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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原因答客难


(1899年1月12日)
语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大丈夫以身许国,不能行其志,乃至一败涂地,漂流 他乡,则惟当缄口结舌,一任世人之戮辱之,嬉笑之,唾骂之,斯亦已矣;而犹复晓晓 焉欲以自白,是岂大丈夫之所为哉?虽然,事有关于君父之生命,关于全国之国论者, 是固不可以默默也。 论者曰:中国之当改革,不待言矣,然此次之改革,得无操之过蹙,失于急激,以 自贻磋跌之忧乎?辨曰:中国之当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 弊者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 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如病者然, 其积痞方横塞于胸腹之间,必一面进以泻利之剂,以去其积块,一面进以温补之剂,以 培其元气,庶几能奏功也。若不攻其病,而日饵之以参苓,则参苓即可为增病之媒,而 其人之死当益速矣。我中国自同治后,所谓变法者,若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交涉 之有总署使馆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馆及各中西学堂也,皆畴昔之人所谓改革者也。夫 以练兵论之,将帅不由学校而出,能知兵乎?选兵无度,任意招募,半属流丐,体之赢 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武阶极贱,士人以从军 为耻,而无赖者乃承其乏,能洁已效死乎?图学不兴,阨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 自制,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帅不习风涛,一旦临敌,能有功乎? 警察不设,户籍无稽,所练之兵,日有逃亡,能为用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且也用 洋将统带训练者,则授权于洋人,国家岁费巨帑,为他人养兵以自噬; 其用土将者,则如董福祥之类,藉众闹事,损辱国体,动招边衅,否则骚扰闾阎而 已,不能防国,但能累民;又购船置械于外国,则官商之经手者,藉以中饱自肥,费重 金而得窳物,如是则练兵反不如不练。以开矿论之,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 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地利乎?机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道路不通,从矿 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开。且也西人承揽, 各国要挟,地利尽失,畀之他人;否则奸商胡闹,贪官串弊,各省矿局,只为候补人员 领干脩之用,徒糜国帑,如是则开矿反不如不开。以通商论之,计学不讲,罕明商政之 理,能保富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 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察 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且也外品日输入,内币 日输出,池枯鱼竭,民无噍类,如是则通商反不如不通。以交涉论之,总理衙门老翁十 数人,日坐堂皇,并外国之名且不知,无论国际,并己国条约且未寓目,无论公法,各 国公使领事等官,皆由奔竞而得,一无学识,公使除呈递国书之外无他事,领事随员等 除游观饮食之外无他业,何取于此辈之坐食乎?如是则有外交官如无外交官。且使馆等 人在外国者,或狎邪无赖,或鄙吝无耻,自执贱业,污秽难堪,贻笑外人,损辱国体, 其领事等非惟不能保护已商,且从而陵压之,如是则有外交官反不如无外交官。以教育 论之,但教方言以供翻译,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学艺之术,能养人材乎?科举不变,荣 途不出士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能得高材乎?如是则有学堂如无学堂。且也 学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讲爱国,故堂中生徒,但染欧西下等人之恶风,不复知有本国, 贤者则为洋庸以求衣食,不肖者且为汉奸以倾国基,如是则有学堂反不如无学堂。 凡此之类,随举数端,其有弊无效,固已如是。自余各端,亦莫不如是。然则前此 之所谓改革者,所谓温和主义者,其成效固已可睹矣。夫此诸事者,则三十年来名臣曾 国藩、文祥、沈葆桢、李鸿章、张之洞之徒,所竭力而始成之者也,然其效乃若此。然 则,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节节以变之, 则虽使各省得许多督抚皆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才之识,又假以十年无事,听之使若李鸿 章、张之洞之所为,则于中国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盖国家 之所赖以成立者,其质甚繁,故政治之体段亦甚复杂,枝节之中有根干焉,根干之中又 有总根干焉,互为原因,互为结果。故言变法者,将欲变甲,必先变乙;及其变乙,又 当先变丙,如是相引,以至无穷,而要非全体并举,合力齐作,则必不能有功,而徒增 其弊。