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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陆根纪

飘洋过海，乃怀陆根，我虽不往，一往情深。
　　“光宗耀祖”是中国入向往的主题思想，它有点封建，但在追远寻根的意义上，却又不无可取，至少有这种思想的人，它不忘本，也很念旧，自己发达了，不忘记使祖宗也跟着发达一下。糟糕的是，很多人在使祖宗发达时却为了体面，硬替自己换了祖宗，例如窃国大盗蒋介石，高攀自己是周公之后，但其手下何应钦却技高一筹，高攀自己是周武王之后，而周武王是周公哥哥，是老大，是嫡系，光耀起来，显然我比你大。其实周武王、周公绝不会跟国民党这两个瘪三沾亲带故，只是他们死后倒霉，被瘪三抓住不放而已。
　　至于我李敖，对祖宗问题却正常得多，不但正常，并且涉嫌低攀，且有扶弱抑强的味道，因为我把祖宗锁定在少数民族及被压迫民族身上。我首先根据我家藏的《李氏宗谱》，声言我是苗族之后；接着根据学理，又声言我跟高山族同源。
　　关于我是苗族之后，已获大陆学术界的认同，从苗学研究的书刊上，已经一再把我作为样板。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伍新福、龙伯亚著的《苗族史·苗族远祖量尤》等书已开苗族与蚩尤历史的先河；而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龙伯亚写序、田玉隆编注的《蚩尤研究资料选》，更是光扬此道不绝。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在贵州大学执教的田玉隆（苗族）还托台湾的黄彼萝、杨尔琳教授间接转苗蚩之书来，认同之情，不可掩也。事缘我在大陆出版的《李敖文集》扉页上，早题反诗如下：

　　落落何人报大仇？明珠岂肯做暗投？
　　信手翻尽千古案，我以我血荐蚩尤。

　　大陆本来是一片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天下的，忽然台湾传来荐轩辕死对头的妙诗，自然足为少数民族及被压迫民族张目。而在海峡这边，我也没闲着，我排斥了高山族绝对南来的说法，而采取了高山族是苗族论的新说。在台湾大学教过我考古人类学导论的凌纯声教授，曾综合日本学者金关丈夫、国分直一、鹿野忠雄等教授的见解，益以己说，发表《古代闽越人与台湾土著族》论文。他的结论是：高山族“在古代与原来广义的苗族为同一民族，居于中国大陆长江以南，……远在纪元以前，……移居台湾，海上早有往来，自秦皇汉武三次迁沿海越民于内地，彻底实行海禁以后，台湾孤悬海外，乃与大陆隔绝”。凌纯声此说，是本诸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教授的发现。乌居龙藏在一九0三年到中国西南各省调查苗族，发现高山族中的曹族与布农族，与苗族酷似，所以提出此说。凌纯声研究苗族多年，到台湾后，“入山工作，所至之处，见土著之民情风俗，与大陆上西南民族相若，大有；日地重游之感。”这一印证，最引起我的注意。根据《李氏宗谱》，我的远籍是云南乌撒。五百年来，我的祖先由苗族一变为山东人，再变为东北人，变得与我们苗族老乡高山族愈分愈远，相逢如不相识。如今我东渡台湾，重来认同，大家自属真台湾人无疑。那些假台湾人想搞小圈子吗？那我就告诉你，台湾是属于苗族的，而不属于汉族的，你们这些来自闽粤的假货，不管来了几代或十几代，不管是小番薯或大芋头，都他妈的差得远哪！
　　我这苗蚩之后，远祖由云南迁山东、祖父由山东迁东北、爸爸由东北迁北京，最后迁到台湾，我们这一支，除了大姊、二姊外，最后全都落籍台湾了。
　　我在十三岁一九四八年离开北京，南下天津和上海，那时大姊、二姊留在北京。大姊大我六岁，正念大一；二姊大我五岁，正念高三。这一分别，一别就是四十四年！一九九二年我请她们来台湾，那时我已五十六岁，大姊、二姊已经六十一、六十岁了。三年后一九九五年，二姊再来台湾，我请她书面回忆吾家旧事，不期她心灵手敏，凭她的好记忆，一写就是六万字。杜甫诗说“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我在台湾因“世乱”迄今未能“生还”大陆，但二姊却能生临台湾，为我写下这六万字，正可补充我回忆的不足，部分段落虽不全然写的是我，但那一时代背景、家庭背景，却正是我族类，正可衬出我在其中。二姊的六万字最惊人的，是她那细腻的记忆。这种细腻，纵使跟你的记忆不合，你也难以驳倒她。首先，她在我生日上翻了案。我的生日旧说法是乙亥年三月二十三日辰时，就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七至九点，但二姊却独持异议。二姊回忆：
　　从头谈起，我首先就怀疑敖弟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妈妈健在，当然轮不到我说大话，是非招骂不可的。可我又拗不过自己想将话说出来，因为从小我就有一个疑团，以为我们姊妹的生日都是阴历二十几，惟有敖弟和小八弟是初几，因而他们两个才是男孩。我一直记得敖弟的生日是三月初三，在这个问题上，我哪里敢跟妈妈争，但又无法解释自己的概念是哪里来的。可惜算命瞎子部只会胡诌，但凡有个真能掐会算的证明一下：一九三五年阴历三月初三或三月二十三辰时生的男丁，到底哪一个命中注定有两次牢狱之灾，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照二姊回忆，我的生日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两种说法相差二十天，但都在四月。如二姊记忆属实，则市井报刊描写李敖的“金牛座”性格，就全部崩盘，我反而是“白羊座”的。
　　我是不信什么星座的，但我的例子可以拆穿星座谬说，亦一快事。
　　我虽生在哈尔滨，但籍贯上却是吉林省扶余县。扶余老宅我没去过，但二姊去过：
　　在我四岁前后，妈妈曾带着大姊和我回过一次吉林老宅，一大堆人坐在门槛上拍照，包括两位姑姑和大伯父家的子女，大概因为我们住在哈尔滨，相比之下，我们的穿着打扮没有其他人那么土气。至少证明我们那时家境还不错。据说人怕母也生过很多孩子，有一段时问她和奶奶婆媳二人争着生，只是大们母生孩子存活率不太高，多数死于四六疯，最后很理想地剩下一儿一女。
　　那个时代医药不发达，几乎每家都有生儿夭折比例，而妈妈一人生八个，至今人人健在，确属少见；而六个女儿中，至今人人控制老公，使老公一生不得情变婚变，御夫有术如此，亦属罕见也。李家姑奶奶们的道行，此为一端。
　　从哈尔滨迁到北京后，二姊的回忆更完整了：
　　从住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开始，年龄允许我有了完整的记忆。我们住在靠近东口。出东口的横马路是南小街。东口拐角是个酱油店，兼卖菜和闩常调味品。外祖母常差我去买葱姜、打酱油之类。酱油店对面有个南货店。我从小爱吃零食，南货店将铁蚕豆、杏板儿、花生仁、瓜子、苹果干等等，用普通白纸包成立体三角形，真不知赚去我多少零用钱和压岁钱！当然我的压岁钱还是有一部分输给外祖母。外祖母对打麻将十分着迷……她平时有牌友轮不到我们上场。打麻将绝大多数是她赢。逢到过年她的牌友忙于其他应酬，碰上她手痒而我们的压岁钱又在口袋里叮当响的时候，也就凑合着让我们给她解闷儿了。……偶然在三缺一的时候，李敖也凑数，最恨坐在李敖下家，他只会对对和，不停地碰。
　　二姊对外祖母的描述，尤其在老太大的偏心上，落墨尤多：
　　我们每天晚上吃的水果都是由外祖母分给，给多少是多少。但外祖母很偏心，大姊和三妹回家（指外祖母的房间）后，还会分到额外的。敖弟占了是男孩的便宜，有时外祖母会暗暗塞水果到他的被窝里。
　　老太太们的偏心性格是很普遍的。我看到外祖母一边做活儿（用针线“衲”鞋底做布鞋）一边听收音机，收音机中说相声的挖苦老太太，说：“老太太动胸腔手术，可是开刀后找不到心，找了半天，原来心在胳肢窝（腋下）里！”其心之偏也可想。外祖母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笑，但是笑归笑，偏习难改也。
　　二姊又回忆到我的一件做偷窃共犯的故事：
　　外祖母在世的时候，始终是我们李家的当家人。外祖母不识字，但聪明过人，当年住在哈尔滨就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曾有一次组织哈尔滨的中学校长到日本参观，爸爸是其中之一。但临走前爸爸的旅费突然在家里失踪。家里的人怪来怪去未免心境不佳。外祖母找个算命先生问卜，算命先生说：“是一男一女所为，钱还藏在家里某处缝里还没转走。”外祖母最怀疑是个女佣人干的，但同伙男的是谁弄不清楚。于是外祖母安排大家晚上去看戏，同时让六中一位校工监视家中动静。散戏回家后校工报告说，通过一面镜子看见女佣人在厕所里鬼鬼祟祟干点什么。外祖母胸有成竹宣布要搜查每一个人，装模作样最后搜到那个女佣人，她作贼心虚慌里慌张，又迟迟不肯脱掉袜子，最后妈妈一把将她的袜子揪下来露出赃款。因为钱曾贴住她的脚底，妈妈抛掉外面一张扔给她，并赶她卷铺盖走路。外祖母成功地定计侦破疑案，事后分析案情还是都认为算命先生算得准。因为女佣人作案过程中，始终抱着完全不懂事的敖弟做掩护。只是算命先生好糊涂！只算准作案人的性别，可男性“嫌疑犯”的年龄误差未免太大点儿了。
