖子挑刺儿。
　　“好话可以直接说，说过来也没关系。”丁小鲁神态从容地答道，“坏话只能暗地里说，当面对作者充其量只能作为其惋惜遗憾状。
　　“得着文学真谛了。”瘦高挑由衷地赞道。
　　*
　　“不好！”大胖子冷冷地反驳，“怎么就不能当面说坏话？什么作惋惜状遗憾状？这还嫩点，好话就不能夹枪带棒指鸡骂狗地抛出去了？本人从来就是大无畏，骂他还让他以为夸他，感激不尽。”
　　“第五个问题是……”大胖子和瘦高挑不约而同一齐发问。
　　二人相视，眼中无限深意。大胖子一副气势汹汹，瘦高挑怯笑礼让，“你问你问。”
　　“第五个问题……我想问什么来着？”大胖子被打岔，一时间竟忘了到嘴边的话头，便隔过瘦高挑，反去问小眼镜。
　　“你想问如果给你一定权力，你将扶持什么打击什么？”瘦高挑果断地适时出击，噎住大胖子，将自己的问题当大胖子的私货抛了出来。
　　“如果给我一定权力。”我以男强人叱咤风云的姿态侃侃而谈，“那我当然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什么表现形式什么思想内容那一概不重要。只要哥儿们就扶持，实在不得不打，也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跟我不和的对我不敬的再好也狠狠打击绝不留情——顺便说一句，您这第五个问题和第四个问题有点重复，表达的是一种情绪一种精神。”
　　“这个我们早发觉了。”大胖子忿忿地对我说，“不用你多嘴。第六个问题……”
　　大胖子停下来看瘦高挑，瘦高挑佯作不见，吸吸溜溜地品茶。大胖子哼了一声，瘦高挑傲然一笑。
　　“第六个问题，”大胖子问，“你最喜欢的文学作品是什么？哪些文学作品对你创作影响最大？”
　　“你的作品我们最喜欢！”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你的作品对我们创作影响最大。”
　　“没看过也喜欢！没看过影响也最大！”我们再次异口同声说。
　　“好好好，不难为你们了。”大胖子乐呵呵地说，“提问结束，下面开始造句。”
　　瘦高挑轻蔑的一笑，离席飘然而去。大胖子看都不看他一眼，作雍容大度状。
　　“下面开始造句了呵。”大胖子兴致勃勃地往前凑凑趴在台子上说。
　　“对不起对不起。”一个坐在一边始终没吭声的娘儿们举着葱尖儿似的五指，偏着脸向大胖子要求发言：“我能提几个问题吗？”
　　“可以可以。”大胖子对着这张粉脸堆下一脸媚笑，说：“尽管提。”
　　粉脸转向我们，立时挂了层霜：“我想专门向方言提几个问题。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红色。”丁小鲁替我回答。
　　“我刚才说过了，我是专门向方言提几个问题，别人不要插嘴。”那粉脸看也不看丁小鲁，嘴一字一瘪吐皮似地说。
　　“红色。”我说，“共和国的颜色。”
　　“你处世信奉的格言是什么？”
　　“孔雀开屏是好看的，转过去就是屁眼儿了。”
　　旁听席哄然大笑。粉脸闭闭眼抿着嘴无动于衷仿佛忍受着突然落到脸上的一片灰尘。
　　“你最爱什么？”
　　“看到那些从不倒霉的人倒霉。”
　　“我问的是你最爱什么不是你最希望什么。”
　　“我最爱自己，其次爱妻子女儿家人朋友。”
　　“你最恨什么？”
　　“最恨得冲我讨厌的人笑！”