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榱栋崩折,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 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 一至,则屋必倾,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 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 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纫新制,乌乎可哉?若知世之所谓温和改革者,宜莫如 李、张矣,不见李鸿章训练海军之洋操,所设之水师学堂、医学堂乎?不见张之洞所设 之实学馆、自强学堂、铁政局、自强军乎?李以三十年之所变者若此,张以十五年之所 变者若此,然则再假以十五年,使如李、张者出其温和手段,以从容布置,到光绪四十 年,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 于国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则与不改革何以异乎?夫以李、张之才如彼,李、 张之望如彼,李、张之见信任负大权如彼,李、张之遇无事之时,从容十余年之布置如 彼,其所谓改革者乃仅如此。况于中朝守旧,庸耄盈延,以资格任大官,以贿赂得美差, 大臣之中安所得多如李、张之之者?而外患之迫,月异而岁不同,又安所更得十余年之 从容岁月者?然则,舍束手待亡之外,无他计也,不知所谓温和主义者,何以待之。抑 世之所谓急激者,岂不以疑惧交乘,怨谤云起,为改革党人所自致乎?语曰:“非常之 原,黎民惧焉。”又曰:“凡民可以乐成,难以虑始。”从古已然,况今日中国之官之 土之民,智识未开,瞢然不知有天下之事,其见改革而惊讶,固所当然也。彼李鸿章前 者所办之事,乃西人皮毛之皮毛而已,犹且以此负天下之重谤,况官位远在李鸿章之下, 而所欲改革之事,其重大又过于李鸿章所办者数倍乎? 夫不除弊则不能布新,前既言之矣,而除旧弊之一事,最易犯众忌而触众怒,故全 躯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为之。今且勿论他事,即如八股取士锢塞人才之弊,李鸿章、 张之洞何尝不知之,何尝不痛心疾首而恶之。张之洞且常与余言,以废八股为变法第一 事矣,而不闻其上疏请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 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 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犹当为之。今既自谓爱国矣,又复爱身焉,又复爱名焉,及 至三者不可得兼,则舍国而爱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将舍名而爱身;吾见世之所谓 温和者,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吉田松阴曰:“观望持重,号称正义者,比比皆然,最 为最大下策,何如轻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后徐占地布石之为愈乎?”呜呼!世之所谓 温和者,其不见绝于松阴先生者希耳。即以日本论之,幕末藩士,何一非急激之徒,松 阴、南洲,尤急激之巨魁也。试问非有此急激者,而日本能维新乎?当积弊疲玩之既久, 不有雷霆万钧霹雳手段,何能唤起而振救之。日本且然,况今日我中国之积弊,更深于 日本幕末之际,而外患内忧之亟,视日本尤剧百倍乎!今之所谓温和主义者,犹欲以维 新之业,望之于井伊、安藤诸阁老也。故康先生之上皇帝书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 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 又曰:“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故先生所条陈章奏,统 筹全局者,凡六七上,其大端在请誓太庙以戒群臣,开制度局以定规模,设十二局以治 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其他如迁都、兴学、更税法、裁厘金、改律例、重俸禄、 遣游历、派游学、设警察、练乡兵、选将帅、设参谋部、大营海军、经营西藏,新疆等 事,皆主齐力并举,不能支支节节而为之。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徒以无权不能遽行, 故屡将先生之摺交军机总署会议,严责其无得空言搪塞,盖以见制西后,故欲借群臣之 议以定之也。无如下有老耄守旧之大臣,屡经诏责而不恤;上有揽权猜忌之西后,一切 请命而不行。故皇上与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末得其一焉。使不然者,则此三月之 中,旧弊当已尽革,新政当已尽行,制度局之规模当已大备,十二局之条理当已毕详, 律例当已改,巨饷当已筹,警察当已设,民兵当已练,南部当已迁都,参谋部当已立, 端绪略举,而天下肃然向风矣。今以无权之故,一切所行,非其本意,皇上与康先生方 且日日自疚其温和之已甚,而世人乃以急激责之,何其相反乎!嗟乎!局中人曲折困难 之苦衷,非局外人所能知也久矣。以谭嗣同之忠勇明达,当其初被征入都,语以皇上无 权之事,犹不深信。及七月廿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谭查历朝圣训之成案, 将据以请于西后。至是谭乃恍然于皇上之苦衷,而知数月以来改革之事,未足以满皇上 之愿也。谭嗣同且如此,况于其他哉!夫以皇上与康先生处至难之境,而苦衷不为天下 所共谅,庸何伤焉。而特恐此后我国民不审大局,徒论成败,而曰是急激之咎也,是急 激之鉴也,因相率以为戒,相率于一事不办,束手待亡,而自以为温和焉。其上者则相 率于补漏室,结鹑衣,枝枝节节,畏首畏尾,而自以为温和焉。而我国终无振起之时, 而我四万万同胞之为奴隶,终莫可救矣。是乃所大忧也,故不可以不辩也。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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