　　在二姊的回忆里，包含了许多养生送死故事，最可看出我们那一世代的旧时信仰与风光。不论是烧纸还是拜祖宗牌位等，都属于养生以外的送死范围，中国的送死是大学问，二姊在这方面的描写真是精采绝沦。我们对祖父祖母叫爷爷奶奶，奶奶一个人生了十二个小孩，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其中四叔、大姑、二姑、三姑、五姑虽都“寿禄不永”，但是还剩下十二分之七，剩下五男二女。十二个小孩中，爸爸在男孩中排行老二。爷爷奶奶老了后，一直跟老二和二媳妇一起住，但奶奶却说老二以外的儿子和媳妇最好。奶奶会对整年养她的老二和二媳妇有微同，却对平时聊拔几毛、只在年节生日送点小礼的其他儿子媳妇大加称赞，这种是非不明，是旧时代老大大的一个特色。爸爸妈妈身受委屈多年，想不到妈妈老了以后，也有这种倾向，也变得抱怨“养生派”而偏心“送礼派”，谁说历史不重演！按中国旧式家庭有三大战：
　　婆媳之战、姑嫂之战、妯娌之战。这三大战，都跟媳妇有关。
　　妈妈是我们李家媳妇，当然无役不与。李家正赶上中国大家庭的解体时代，所以大战的程度极轻，只限于背后的一些女人是非而已。作为一个媳妇，妈妈对奶奶不错，奶奶临死前，缠绵病榻，每天给她擦身体的，就是这位二媳妇。奶奶去世前后，二姊有回忆如下：
　　奶奶婚后凡十年一直在怀孕生孩子。最年长的大爷和最年幼的老姑相差三十二岁。差了整整一一代人。奶奶生了六儿六女之后还是没空手，带着个子官癌去世。患病期间奶奶虽能忍痛沉默不语，但显而易见是在活受罪。不但卧床不起骨瘦如柴，而且生褥疮，自己也没有能力排便。老姑每天戴上口罩为奶奶解决便秘的痛苦，入人都说奶奶的老姑娘很孝顺。难熬的日子拖了很长时间。爷爷也常拄着拐棍儿走到奶奶房间门口问一句：“你中不中？”终于有一天奶奶不再能说话，左边面颊不断地抽动，后来嘴也歪了，半边脸愈肿愈大，眼睛痛苦地直视着直到咽气。从奶奶病情恶化开始，我差不多一直陪在她身边。一方面我很喜欢和善的奶奶，另一方面也想陪陪老姑。老姑对我说：“不用害怕，只要是亲人，无论生病或去世看了都不会怕。”本来除去奶奶最后面部抽搐留给我的印象很揪心之外，对于奶奶死去我并不害怕，问题是丧事的发展让我吓破了胆。
　　奶奶去世是在晚上，爸爸让我到隔两条马路的干面胡同通知五叔。等我回家之后看到奶奶已被穿戴就绪，停尸在爷爷房间的走廊里。那是个挺可怕的镜头，身材瘦小的奶奶上身穿九件长长短短的袍子，下身套六条裤子，数字是规定的并有什么讲究吧！脚下穿一双崭新的方头绣有花纹图案的鞋，头被卡在一个硬枕头里。寿衣寿材都是早已准备好的。最外面一件寿衣是个大红长袍，好大好大，至少能装进去五六个奶奶。上面绣满了色彩反差极大的花卉，下摆部分则是太阳、云层、海水之类的彩色刺绣。相信那件绣袍价格一定十分昂贵。奶奶的脸用一块白色方布盖着。头顶有一个容器当中插三根筷子粗细的棒头，顶部黏一大团棉花球，大概算是引路灯。我开始感到恐怖，停在那里的是具僵硬的尸体，与和蔼的奶奶完全联系不起来，随后全家都穿上孝袍，在忙乱中接待前来祭吊的亲眷与朋友。然后将奶奶入殓送到庙里准备办佛事，我眼前看不到令人生畏的场面，恐惧的心也就逐渐安定下来。万没想到奶奶过世的第七天，不知道谁出馊主怠说：“死人七天要回望乡台。”于是在奶奶的床上放一张小矮桌子，上面放盆洗脸水、梳子、镜子、爱吃的点心。床卜还撤些砂子想留下奶奶的脚印。当晚将奶奶房间的窗门大仟，我整夜睁圆双眼不敢睡眠，一直困扰地想：奶奶是如何从棺村里爬出来呢？是走进门还是飘进窗？是平时的样子还是半边脸肿着？是否穿那件可怕的红袍子？会不会也来看看我，奶则是人还是鬼？小时候看京戏济公传，其中关于阴阳两界、关于无常鬼魂、关于死而复生等等可怕的传说，都忽真忽假涌现在我眼前，总之，我完了。事后几个月，我路走到一半会突然下决心仗胆子，回头看看有没有鬼影子跟着；常为自己规定若是靠左边走，晚上就不会怕做梦。走两步想想不对会迟回去重走，整天神魂颠倒。俗话说“福无以至，祸不单行”，上海人另有说法叫“运来推不开，倒霉一齐来”，看来都有几分道理。
　　从二姊的回忆里，十足看到中国丧礼中的恐怖面。丧礼开始，在世的活人变成死人，去世的死人变成鬼，生死线外，一片恐怖。吓破胆的在世活人－二姊继续写道：
　　奶奶过世整整一百天，爷爷突然一反常态，不再大声哎哟喊疼了，而且清醒地宣布他快要死了。为了判断爷爷预言将死是真有先见之明？还是诈死吓唬人？特别从北房请来经历丰富的外祖母前去看望爷爷，外祖母有把握他说：“不行了，抬头纹都开了！”但爷爷保持冷静清醒，亲自指挥爸爸妈妈在哪里能找到他的寿衣，还声明箱子没有上锁。那天晚上我和小六妹睡在正房西南角，也就是外祖母过去常住的那间住房。睡梦中被爸爸妈妈搬动箱子找东西的声音吵醒。我听到妈妈说：“好像不能用带子，会带儿带女。”等爸爸走出房间，我问妈妈发生了什么事？妈妈只简单他说：“你爷爷要死了！”然后匆匆出房门。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头马上胀得好大，我想：“倒霉事又来了？”并且吓得立即跳起来穿衣服，同时拼命摇动身边的小六。我问小六：“爷爷要死了，你害不害怕？”她糊里糊涂说“不害怕”，打算接着睡，我不由分说将她拎起来，帮她穿衣服，…一边说：“不害怕也得起来！”小六还是个孩子，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小六醒着能给我壮胆。
　　妈妈看到我魂儿又没了，就派佣人小孟妈陪我去干面胡同给五叔送信儿，妈妈是为了不想让我看到爷爷临终的场面再受刺激。街上静悄悄，小孟妈走在我身旁。她个子十分矮小才被以“小孟”称呼，实际上是位梳髻的小脚老太婆。我看着我们两个人地上的影子，月亮从头顶照下来，她地上的影子变得更加矮小，又是小脚，走起路来影子一蹿一跳的；而昏暗的路灯又给她照个影子又长又大，上上下下一伸一展的，我不敢侧过头看她，心里打鼓认为她准是鬼！好不容易盼到五叔家，本以为五叔能和我一起回内务部街，谁知五叔隔着大门说：“你先回去吧！我就来。”我只好硬着头皮伴着鬼怪影子往回走。拐进内务部街东口就听见哭声。爷爷已经死了。
　　最了解我的妈妈让我不要去看已过世的爷爷，分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在北房看着猫和狗。当时住北房的外祖母正忙于帮助料理爷爷的后事。猫和狗所以被关起来，是因为传说这些小动物若是从死人身上跳过，死人会“诈尸”。猫狗都习惯于夜间安静，突然被关起来还不算，门外面哭声惊天动地，小动物如何不慌？陪着我的狗大声狂叫，猫则抓窗挠门想冲出去。居然有浑死人遇上小动物跳过，会产生静电而跳起来！居然我笨得信以为真！我真慌了手脚，真怕爷爷会穿着寿衣蹦来蹦去！
　　庸人自扰的麻烦事并未到此结束。爷爷死后大约是七期在庙里放焰口。和尚们穿戴很正规，像唐僧的服装差不多的“礼服”，排着队边走边唱，领唱是位职位高的大和尚，其余人只是伴唱。其中有个仪式是大和尚将撕成小块的馒头扔上扬下地撒了满地，说是喂给路边的饿鬼，以便超度亡人。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可是和尚慧眼四面八方一定看到不少饿鬼，否则也用不着浪费那么多粮食。我当时就想，那么多饿鬼，说不定我也撞到凡个。当天晚上回家，忘记又是谁发表谬论，说是人死前灵魂漂泊不定，不知该何去何从，一定要有人开开大门，死入的魂儿才会跟着出去。大家回忆分析了半天，一致认为：“爷爷和奶奶的魂儿都是在我给五叔送信儿的时候，跟着我溜出大门的！”不知道今天的法律是否进步到可以制裁捏造耸人听闻妖言惑众的人，我认为该判他们重罪！为了那些混账废话，我所付出的精神折磨代价是无法衡量的。什么叫两个“魂儿”跟着我？我自己都魂不附体了，还顾得上别人的魂儿何去何从？天一黑我就紧紧跟在妈妈背后寸步不敢离开。已有众多弟妹的我，晚上要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不能关灯，偏偏日伪时期经常停电，半夜只要一断电，我马上会像弹簧一样跳起来点蜡烛。我眼前的世界在短短几个月变得光怪陆离，荆天棘地。只要单独一个在黑暗中，哪怕只有几秒钟，也会毛骨悚然魂飞魄散。有害怕经历的人才懂得那是一种精神煎熬。我彻底垮了！
　　在惊魂动魄及失魂落魄后，最后改用离家住校的方式来救这鬼迷心窍的二姊了：