　　我龇牙冲粉脸笑，粉脸翻了翻白眼，侧脸冲大胖子说：“胖老，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
　　“谢谢你。”我在下面殷勤地鞠了一躬，庄严站直。
　　“下面我们开始造句。”大胖子煞有介事地四处张望着严肃地说，“第一个造句词：乔装打扮。”
　　吴胖子挺身而出，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五·一’节来到了，全国人民乔装打扮。”“好！”旁听席上一声怪叫，随即爆发大笑。吴胖子非常绅士风度地向观众还礼、谢幕。
　　“第二个造句词：一网打尽。”
　　“要么不打，要么一网打尽。”
　　“五十步笑百步。”
　　“新娘上轿，前五十步笑百步以後哭。”
　　“奇货可居。”
　　“老板有奇货可居柜台中。”
　　“惨不忍睹。”
　　“他们瘦得惨不忍睹。”
　　“妙不可言。”
　　“咱们胖得妙不可言。”
　　“注意，咱们下面开始造比较复杂的句子了：因为……所以……”
　　“因为你不知所以。”
　　“谁不知所以？”
　　“都以为自己是聪明人不知道谁不知所以。”
　　“我问你谁不知所以？”
　　“我问你谁不知所以你不告诉我。”
　　“胡闹！”
　　“他胡闹。”
　　“我不跟你说了——别打断我！重造一遍因为……所以……。”
　　“因为我忘乎所以。”
　　“这还差不多。”大胖子脸色稍有和缓，但仍余怒未消，指着吴胖子，“我看你胖得倒有几分才气，颇带我年轻时的神韵。老夫今天兴致高，倒要和你卷通帘子一比高下。”
　　“卷帘子？卷什么帘子？”吴胖子四处张望，“跟我比手劲儿？”
　　“就是先就说词儿，一句跟一句，层层加码。”我们这捆里就丁小鲁懂，“步步高的意思。”
　　“懂了，不就是拉线儿屎么？来吧。”吴胖子磨拳擦掌，严阵以待。
　　“客气点客气点。”我在底下拽吴胖子袖子。
　　“比武么。”吴胖子理直气壮地说，“我能让了他那是对他的侮辱。”
　　“开始啦，小子。”大胖子发话了，“第一。”
　　吴胖子接茬儿，“笨蛋。”
　　“天下第一。”
　　“头号笨蛋。”
　　“老子天下第一。”
　　“我是头号笨蛋。”
　　“不是老子天下第一。”
　　“不光我是头号笨蛋。”
　　“敢讲不是老子天下第一。”
　　“谁说不光我是头号笨蛋。”
　　“哪个敢讲不是老子天下第一。”
　　“你们谁说不光我是头号笨蛋。”
　　“看看哪个敢讲不是老子天下第一。”
　　“问问你们谁说不光我是头号笨蛋。”
　　“我倒要看看哪个敢讲不是老子天下第一。”
　　“他老想问问你们谁说不光我是头号笨蛋。”
　　吴胖子得意非凡，神气活现，朝上问，“还来么？我这起伏跌宕的如何？”
　　“你真是没眼力价儿。”我批评吴胖子，“为求一逞坏了大家的事，看不出你哥都快急了？”
　　我堆出甜甜的笑对大胖子说：“大人果然是老姜，文采斐然，令小的如饮甘露。小的蠢蠢欲动，也想和大人卷回帘子，跟大人讨上几招儿。”
　　“人！”大胖子闷闷不乐地突然蹦出一个字。
　　“狼。”我低眉顺眼陪着笑。
　　“老好人。”
　　“大灰狼。”
　　“慈祥老好人。”
　　“凶恶大灰狼。”
　　“亲切慈祥老好人。”
　　“狡诈凶恶大灰狼。”
　　“我乃亲切慈祥老好人。”
　　“你是狡诈凶恶大灰狼。”
　　大胖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摔摔打打，庭内空气陡然紧张起来。
　　“称颂我乃亲切慈祥老好人。”