　　后来爸爸说：“让安琪去住校吧！换个环境也许能好，不然这个孩子会吓死！”即使住校也得有人陪着，这次轮到大姊陪我注进贝满女中高中部宿舍。我的怕鬼症渐渐有好转，只是我又离不开大姊了，晚上她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住校的伙食是比较差的。实际卜住校生多数是来自北京靠近郊区或农村的女孩儿，有钱人家的小姐们多半儿住得近，靠自行车走读上学。我们吃不惯学校的伙食，每周回家要大吃几顿。星期一再返校的时候，外祖母总是给我们炒很多爱吃的菜带着。每趟都有大头菜炒鸡蛋肉丝。里面放大量荤的，为了摆得起不得不炒咸一些。有一次大姊吃得过咸咳嗽不止，要请假回家住几天治病。住校生不是周未是不准随便回家住的，人姊被舍监批准后我也要求一同回去，理由当然是“我害怕”。舍监问我：“你怕什么？”我宣言不讳“怕鬼”。她又问我：“怕不怕死？”我否定。舍监风趣地教我说：“那好办！鬼来了你就跟他打，顶多他把你打死，死了你也变成鬼就不害怕了。”爸爸的办法非常有效，我疑神疑鬼的毛病终于治好了。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敢参加追悼会，怕看见死人，也怕棺材。我从小就下决心死后绝不睡棺材，总担心睡在里面若是活过来可怎么办？
　　在奶奶、爷爷走后，下一个轮到外祖母了：
　　爷爷奶奶过世后，我们的祖半只剩下外祖母。外祖母身高咪斤七左右，而体重七十五公斤，非常非常胖，有一张照片我们几个孩子围在外祖母大肚皮的四周，就像围一棵千年古树一样，坐在洋车里真是将车填得扑扑满！有时候拉洋个的会抱怨她太富态，说她一个顶两个，要求给双倍的钱。最意想不到的是外祖母死于肝硬化，死前因腹水人更“胖”得邪乎。若不是当初在爷爷去世的时候，不知道哪个有预见性的人建议将爷爷和外祖母的寿材掉个包，外祖母真可能到死也无法在棺村里瞑目了。
　　外祖母重病期间曾一度单独住在客厅东头套间。套间内有一只大衣柜，是妈妈结婚时的陪嫁。木材质量非常好，柜门上有个洞，是在占林老宅的时候土匪抢劫时用枪打的弹孔。大柜由占林千里迢迢运到北京。柜子右半边是穿衣镜。有一天我在客厅做功课，忽然看见镜子里的外祖母紧张而吃力地向我招下。我赶快进套问搀扶她起来，外祖母说她“上不来气”，还说我“救了她一命”。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她去世，对我特别好，相反地反而冷淡三妹。想是因为她心疼三妹年纪尚小，怕她经不起死别的思念和痛苦吧！大约一九四八年年中，外祖母病危。我们很多人在北房守在她的病床旁边。我忽然触到外祖母的脚冰冷，立即问三姨是怎么回事？三姨感到异常不妙，就连喊两声“妈”。神志恍惚的外祖母也忽然喊两声“妈”，就好像她去世前看到自己的母亲。
　　又是死人！又是棺材！后两年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竟变成风流云散、风水失灵的住处。外祖母的寿材停在北房与正房之间的院子里，除去放进去一些金银首饰之外，棺村里还放两副外祖母生前喜欢并且常使用的麻将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入殓，其他所有有空缺的地方都塞进去很多小包，塞得非常扎实，以便将外祖母挤住不致晃动。想必其中包的是防腐剂或干燥剂吧？最后盖匕棺盖钉入木楔子，同时让我们大声喊：“姥姥躲钉，向东躲；姥姥躲钉，向西躲！”其实往哪里躲啊？棺村里挤得水泄不通，即使是位活着的小伙子也动弹不得，何况是位死去的胖老太太！
　　外祖母的丧事办得比爷爷奶奶都风光。出殡的时候用了一百二十八人抬杠。就连棺材罩都是专门订绣的。外祖母只生三个女儿，照理该由长女生的长子李敖在灵枢前打幡儿。
　　但是大爷大娘教唆敖弟别管，理由是：“你姓李，又不姓张！”
　　敖弟不知该听谁的。大姊生气他说：“臭小子！有什么了不起？”于是大姊为外祖母打幡儿完成出殡大礼。外祖母死于热天，没过几天尸体腐烂腹水从棺材的一角微微往下渗漏，很臭很臭。因为做佛事我们都守在棺材旁边。敖弟不知道怎么想起来，用手蘸一点点臭水，再用舌头舔尝一下什么味道！可怕可怕好恶心，难怪大姊要骂他：“臭小子！”
　　外祖母的丧事办得铺张还不仅仅反映在出殡的阵式上。
　　在庙里做佛字的时候，还扎了很多适用于阴间的纸入、纸马陪葬。因为外祖母实在爱打牌，居然还别出心裁扎了一个麻将桌，尺寸和真的一样大小，上面摆着全副纸麻将。每张都活龙活现印上中发白、饼条万，一点儿都不含糊。桌旁有三把椅子，坐着二位纸太太。第四把椅子无疑是外祖母的宝座。
　　那天三婶到庙里参加吊唁，刚进庙门就碰见五叔，五叔一本正经地对她说：“三嫂，快点儿，三缺一”二婶目瞪口呆，惊疑为什么在庙里开起牌局来了？足见五叔多么没大没小没正经？更稀奇的是外祖母有座阴宅，门牌是地府十号。阴宅的大小虽然不是按真比例，但至少活人能进进出出。阴宅实在太罕见，引人注目，招来不少人看热闹。甚至有一个美国人也闻风赶至，估计那个美国人是个记者，背个大相机前来采访难得一见的场面。他拍了阴宅、纸人、麻将桌以及花花绿绿的车轿之类，并让我们这些穿孝袍的小辈们站一大排拍照。几天后，他带着印好的照片如约来访问我家，附带送我一个节拍器。那批珍贵的照片本来在大姊手中，“文革”期间作为四旧销毁了。
　　二姊在纸上送死后，结论说：
　　我用大量篇幅描述三位祖辈过世，是因为那个年代，那种荒唐事，真的绝迹了。事实上，我也只写下梗概而已。三位老人死后都葬在盛产水蜜桃的东北义园，而且都是邻居，解放后曾通知我们迁坟，往哪里迁？谁有钱去迁？死人也同样不知去向了。
　　二姊清楚回忆的养生送死，也就是我依稀记得的养生送死，清楚与依稀之间，我和她同此记忆，她的行文，就是我的落笔。我们内务部街的家，自此也就发生了大变化：
　　随着外祖母去世，家里就好像树倒猢狲散般地逐渐散开了。倒不是因为外祖母的死起那么大作用，而是受局势变化的影响。开始爸爸妈妈带着大姊和敖弟以下的弟妹们搬到西城麻状元胡同……时间并不太久，形势又急转直下，国民党节节撤迟到了南京，全家决定迁居上海。爸爸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有长江一江之隔，退到上海也就“保险”了。……
　　那年大姊刚刚考进辅仁大学医预系，考大学在当年很不容易，大姊又是个既能自立又有主见的人，她不愿放弃学业去上海。我正读高中三年级，爸爸妈妈替我权衡轻重，认为我应当跟着大姊留在北京，等高中毕业后再会上海不迟。但作为我本人根本不想留在北京，更具体说我很依恋妈妈。虽然也知道决定的事我无能力更改，但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向妈妈提了我想走的愿望。妈妈非常不满意我，她说：“你一定要走也随便你，到上海高中毕不了业我可不管！”明显妈妈不同意。我哭红了眼睛口到学校，碰到教物理的孙念台先生，他注意到一向嘻嘻哈哈的我心事重重，就关心地问明情况。孙先生笑笑说：“这有什么可伤心的，到哪里不一样听炮声啊？”
　　我就这样被留在北京。
　　留在北京、留在大陆，这一留，就是四十四年！一九四九年四月，自三姊以下，我们来了台湾，二姊写道：
　　我们与家断了联系。从一九四九年年底到一九七七年年中沓无消息二十九年。“生离死别”四个字不是形容词，而是严酷的事实！二十九年后见到从美国去大陆寻亲的三妹，当时我正因工烧伤，死里逃生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三十三年后见到去北京访问的四妹。三十六年后与妈妈在香港重逢。……四十三年后在美国见到六妹和七妹。口十四年后与敖弟、八弟在台湾重聚。那也是在各奔东西南北四十口年之后，妈妈与八个儿女外加两位女婿的第一次大团圆。
　　至于北京的内务部街老宅：
　　我们家在那里住了约十年。那里充满了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童年的欢笑、青春的骄做和未来的幻梦。那里是我真正的家，离开那里开始我就失去了家，失去了让我无限留恋和思念的家。你有过突然与家断绝音讯的经历吗？有过一·断绝就是三四十年的遭遇吗？只有失去家的人才懂得家的温馨可爱，突然失去家才尝到“生离”的真正滋味。
　　离开内务部街三十四年后，二姊旧地重游了一次，她留下动人的描述：
　　一九八一年四妹第一次回北京的时候，我们曾怀着无限滋味在心头重回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还是那两扇套着一个小门的大红门，只是已经严重褪色，估计从来没有再漆过。门牌号已换成新的，可仍然看得到旧门牌甲囚十四号的痕迹。
　　因为住户不止一家，一扇小门开着，我们也就径直撞入。每走一步都那么亲切熟悉，但又那么生疏遥远。好像处处都比记忆中陈旧而且缩小了许多。大门洞的西南角地上那块铁板还在，下面应当盖的是水表。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铁板上一义”丫子儿。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法，连个声音相同的字也找不到。我们几个妹妹都喜欢玩儿，而且玩得很棒。而李敖是小子，只会弹球儿。因为玻璃球儿在那块铁皮上弹跳得特别高，我们经常在上面降擦，铁板总是光溜溜十分干净。
　　而几十年后重新看到的铁板上，生满了铁锈。我们走到正房门口，自我介绍曾是三四十年前的者住户，有根有据他讲客厅里那堵木板隔墙是我们住的时候修过的；里面小间的地板可以掀开，可以下到地下室；对于我们的深知底细，能慧眼看穿密层结构，使主人惊疑之余，无法抗拒地接待了我们。据介绍当时已住了七户人家。就连原来的饭厅、浴室都被东砌一块、西挡一块地分割成各家的厨房，更显得地方变窄小了。
　　院子的利用率也特别高，南家占块地盘堆点什么，北家搭个小篷放点什么，几乎没留多少空地。有的人家乱糟糟的连被子都不叠起来。惟有爷爷住的一间显得格外整洁。那位住户年纪稍长，也是最老的住户，据他讲那所房子由原来的房东沈三爷卖给绪大太。绪太太是德国人，在绪先生早年德国留学的时候得了博士学位，并带位洋太大回国。绪太太也是外祖母的麻将牌友，几乎每次玩儿都输钱。本来嘛，德国女人认识东西南北风就不容易了，还想赢精明的外祖母？那位老住户搬进甲四十四号的时候，房东还是绪太太。后来绪先生到了台湾，绪太太卖掉房子，以外国人的身份来台湾找绪先生。那位老先生将爷爷的小院儿整理得舒适干净，主人种了很多花卉。四妹马上联想到：“在那位老先生刨土种花儿的时候，会不会挖到爷爷的灌肠用具？”
　　天旋地转多年后，妈妈在陈平景陪同下，也重返北京，一个人回到内务部街老宅。过去是一家十口离开，现在是一人旧地重游，却住进近十户人家，睹物思情，为之泪下。二姊说得对，内务部街老宅“充满了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不单是二姊，每一个离开它的人，都会如此。我从二姊的回忆里，无异故国神游、旧宅重归，但以我的睿智，我真的不认为我此生会再做二姊四姊乃至妈妈她们做的事。－“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这是我的名言，我当然深信不疑。一九九八年正是我离开北京足足五十年之日，我怀疑我会再旧梦重温。我的一个朋友，在一别半世纪后重返浙江，电约五十年前的青梅竹马老情人在当年相聚的青青河畔一晤，他先到达，远远地看到一龙钟老妇，满面风霜。才干而来，不是别人，来的正是秋水伊人也！这位朋友回来占诉我，他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拔脚想逃！我笑说：“你真自找苦吃，；旧梦是那么好重温的！看来罗曼蒂克，其实胃口倒光，尤其是老情人，只宜来生再见，切忌白头重逢啊。”－山水旧宅虽然比老情人禁得住折腾，但毕竟不看也罢，有道是“近乡情怯”，怯心一起，就是提醒你不近为宜。我如今在台湾一住五十年，五十年问，一天也没离开，原因之一，就是智足以知怯。“故国梦重归”
　　比真重归好得多，故乡重返、故人再见，梦中的也比玩真的好得多，此中至理，惜多情如二姊四姊乃至妈妈者不知也！
　　前面夹叙夹议二姊的回忆，大都是写吾家旧事－一般的旧事，二姊还有专写我个人的部分，自然更值得叙议，以为光宠。其中最惊心动魄的是我小时候，不但有同女佣人一起偷窃的共犯记录，并且还有同爸妈二姊大妹一同被抓到日本宪兵队的被捕记录。看二姊回忆：
　　一九口一年爸爸开始任太原禁烟局局长。正式任命前有一天晚上，我已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妈妈坐在火炉边烤火，爸爸在地上踱来踱去地对妈妈提起要去山西的事，还提到北京总局局长是刘六爷。一边说一边指指我，暗示妈妈别让我知道。我不懂为何如此神秘。真正防范的也绝对不是我，只是怕我泄漏出去。我装睡着了，但事后也确实没敢说出去，直到爸爸去上任。正因为爸爸的神秘引起我的好奇，这件事我倒记住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禁烟局据说和贩卖毒品有勾结，又听说爸爸实际上是为国民党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我不确切，也谈不出所以然来，只能单纯回忆我所记得和理解的事实。十分肯定一件事：抗战胜利后，有一天爸爸妈妈在古书里寻找一张证明，说是有关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证明。
　　古书是用大小不等的木盒装着，十分整齐地排列放在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当中正房的走廊里，木盒外面有各个朝代的名字。其中的书是用古书的线装方法装订，纸张是双页叠起来的，证明就放在某双页的夹层里，要对着光线逐页寻找，我也参加寻找，因而印象很深。
　　二姊所指的大小木盒装着的古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当时我也参加寻找过。最后找出来的是大约（一厘米见方的一块丝布，上面用毛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大意是证明李季恒（玑衡）同志的抗日地下上作身份，下面由东北义勇军领袖马占山将军签发。多年以后在台湾，在爸爸死后，垂老的前兴安省政府主席吴焕章留下这样的文件给我：
　　吴主席焕章致中央调统局郭副局长紫峻原函径启者：查李季恒同志，字玑衡，于九一八事变后，即与焕章商定潜入哈尔滨策动抗敌工作，组织黑龙江省青年抗敌会，并利用吉大同学数十人，散在各地中学，做抗敌王作。
　　二十五年春，敌人对东北知识阶级大事残杀，李同志逃来北平，初在中山中学教书，继去南京，由焕章与吉林省党委刘守光（刘党委曾在哈与李同志共同工作）同忐商定，仍请车同忐在平负责工作。七七事变后，又商得焕章等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伪组织内，做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继由东北四省抗敌协会付以委员名义，负责平津区抗敌工作，招致东北青年至后方求学，并掩护敌后工作人员活动，与后方工作人员在平眷属赡护等。李同志初在伪组织内充任法部科员，后以下津工作被敌人严密监视，而后方之经济上补给又时感不足，李同志遂转任太原禁烟分局长，局面即较扩大，抗敌工作自易进行，被掩护之同志亦较多（河北省工作人员尹金寿、王敬之、王馨阁等数部工作人员，均在掩护之列）。当时李同志一面完成焕章付与之工作，一面利用职务上之便利，做禁烟禁毒之宣传工作。后敌人侦知李同志行为可疑，遂假贪污为名，举行二百余人之大检举，幸李同志事前有所闻，将抗敌工作痕迹完全毁灭，使敌人无由发现。至所诬之贪污，虽经敌人半载之详密调查，与酷烈刑讯，竟未发现丝毫污浊之处，即当时伪华北组织亦认李同志为洁白。故此冤狱，虽经半载之久，而对伪太原禁烟分局长之职，终未派人。李同志出狱后，认为太原抗敌、工作不能进行，遂托病辞职，辗转传递消息，拟去后方服务，焕章以抗战日亟，勉使仍在华北相机做抗敌工作，李同志遂闲居北平（二年），但仍继续推动抗敌工作，直至敌人投降时为止。焕章除将李同志十数年来抗敌工作，逐项详报中央外，相应将李同志在华北工作概况函达，敬希查照为荷。
　　　　　　　　　此致

　　中央调查统计局　副局长　郭
　　前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
　　现任兴安省政府主席　　　　　　　　吴焕章

　　查李季恒字讥衡（学名鼎彝），本人当年任东北四省抗敌瘦小可怜，我看若是给块头很大的运动员抓住，一下子就能捏死。实际上最后两个超级块头根本不摔跤。手上打着幡儿，费九牛二虎之力将两脚拖到中央，手臂往上举起就掌声不断。真不懂那算什么表演！
　　另一次也是看日本的什么剧，演员脸上涂得粉白，五官都是画出来的，不成比例，奇丑无比，唱法让人感到不在人世间，或拖长音调无病呻吟，或拉着女人头发怪腔喊叫，看得我毛骨惊然。为了那次倒霉的演出我不知做过多少噩梦。
　　但真正的噩梦会变成现实，发生在我初一升初二的那个暑假。
　　噩梦就是爸爸的被捕：
　　一九四三年暑假过去了，开学前爸爸妈妈原打算送我、敖弟和六妹回北京。我非常兴奋又有机会和爸爸一同乘火车，因为爸爸知识丰富，会谈古说今，会讲成语故事而且讲得生动有趣。顺便提一句，爸爸教书时有个绰号叫“李大下巴”，指他下巴大，也指他讲课有吸引力。随身带的小包中有许多是我爱吃的，像山西无核小葡萄、花色饼干、葡萄干和糖果等，我准备在卧车里好好享受一番。但离开太原之前就好像要发生什么事，爸爸与前来送行的下属严肃地商量点什么，但毕竟当时我只有十二岁，没料到会有灾难发生。火车离开太原后不久，就有个日本穿军装的人带着几个宪兵和翻译与爸爸不断交谈，爸爸脸上没有丝毫笑容，但却非常冷静。