　　“承认你是狡诈凶恶大灰狼。”我毫不动容，微笑如故。
　　“都称颂我乃亲切慈祥老好人。”
　　“不承认你是狡诈凶恶大灰狼。”
　　“我听到几乎全部群众都称颂我乃亲切慈祥老好人。”
　　“据反映绝大多数群众不承认你是狡诈凶恶大灰狼。”
　　我一气呵成，大胖子笑逐颜开，亲切慈祥地说：
　　“还是你聪明，才分在他们三人之上。这才叫对联呢，多么工整，相辅相成，你是不是再拟个横批，我找人写出来，裱一下，回头就挂在我们家门上。”
　　“横批就叫：‘多好的人’，如何？”
　　“白了点儿吧？”大胖子谦虚地说，“我们家门上这么一贴，谁见了还不得当成瓜摊儿？我老伴正好姓王。”
　　“那就叫：‘质量保证’吧。”
　　“不好不好，还是白。”
　　“白虽白，可这是我们的心声呵，群众总是特质朴，好话歹话都是粗话。”
　　“再想想再想想，还有别的好的没有？”
　　“‘百里挑一’？‘上哪儿再找’？不对不对，字多了。”
　　“我自己拟了一个，你听听怎么样：‘天天向上’。”
　　“妙极妙极。”我拍手笑道，“如此四字，再贴切没有。四字既出，竟觉其它数万汉字全都俗了。不必改了，就这么写了裱了贴门上。”
　　“门也俗了。”宝康不甘寂寞，作苦吟状，“依我之见，倒不如专为这四个字立个牌坊才好。”
　　此时，瘦高挑踱回席位。昂然坐下，一副清高不入浊流的架势。悠然开口：
　　“看来这帮小子已安然混过关了？”
　　“你有意见？”大胖子瞪眼。
　　“没意见，我能有什么意见？统统过去就是了，我这护法天尊不过是摆设，吓吓小鬼罢了。”
　　“是不是再征求一下其他诸位的高见？”我恭敬地转向秃脑门小眼镜，“我们也特想听听其他几位尊师的教诲。”
　　“不用问他们，他们也是摆设。”大胖子颇具豪气地一挥手，当着那几位的面就说，“问他们也是白问，反正我说了算。赶明儿有事尽管找我，到我家来玩，我瞧你们顺眼了，你们在他们眼里也就顺眼了。”
　　“一定一定。”我们齐说，“不顺则已，顺就顺您的眼。”
　　“你还在这里赖着干吗？”大胖子想起宝康，对他怒喝，“莫非诬告这几位文学新秀的贼心不死？告诉你，我在一日，你就休想得逞。”
　　“我，我想私下跟您谈谈。”宝康可怜巴巴地说。
　　“不谈！”大胖子一拍桌子，“敢骂我——我记你一辈子仇！”
　　大胖子率众起身，横眉立目的宣布：
　　“本法庭听证结束，现在开始判决……”
　　“哥儿们力挽狂澜吧？”出了法庭，我们几个十分得意，象英雄凯旋一样接受于观杨重他们的祝贺。
　　杨重握着我的手说：“哥儿们你真可以，临危不惧灵机一动，还是你是流氓，我们差远了。”
　　“立这么大功，你得请客。”
　　“请客请客。”我笑着招呼大家，“走走一起去。”
　　宝康臊眉搭眼儿地远远站在一旁，几次想上来搭讪，被马青吴胖子轰走：“躲远点，别找着我们抽你。”
　　“不是，哥儿们，我也是流氓。”宝康央告，“咱流氓对流氓就别太计较。”
　　“呔！谁是流氓？”我跳出人群叱宝康，“我们现在是文人了。”
　　路边一个馄饨挑，我们一大帮人蹲着喝馄饨。我喝得满头大汗，对众人说：
　　“都走都走，喝完我付钞票——掌柜的，再来一碗。”
　　我蹲着，慢条斯理地喝着馄饨，看着大家陆续走远，掌柜的正在往锅里添汤——撂下碗，撒腿就跑……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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