　　记得爸爸还问：“能否先将家眷送回北京？”看样子是遭到拒绝。爸爸终于对妈妈说：“我们要在下一站榆次下车。”外面正下大雨，我当时以为火车要出轨才让大家下车。没想到在滂沱的大雨中下车的，除两个日本宪兵外，只有我们一家人。
　　我一下子长大似的明白不是好事。我们在泥泞昏暗的街道上艰难地向前走着。走在最前面的日本兵一只手拿着个纸灯笼，另一只牵着我的手；妈妈抱着六妹走在当中，另一个日本兵抱着敖弟走在爸爸旁边，他们走在最后。途中爸爸对妈妈说：“我做的事自己清楚，不必担心……”但日本兵马上哇哩哇啦喊了几句，意思明显是不让爸爸妈妈交谈。因为雨大大，不久灯笼也熄灭了，忽然拉着我的日本兵没看清掉在水沟里。妈妈听到落水声惊惶地喊：“哎呀，安琪！，我回答说：
　　“不是我！”只不知为什么眼泪随着落下来，心中无限委屈。我当时的心境也像外界一样漆黑一片。最后总算走到榆次日本宪兵队。爸爸被安排一个人单独住，妈妈带我们三个孩子睡另一间，爸爸妈妈之间相互不许交谈，实际上根本见不到面。
　　敖弟和六妹那个时候都小，依在妈妈身边倒也不哭不闹。第二天清早我走进院子里，只不过是孩子，日本兵对我并不防范。几个鬼子看守兵都不懂中文，爸爸妈妈对日文更是一窍不通，结果用上我这个“大翻译”了。我学到的日文只是片语只字，还会唱半支日文歌，逗得几个鬼子兵赞声不绝。爸爸看到机会喊我进他的房间，教我背诵六件事，说等有机会的时候转告徐伟森叔叔。我也懂得事态严重不敢偷懒，努力默记在脑子里。在我数次出入爸爸那间房间的时候，爸爸让我反复背诵给他听直到无误。记得六件事中有一条是“局长做的事自己有底，不会有问题，更不会牵连别人”。从鬼子兵口中我不知道怎么听明白当天下午会离开榆次，爸爸妈妈知道这一消息都称赞我能干。果然那天下午我们又被解送回太原。又进了太原的日本宪兵队，听说队长叫长谷川，一个翻译对妈妈说：“太太可以带小姐、少爷回家，没有我们通知先不能回北京。局长有些事要留下来！”爸爸对妈妈说：“你放心回去吧，我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家。”接着爸爸被带走。坚强的妈妈眼圈红红的但不落泪，带着我们三个没成年的孩子走出日本宪兵队，背后没有人跟随我们。妈妈喊来两部洋车，但在紧要关头敖弟和六妹都要跟妈妈，而不肯跟我坐一辆洋车。没办法只好四个人落在一辆车里回到禁烟所。徐伟森叔叔以深沉而冷静的态度，听我背诵了爸爸的几点嘱托，并且边听边点头。事后妈妈多次夸奖我“真懂事”。接着就知道与爸爸同时被捕的还有钟科长、信科长和于松涛秘书。以后的几天，每天早上醒来都看见妈妈坐在床上发呆，红肿的眼睛说明她痛苦悲伤无法安枕。不太久，妈妈被允许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回北京。爸爸并没有被判刑坐牢，而是囚禁在日本宪兵队。
　　半年以后。
　　终于有一天雨过天晴，北京总局局长刘六爷的太太派人送来一封封住的信，上面写着“李太太亲启”。温茂林看到信像捧到圣旨一样。马上“教育”我们说：“亲启的信就是秘信，只能自己看，谁也不能拆。”妈妈当时不在家，等得人好心焦。
　　刘太太也曾是爸爸的学生，最终妈妈回家谜底揭晓，信上只有几个字：
　　据闻老师不日归京。
　　寥寥几个字使全家乐开了锅、接着是朗盼、期盼、再期盼，总算盼到爸爸回家了。消瘦了很多很多，头发是被剃光后新长出来的短搓儿，面色苍白，看上去格外让人心酸。能从日本宪兵队活着出来，等于通过了鬼门关死里逃生……
　　二姊提到的“男仆温茂林”是中国民间耿直、倔憨而又忠诚人物的代表，当然也是某些方面愚昧的代表，这由我六岁时得盲肠炎开刀那一次可概其余。二姊回忆：
　　四姑嫁人后，南房的大间大部分时间空着，我们放学后自行车放在里面。一度温茂林住过。茂林眼中只有敖弟，不把我们放在限里，憨直到不讲理的程度。三不来两眼瞪得老大，自以为是地指责别人或乱发谬论。最可恨的是清早他要睡懒觉，门从里面锁着。我们上学怕迟到敲门的时候，从窗户玻璃看到他有心慢腾腾地起来，将袜子正面甩了又甩，反过来再用力甩，然后像慢镜头一样一点点地往脚上套，愈急得敲几他就愈拖时间，令人哭笑不得。对小少爷李敖那可是忠心耿耿，当名医关颂韬诊断敖弟患阑尾炎须动手术治疗的时候，温茂林向爸爸苦谏不能开刀。他说：“动刀开膛还了得？”等爸爸信任关大夫的诊冶方案，同意手术切除敖弟的阑尾时，茂林蹲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比任何人都动真情。说也奇怪，听到开刀的李敖忽然说他肚子不痛了，就连诊断阑尾炎重要手段压痛症状也突然消失。专家关颂韬当然不会上小小的李敖的当。手术是在南池子东华医院进行的，症状已转成腹膜炎，伤口不能马上缝合，而是每天换纱布引出脓水，李敖很坚强，任凭换药一声不响，受到医生不少称赞。有一天我睡在李敖病床边的一个小床上陪他，熟唾了一整夜。第二天李敖抱怨说：“二姊说来陪我，可一直睡觉。”可见他痛得睡不着。我回家后温茂林说若是他陪，他要瞪着眼看小少之一。孩子们都去买新鞋，他会挑选式样八股价钱便宜的鞋，爸爸看了固然高兴，但四妹骂他是“伪君子”，敖弟最要好的同学叫詹永傑，两个孩子有八拜之交，敖弟屈居老二，过年的时候小兄弟俩都穿上缎子长袍黑马褂，拜年的样子四平八稳的，就像又回到巴金写的“家春秋”的年代似的。与我们读教会中学，习惯洋打扮的姊姊们，在穿戴方面显得格格不入。
　　二姊又特写我和詹永傑，说：
　　两人判若兄弟常形影不离。我家曾在市场买来一只狮子毛小叭狗儿，我们叫它“伯儿”。“伯儿”像马戏团的小狗一样会许多表演，后来“伯儿”有个体态庞大的男友，生下一条杂种大长毛狗并送给詹水傑。过旧历年的时候，詹永傑牵着叫“伯儿”的后代来我家拜年。詹水傑白白胖胖、仪表不俗、举止大方、彬彬有礼，十分讨人喜爱。就连磕头的样子都四平八稳，一看就知道是受过正宗训练。他和李敖是拜把子兄弟，两个人学习成绩也都数一数二。过年一样穿上长袍马褂，人人见了都夸赞这一对小哥俩。
　　詹永煤这名字现已简化成詹永杰，分别四十年后跟我再度联络上，他送我“墨宝文房用品”一盒，内附手书：

　　　　李敖学兄把兄如晤
　　　　　　契阔四十五载
　　　　　　　　常思念
　　　　　　　　　　但愿有朝一日
　　　　　　　　　　　　重相见
　　　　　　　　　　　　　　弟永杰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二姊又回忆到我的娱乐。她说：“敖弟小时候也不像女孩喜欢跳绳、拍皮球、玩丫子儿，而他最爱戏里的刀枪剑戟”，她说我：
　　从小在姊妹堆中长大，可丝毫没有娘娘腔。喜欢舞京剧的道具大刀、扎枪之类，尤其喜欢和亲戚一个叫大连的孩子相互对打乱砍。李敖口中发出锣声“蝶匡匡匡”，大连不断用鼻子发出“得儿哼哼哼”的梆点声应战。有一夭半夜里，我蒙蒙胧胧听到“得儿哼哼哼”战斗声，奇怪地想为什么半夜二更敖弟和大连武打开场啦？好一会儿才清醒是外祖母在睡觉打呼噜呢！
　　二姊又说：
　　敖弟比我胆子大很多，记得有一天客厅里飞进一只马蜂，我吓得乱叫，敖弟正赤脚坐在沙发上，他一声没响跳下来先用手掌打在窗户上的马蜂，当马蜂被拍落在地上他又用脚丫踩，我好惊讶他胆子那么大，到底是男孩子！
　　我家西面是男二中的操场，我们学骑自行车也多半是在那个操场上由敖弟的男佣人温茂林教的，操场东头是个土坡，坡上长着杂草，热天我很喜欢在草堆里捉蚂炸，捉到就放在一个硬纸盒千里，盒子上面扎好多洞给蚂蚱透空气用。
　　有一天妈妈嫌我整天疯在草堆里不好好念书，骂了我一顿让我将蚂蚱全放掉，我将盒盖打开一条缝儿，看到里面密密麻麻都是蚂蚱，相互踩来踩去东咬西嚼的样子，忽然手麻害怕起来不敢捉了，结果是敖弟自告奋勇将盒子拿到院子里东驱西赶，好不容易将蚂蚱拨走，剩下飞不动的便宜了猫。
　　敖弟不太喜欢大喊大叫，常是闷声不响地调皮。有一夭他将两个小青杏儿塞进自己的两个鼻孔里拿不出来，跑来找我帮忙，我真费了好大劲几，在他鼻子上又是推又是捏的，才好不容易将青杏弄出来，另有一天我们捉迷藏，敖弟藏好后无论如何真的找不到他了，最后惊动得大人们慌了手脚，原来他躺在盖着丝绒台布的麻将桌下两把椅子上，任凭大家声嘶力竭地喊“小敖”，他就是不吭声，谁也没想到他藏到那么刁钻的地方。还有一次大人们在北海公园茶座喝茶，我们几个孩子爬上一个小上坡，看到很多非常大的蚂蚱，敖弟抓一只放在自己手臂上看它爬，结果下臂肿起好大一片红疙瘩。
　　敖弟和我有一段时间睡在一张大床上，一天不记得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吵了一架，于是规定第几根栏杆为界，谁也不许睡过界线，十夜睡梦中我发现有人踢我的脚，睁眼一看原来是敖弟，他说我的脚睡过了界。
　　清朝北京的雍和宫，本来是雍正没当皇帝以前的住所，当时他是雍亲王。他做皇帝后，把这地方赐给活佛章嘉呼土克图，作为西藏喇嘛的庙，在这庙的温度孙殿的楼上，赫然在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欢喜佛。二姊回忆：
　　有一年爸爸妈妈带着我和敖弟去参观雍和宫。……雍和宫里有个六丈二尺高的佛像，这还不算埋在地下的部分，是由一一根整木材雕成的。因为佛像太高，在室内即使退到墙根儿也看不全它的脸，另外每逢过年，寺院里的憎侣用各种颜色的细粉，耐心洒成寺院的立体结构模型，我已忘记是派什么用处，只记得上程浩大而且细腻。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是去看欢喜佛。本来欢喜佛是不对外开放的，除非额外付钱，导游僧带我们到楼梯口，上楼之内忽然小卢问爸爸：“小姐是不是也上去？”爸爸看我一眼口答说，“没关系。”我当时真好好奇。为什么要怀疑我不能看？为什么不怀疑更小的敖弟？正因为好奇，上楼后我反而仔仔细细多看几眼，令我失望的是，什么破绽也没看出来。试想封建保守色彩浓厚的中国，又是寺院中的佛像，即使内容露骨一些又会到什么程度呢？与很多现代艺术、雕像、画报、照片内容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说不定也只是化缘的办法之一而已。
　　这些欢喜佛和导游的妖僧绝没想到在四十年后，我竟写“欢喜佛”一文研究它们，并且进而对既不智慧也不慈悲的黑暗西藏文物，大加挞伐。
　　二姊又记得当时年纪小，大家一起演戏的盛况。在内务部街南房那个大间，我们合组了一个“索罗门剧团”。在剧团中，我还单独演出过，一次是演明末遗恨，演崇帧皇帝被李自成围城后，大将跑去救他，而我就是那大将。此剧底本大概跟北京景山“明思宗殉国处”那棵树有关。明思宗是十七世纪的明朝亡国之君崇帧。国家危难时，他虽然有台湾，可是他没脸去逃了，他终于为亡国之君的最后殉国，做了一次好榜样。这个件人皇帝虽然误国失国，但他的从容一死，却多少引起入门的同情与怀念－比起只会亡国不会殉国的蒋介石来，他真有帝王气象了！
　　二姊回忆中，又透露了我的一件轶事：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有一本纪念册，里面有许多同学在分子前画的图画或写的字留作纪念。不记得为什么李敖会凑热闹用铅笔在一页上画了条船，船上单枪匹马地一个人撑着篙，船下还有波浪，另外还题了字，内容是：

　　二姊：
　　伟大惊人
　　　　　　　　　　　　　　　　　愚弟小敖六月二日

　　有人看到李敖的落款感兴趣地认为：现在的李敖好像从来不用谦虚的“愚弟”这种字眼儿，更何况落款还用“小敖”。大概因为与家失散的缘故，我珍藏着每件与亲人有关的纪念品。那本封皮破烂的小纪念册是我的珍藏品之一，相信是李敖最早的笔迹吧！
　　后来二姊把这本纪念册寄给我，我看了这歪七扭八的四个大字，完全不记得了。“伟大惊人”，想是与二姊共勉的话，也许二姊从不敢以“伟大惊人”自居，那就全是愚弟自道了。二姊说得没错，那的确是残留下来的李敖最早笔迹，那时我大概八九岁。二姊回忆：
　　两岸消息封锁的三十多年中，只偶然能在《参考消息》上透露点台湾的情况，曾有一条消息内容大意是“台湾当局迫害进步师生，李敖等被捕”，根据敖弟的古怪性格，我们也想到会不会指我们的弟弟？但敖弟去台湾的时候毕竟还小，只感到他怪僻的一面，看不到他锋芒的一面，因而也无法肯定，直到一九七六年年中，三妹首次从美国到大陆寻找两位姊姊，大姊和我才得知家中每个人的下落，也听说了敖弟在风浪中争斗成长的事迹……
　　这些事迹，也许正是“伟大惊人”的发轫了。
　　二姊回忆大有白头宫女谈天宝的情致，但天宝一谈，总高不开繁华旧事和苦难前尘。谈苦难，最动人的一段是写妈妈的小妹老姨：
　　老姨父李子卓解放前曾做过县长，无论时间多短，反正他做过，肃反运动老姨父被划为历史反革命，被剥夺公民权，送往内蒙古劳动改造。老姨则在水电部设计院图书馆当管理员。老姨在哈尔滨读书并住过多年，俄文有些底子，加上聪明能干，卫作还是满不错的。老姨父前妻主的儿子李景生从小就不爱读书，刚解放他就参了军，在空军某部队从事军事摄影。老姨一结婚，我们就认识景生二哥，他那个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十分调皮。忘了哪一年二哥弄来一批子弹，有手枪弹和步枪弹，还送过我几颗。二哥还说：“上面有红点儿的是炸子儿，打进身体会自动爆炸。”有一天，二哥和他的堂哥李景森一起玩儿危险游戏。一个用钳子镊住子弹壳，另一个用钉子顶住弹头平的一端，拿铆头往钉子上砸。结果真将弹头砸出来响了。老姨吓得要命，兄弟俩却说：“好响啊！”我想说的是二哥有枪弹由来已久。另外，老姨花费不少精神照看和教育二哥，为二哥的婚事也绞尽了脑汁。者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风趣他说，她花了多大力气帮二哥找对象，亲相来相去，设法安排约会，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折腾了半天，才好不容易“吹”了。总之，老姨这位继母与前房儿子相处还挺融洽。有时候甚至说景生对她比亲儿子庚辰对她还好些。
　　庚辰在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
　　他个子像老姨一样很高，外表神气五官端正，在工作单位很吃香。有一回在一机部选十名小姐、一名男士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舞会，主要参加的是中央首脑人物，像周恩来也出席舞会，庚辰居然能以惟一的一名男士入选，说明他在单位相当红。
　　老姨父改造期满之后已经年迈，特别经过批准允许他回北京。但老姨父没有选举权，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退休工资，其实他根本就不是退休，只是刑满释放而已。老姨因为身体很差，不能继续工作，但是开始水电部只同意她退职，退职拿一笔固定的退职金，然后包干一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
　　看病自己付钱，对年老多病的人当然是严重的问题，老姨一度心情很坏，没多久以后，老姨因患妇科疾病需手术治疗。医生得知她没有医疗保障，又确实体弱多病，好心的医生愿意给她证明，让她由退职改退休。这样一来，老夫妇的晚年总算有一个退休金能维持基本生活。
　　不料，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又来了：
　　“文革”初期，就在红卫兵上街扫四旧的第一天，老姨父有历史上的疮疤是首当其冲的对象，组织红卫兵搜查老姨家的是庚辰的单位，那天正好下巧老姨的堂姊四姨由东北到北京探亲，姊妹三人事先约好到三姨家相聚话家常。敏感的老姨觉着街上风声不对，尽快结束闲谈往家赶。可惜己为时过晚，红卫兵冲人老姨家翻箱倒柜，找到枪弹，“四旧和黄色照片”。有枪弹就有枪，交出枪枝来！翻到在哈尔滨买的模特儿照片，照片上的人物衣服穿得少了点儿，手臂大腿露得多了点儿，那就属于腐朽没落阶级四旧的铁证！老姨的结婚照片，就是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黄色照片！要求交出剥削得来的金银财宝！老姨父是历史反革命，又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罪状当然就更大了。于是两个人都挨了打。红卫兵并声称第二天还要去继续扫四；日，要他们“老老实实交出罪证”。
　　老姨长期患神经衰弱，经常靠安眠药入睡。在绝望中轻生服了大量安眠药。老姨父也因祸从天而降，无路可寻，用头撞在墙上准备一死了事。老姨住的是一个单位职工宿舍，邻居很多，听到闹声，邻居进来干涉。二哥在部队，规定部队不介入文化革命。邻居找到庚辰的工作单位，庚辰是黑五类子女，在单位也正没好日子过。但他的单位还是允许他回家处理父母的问题。庚辰借了辆板车拖着他的父母去医院。
　　当时的医院也不再提“救死扶伤”、“人道主义”之类的口号，而是规定：“凡是自杀的人，一律不抢救治疗！”庚辰又求救于单位，由单位出面请医院只看看两个老人会死还是会活？
　　最后一位医生对庚辰说：“你爸爸死不了，你妈妈我们不知道！”半死不活的两个老人没人肯收，庚辰又拖着板车载着父母回家。然而大门紧闭，邻居宣布说老姨夫妇在家里寻死觅活的，因而不许他们进院子回家！当时天上正下着雨，为了避雨，庚辰拖板车进一条小胡同，胡同的石子路将老姨父摇晃醒了，间明处境之后，老姨父问儿子：“你妈死了没有？”庚辰回答没有。老姨父说：“不能让她活，她受不了！”怎么办呢，老姨父提出惟有的手段说要将老姨掐死。开始庚辰准备动手，但为了保护儿子不做“杀人犯”，老姨父说他自己动手。
　　他已是个老人，头又撞伤刚从昏厥中醒来，腹内又空空，哪里来的力气掐人致死，他卡住老姨喉咙的手软弱无力，心也一定在流血。老姨的肚子作响，人在迷茫中还发出模模糊糊的挣扎声，最后总算变成一股冤魂死去。
　　人死了当然送火葬场，但火葬场对突如其来的尸体来不及处理，不肯马上收。又是庚辰的单位出面，总算说服了火葬场，没有让老姨横死郊外。但规定凡属“自杀”的人，一律不准许收骨灰。老姨就这样不留痕迹地离开了人世。
　　老姨死后，又轮到老姨父：
　　还剩下老姨父有家不许回，怎么办？庚辰的单位通情达理，允许老姨父睡在门洞里，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没过多久为老姨父找条“出路”，以“逃亡地主”的身份遣送回东北双城具，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双城县的农民并不知道老姨父这个“阶级敌人”，也弄不清他有什么血债，反正放在地主堆里监督劳动就是了。老姨父年老，从来没干过地里活儿，无法在农村靠劳动养活自己，更不用说还要常常挨批斗。天气渐冷他无法防饥防寒，于是求救于景生二哥。二哥得到队部的允许，止准备寄衣物和钱给老姨父，想让他起码能维持生命，但太迟了，东西还没寄就收到电报说老姨父上吊身亡。
　　事后景生和庚辰相互责怪，一个说是枪弹惹的祸，另一个说是在单位太招摇才惹红卫兵扫四旧。其实惨死的人不胜枚举，相互责怪有什么用？更何况最该责备的并非这两兄弟！
　　水电部设计院始终态度明朗，说老姨本人没有任何问题，是该单位的退休职员，并为她平了反。反正人已死了，平反总比不平反好。至于老姨父是不是属于“罪有应得，死有余争”，我就不清楚了。
　　清朝顾贞观写《金缕曲》词给流放东北的吴兆骞，中有名句是：“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意思是说，天涯海角之内，骨肉之亲，能够活着的、健在的、在一起的，又有几家呢、人世乱离不可避免，连毛主席都太太、妹妹、弟弟被枪毙，长子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时被美军炸死；次子毛岸青也疯了。革命者的革命下场，第一家庭都凄惨如此，“依然骨肉”，都不能够。依此类推，几十年来的中国家庭，能免于毫发无伤者又几希？反革命者如老姨父，自然更在劫难逃，悲惨的是，他沦落到要掐死亲人以救亲人，如此反革命下场，亦属奇闻。比起他们的遭遇来，我们其他家人的苦难，像六叔一辈子做“三关人物”（被日本人关、又被国民党关、又被共产党关），我半辈子做“二进宫”人物（两次坐牢）等等，简直都算不得什么了。
　　在人世乱离中，有的死于敌人之手，有的死于亲人之手，有的死于同志之手。二姊不但写出自家的苦难，也写出他家的苦难。她写她的老师陈琏，就是死于同志之手的例子：
　　我们读高中的时候有过两次学潮。爸爸常对我们说：“当学生的责任就是好好念书，什么党呀团的都是穷学生于的！”
　　不谈爸爸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总是会受到影响，从来不参加游行。“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那天，我就回家了。另一次是清早到学校就听说教语文的田先生和教历史的陈琏先生被捕了，学生组织罢课，我立即参加，因为我喜欢陈琏先生，抓那么好的老师太不公平……
　　解放后一次全校联欢会在风雨操场举行，这种不在大礼堂举行的全校聚会，表面看似乎不那么正式。但陈琏先生突然穿着解放军的灰色棉军装出现在台上，引起全场沸腾般地欢迎！陈先生的样子依旧羞答答，与军装那么不协调。显然那套军装对娇小的她是太大了点，她举手敬军礼又那么不习惯不自然，但是台下长久持续的欢呼声和掌声，说明她多受同学的欢迎和敬爱！陈先生用平静的微笑等待台下能听她讲述自己被捕后的经历。
　　与陈琏先生一同被捕的还有她的丈夫。因为她是陈布雷的女儿，专门打电话到南京请示陈布雷：“他的女儿有叛逆行为怎么办？”陈布雷回答：“依法查办！”就因为这句话不是求情，才更不敢动她，将她押送到南京开始在家被软禁。她只有从国民党的报纸上，推测局势的实际变化情况，也意识到国民党在南京撑不下去了。陈琏说自己始终没屈服过，并对陈布雷宣布：“你走你国民党的路，我走我共产党的路！”最后国民党往台湾撤退的时候陈布雷自杀，陈琏重获自由参加了解放军。
　　陈琏的丈夫解放后曾在报社工作，反右的时候被划为右派。陈琏在华东局工作很多年，“文革”期间跳楼自杀身亡。
　　可叹陈琏先生本以为自己与父亲走的是“幽明异路”，想不到最终竟然是父女“殊途同归”！
　　不管怎么反讽，还有陈布雷、陈琏永不明白的外一章：陈布雷的孙子、陈琏的侄子陈师孟，几十年后，却在台湾小岛上数典忘祖夜郎自大的做了台独党的台北市副市长！这个投机分子早被我写文章痛斥过、他的祖父与姑姑的故事也早被我写文章评论过，二姊绝没想到我们李家与他们陈家竟有这么多的前缘与后话。这就是二姊回忆的可贵处，她行云流水的写别的，但总被我峰回路转的变成李敖回忆的相关章节。其实，成功的回忆录绝不光写自己，还要能衬出自己所处的旧家与时代，二姊帮我衬出了这些，并且填补了我早年的失忆。
　　如今我敢写这本书，早年部分，正因有二姊为我打底，我才得以顺利完槁。－二姊万岁！
　　我从北京转天津到上海时，已是一九四八年岁暮。我在上海念初一上，学校当时叫缉规中学，今已改名市东中学，老友陈平景、陈兆基都代我旧地重游过、拍照过。缉规是聂缉规，他是曾国藩女儿曾纪芬的丈夫，曾国藩儿子曾纪泽在日记中骂他“纨挎习气太重，除应酬外，乃无一长”，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十回也如此骂他，不过左宗棠却提拔他，最后自江苏巡抚做到浙江巡抚。我对缉规中学感情最淡。一来前后只三个月；二来上海是个市侩气极重的地方，给我印象不佳。但有一个例外，就是书店。
　　我从小爱书，在北京念小学时候，最吸引我的有两个画面，一个是史家胡同一家商店的橱窗，窗内有蒸气火车模型，这是真正用蒸气开动的玩具，我爱死它了。另一个是学校音乐教室后面的一个书橱，橱内是一排排整齐的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主编的《小学生文库》。在日本鬼子统治北平时期，这些书是比照禁书锁起来的，抗战胜利后，不但橱门打开了，我还做了图书馆长。从此“利用职权”，对这套“小学生文库”，更为熟悉。这套书有五百本，约一千万字，插图达七千多张，作者达一百二十人，是我欣赏的第一套丛书。
　　由于对这套书的好感，从而对出版它的商务印书馆也心向往之。北京琉璃厂本有商务印书馆的分馆，可是上海的总馆，才是更吸引人的。由于老姨父做过上海附近嘉兴县的县长，对上海熟悉，每在我问到上海的总馆的时候，他就详为解答，并且打趣说：“看你这样问东问西，我看你有一天得做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才过瘾呢。”说这话后半个世纪，我没做成它的总经理，但它的总经理郝明义却到我家来拜码头了。不过，台湾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名称上面被国民党伪政府硬加上“台湾”两字，倒有点像伪组织，比起真正的商务，可就逊色多了。走进上海商务印书馆，是我生平最欣喜的经验之一。另一欣喜的经验是我十七岁在台中一中时，当年商务的正牌总经理王云五写了一幅字送我，字写得又破又熟练，但他不是别人，就是《小学生文库》的主编者啊！我三十一岁被国民党迫害时，印《李敖告别文坛十书》，王云五也亲笔预约了一套，后来听人说王云五极力称道李敖才干，可是“不敢用他”，足见李敖之悍，真是人所共寒呢！除了《小学生文库》以外，开明书店的出版品，影响我最大。《开明青年丛书》、《开明文学新刊》、《开明文史丛刊》、《中学生》月刊、《开明少年》月刊等等，都是我最喜欢的。由于喜欢它的出版品，连带也喜欢上那家书店。在北平，我去过它在琉璃厂的分店；在上海，我去过它在福州路三九0号的总店。北平的分店比较大，上海的总店就小多了，但不论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号书店像河南中路二一一号的商务印书馆，或是河南中路福州路口的中华书局来，都寒酸得不成样子，虽然如此，开明书店却给青年人一股朝气，它是左派的书店，比起它来，任何老字号的书店都显得尸居余气了。开明书店不单在北平有分店，在南京、重庆、成都、汉口、广州、长沙、杭州、南昌、昆明也都有分店，最后一个分店，设到了台北，在台湾光复后，它把触须延伸过台湾海峡，使在台湾的中国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气。不过，这股朝气还没感染多久，国民党伪政府就撤退到台湾来。这个伪政府既跟大陆断掉了锁链，在它狭窄的视野下，凡是大陆书店在台湾的分店，都要被迫剪断了连锁。商务印书馆改名叫“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改名叫“台湾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也未能幸免，改名叫“台湾开明书店”。
　　比别人更惨的是，由于它是左派书店，它的出版品，大量的被查禁了。纵使内容不涉及政治的书，也因作者没有来台，变得只敢印该书，作者名字却不敢印出了。于是，叶绍钧编的《十三经索引》，变成了“本店编”；夏丏尊、刘薰宇编的《文章作法》，变成了“本店编”；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变成了“本店编”；张沛霖的《英语发音》，变成了“本店编”；王峻岑的《数字列车》、黄幼雄编的《电动机》、陈岳生编译的《原子能与原子弹》等等等等，也都变成了“本店编”。只要人在大陆，哪怕是你编的谈数学的、谈电动机的、谈原子能与原子弹的书，也都不能把作者抛头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陆的一切，令人有点哭笑不得。上面这种表态、这种小心翼翼，其实还是不够的。于是，台湾开明书店啊，开始明目张胆的印出刘清波的《三民主义纲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义总复习》了、印出李华柱的《国父革命之学》了。－—个左派的开明的书店降格到出版这种右派的不开明的党八股，它的无奈，也就可想而知了。跟大陆上的开明书店不同的是，台湾的开明书店，坐落在台北中山北路，距坐落重庆南路的老字号的书店很远。它孤零零的在中山北路一段七十七号开起店来，店面开得极不景气，推门进去，书架分格未扫、书本尘封未除，冷冷清清、疏疏落落，一眼望去，令人倍感凄凉。因为去中山北路大不方便，我在大学时候，每年会去上一次，有点似曾相识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员索非先生。索非先生编有《世界语入门》，开明书店出版，算是惟一跟大陆发生连锁的老作者。他不晓得我知道他就是索非。他的《世界语入门》，书如其人，也早就落伍了，但他在那儿，多少还流露出一股味道。不过，似曾相识之感很快就被沧海桑田之感取代，索非先生人如其书、书如其店，他象征了一个书店的没落。－政府可以流亡，书店不能流亡。
　　一朝变成了流亡书店，它的精神就中断了。一九九二年的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要去看看它了。我到了中山北路、到了一段七十七号，却连那家极不景气的店面都找不到了。门牌一段七十七号的，却分明是一家气派堂皇的“马可孛罗面包公司”，营业项目包括“西点面包／葡萄美酒／香醇咖啡／西式冷食自助餐”等，全然一片口腹之欲，没有丝毫精神食粮。
　　我呆了。开明书店呢？开明书店哪里去了？难道连那么一家极不景气的店面，也开不成了么？我不死心，向面包店的柜台小姐打听打听。小姐头都没抬，把手向上一指，又向后一指，声音平直他说：“搬到三楼去了！它没有门，你就从后面上楼梯。”我顿觉起死回生，谢谢她，遵命做了。走到后面，满屋满地都是面包工厂狼藉，满楼梯也是。我左闪右躲、九转十绕，总算上了三楼。迎面的是一同小房，左边有一点铁柜式书架，右边就是四张办公桌。要找的书，寥寥可数，就在书架上。办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亲切地帮我包了书。我跟她谈了几句，她对开明书店却很陌生。这时，一位老先生进来了，坐在朝窗的办公桌旁。我想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听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着我，为之一怔。然后说：“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
　　我向他说：“四十多年前，我去过上海开明书店总店。”看他反应。他盯住我好一阵，慢慢他说：“你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风光时代的开明书店了。可是，这口开放探亲后，我去了上海，上海的总店却早就没有了。所以，开明书店啊，全中国只剩下台北这一家。我们这一家也撑不下去了，只好把一楼房子租给面包店，自己搬到三楼来。这就是开明书店。没有人认识它了，连我也不认识它了。”
　　抱着新买的一包书，我原路走下楼来，走出了“马可孛罗面包公司”。站在门口，我转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筑沿线外，是一片苍穹。像是死掉一个老朋友，我黯然而别。
　　在上海，除了对书店的深刻记忆外，跟王家桢吃饭那次，也使我记忆犹新。王家帧是我姨父李子卓的小舅子，他本是替张学良主持外交的。张学良垮后，他的宦途也今非昔比。抗战期中，他做国民参政员、做外交部顾问，已是闲职。抗战胜利后，出任东北行辕政治委员兼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抗战时他在重庆，他的家人都留在北平。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平，坐着新式福特汽车，国民党大员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后方秘密讨了个姨太太，而这姨太大却是共产党。他的最后投共，听说跟这位姨太大有关。当时共产党革命，多少女孩子，为了献身国家与理想，甘心牺牲自己，而实际献身给国民党高干以卧底者，比比皆是。这位王府姨太太下场还算好的，工晓波的母亲，就是下场凄惨的一例：她嫁给宪兵高干，最后被查出，伏尸法场。当年我被国民党特务软禁时，特务们看到王晓波来看我，就闲聊起他们见过王晓波的母亲，说那位女士年轻漂亮，可惜牺牲了。
　　我在上海住了半年，除了对书店的好印象外，其他乏善可陈，所见所闻，一片大难将至味道。早在抗战胜利之后，我家的情况，在二姊笔下是这样的：
　　胜利后家里陆续来过爸爸一些老朋友，他们是曾去重庆内地“抗战”荣归的接收大员们。我记得的有兴安省主席吴焕章、抚顺煤矿张莘夫、外祖母的娘家堂弟孙棣坡及老姨父的妹人、后来仟中共政协委员的王家帧等等。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一段经历，就是由吴焕章出具证明的。很明显爸爸思想上难以平衡。过去有些人学历、资历、能力不如爸爸，但有“内地抗战”做雄厚的本钱，荣回故里，个个都是耀武扬威的功臣。爸爸苦笑着。受一家十多口人的拖累，爸爸又能做何选择？曾有一度爸爸准备随吴焕章去兴安省任个职员。
　　兴安省是闰民党当时新划分的东北九省之一。可那个时候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吴主席空有头衔无法上任。张莘夫在去抚顺上任后遭惨害，国共两党相互推卸责任。最后爸爸靠舅老爷孙律坡介绍，到东北营城子煤矿当总务处处长，总算勉强撑住过重的家庭负担。因为只是个雇员，倒也过了段安定省心的日子。
　　爸爸在营城煤矿的时候，认识了台湾人翁镇，并且对他有所帮助。翁镇感念爸爸，曾告诉他时局不好，可考虑去台湾，后来翁镇返台，留下“台北市新起前街一段十一号六桂行”（后改为“台北市汉中街一三九号六桂行”）的地址，这是爸爸最早想来台湾的张本。可是一想到二二八时台湾人大杀外省人，就心有余悸。所以从北平出来，没有直来台湾，反倒先落脚上海。这一错误，大伤家中积蓄的元气，最后匆促决定来台后，积蓄所剩无几了。
　　我们全家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早上离开上海的，搭的是中兴轮。中兴轮本来还算豪华，可是现在已沦为难民船，有立脚处，就是难民。我们把行李堆在甲板上，我就躺在行李上飘洋过海。五月十二日傍晚到了基隆，自此一住五十年！
　　我们全家八口逃到台湾后，爸爸死了，枯骨一坛；妈妈九十高寿，与我同在。当年的孩子们；如今只有我一人在台湾。
　　“与台湾共存亡”？没有那么严重；“归骨于昆仑之西”？实在有够麻烦。我曾以粗话自嘲：“我来台湾时，鸡巴还没长毛；如今鸡巴毛都快白了，人还活在台湾。”其实，何止活在台湾，我终将化为白毛老怪，死在台湾。陈寅恪“先为帝国之民，死为共产之鬼”，我则生为白山黑水之民，死为草山（阳明山）
　　浊水（浊水溪）之鬼，大陆虽是我的根，但是我已是台湾人（我六岁儿子、四岁女儿）的爸爸，难民不复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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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友：文岭扫描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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