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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星期一眨眼就过去了。詹妮弗每天从早忙到晚,递送法庭传票,通知证人到庭答辩或作证。她深知自己绝无可能进入上乘的法律事务所工作。在上回灾难性的事件发生之后,再没有人会雇用她了。她得一切从零开始,为自己赢得声誉。
  同时,她的案桌上仍堆满了皮鲍迪父子事务所送来的传票。虽然这算不上是律师的业务,可是却意味着报酬:每送一票就可获得十二美元五十美分,车费除外。
  有几回,詹妮弗工作得很晚,肯·贝利便请她出去吃晚饭。乍一看,贝利似乎是个愤世嫉俗者,但詹妮弗感到那不过是个假象。她意识到他内心十分孤独。肯·贝利生性聪颖,博闻强记,是布朗大学的毕业生。她很难设想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竟能满足于在区区斗室之中打发光阴,以给人找回离家出走的妻子或丈夫为职业,好像他甘当生活中的弱者,不敢努力向上,只求与世无争似的。
  有一次,詹妮弗问及他的婚姻大事,他顿时大发雷霆,吼了一声:“这关你什么事啦?”吓得她从此再也不敢启齿。
  奥多·温泽尔则正好相反。这位身材矮小、大腹便便的壮年人婚姻十分美满。他把詹妮弗看成自己的晚辈,常带些妻子做的汤呀糕呀给她。遗憾的是,他妻子的烹调技术很不高明。詹妮弗出于礼貌,强迫自己吃下他带给她的各种食物,还装作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一个星期五晚上,温泽尔请詹妮弗上他家吃饭。温泽尔太太准备的包菜嵌肉连嚼都嚼不动。煮的米饭又是夹生的。詹妮弗费了好大的劲才算吃完了这顿饭。还装作吃得挺有味。
  “这个菜怎么样,你爱吃吗?”温泽尔太太问。
  “……嗯,这是我最喜欢吃的菜。”
  打这以后,每个星期五晚上,詹妮弗都被邀到温泽尔家做客。女主人招待她的也总是她“最喜欢吃的”那道菜。
  一天清晨,詹妮弗接到了小皮鲍迪先生的私人秘书打来的电话。
  “皮鲍迪先生打算今天上午十一点钟见你,请快一点来。”
  “是,太太。”
  以往,詹妮弗仅仅与皮鲍迪法律事务所的秘书和办事员打交道。那是一家庞大而又久负盛名的事务所。年轻的律师无不梦想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它的一名成员。赴约途中,詹妮弗不禁有点想入非非。如果皮鲍迪先生本人要见她,那肯定事关重大,也许他突然明白了过来,准备请她当事务所的一名律师,给她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吧。她会使每个人都大吃一惊的,说不定到了某一天,该事务所还可能改名为“皮鲍迪父子和帕克法律事务所”呢。
  詹妮弗在事务所办公室门外的走道上消磨了三十分钟。十一时整,她走进了接待室。她不想使自己显得心情过于急切。足足等了两个小时以后,她才被带进小皮鲍迪先生的办公室。皮鲍迪先生瘦高个儿,身上穿的三件一套的西装和脚上的鞋子全是在伦敦定做的。
  他没有请她坐下。“波特小姐……”他的嗓音尖尖的,叫人听了怪不舒服。
  “我姓帕克。”
  他从桌上拿起一张纸。“这一张传票,我要你去送一下。”
  詹妮弗刹那间醒悟了过来:自己不可能成为该事务所的一员。
  小皮鲍迪先生把传票递给詹妮弗,说:“你的报酬是五百美元。”
  詹妮弗肯定自己听错了。“你是说五百美元?”
  “没错。当然,要是你能成功的话。”
  “这样说来这是极难办的事啰?”詹妮弗猜测着说。
  “哦,你猜对了,”小皮鲍迪先生承认说。“一年多来我们一直在设法给那人送传票。他的名字叫威廉·卡里斯尔,住在长岛的一座庄园里,向来闭门不出。老实告诉你吧:已经有十来个人想把传票交到他手中,可是他雇有一个警卫兼管家,把谁都挡在门外。”
  詹妮弗说:“我不知道该怎么……”
  小皮鲍迪先生身子向前一倾说:“这个案子牵涉的钱财挺可观。可是传票送不进去,我就无法使他到庭,波特小姐。”这一回詹妮弗已懒得纠正他了。“你看这事你干得了吗?”
  詹妮弗考虑的是五百美元到手后可以派什么用场。
  “我会找到办法的。”
  当天下午两点钟,詹妮弗已经站在威廉·卡里斯尔堂皇壮观的庄园门外了。别墅本身是乔治王朝式的,四周是十英亩修整得平展展的美丽草坪。一条弧形车道直通别墅的正门,车道两旁耸立着挺拔的枞树。詹妮弗已经仔细地思考过自己面临的问题。既然谁也别想进门,那么唯一的办法是设法把威廉·卡里斯尔先生引出屋来。
  距房子半街区处有一辆园丁用的运货汽车。詹妮弗朝它望了一会,便走向前去,找到园丁。正在干活的园丁共有三个,都是日本人。
  詹妮弗走到他们跟前问:“你们这儿谁负责?”
  只见一个人直起身子来说:“是我。”
  “我有点小小的活想麻烦你们一下。”
  “对不起,小姐,我们忙不过来呢。”
  “五分钟就够了。”
  “不行啊,五分钟也不成。”
  “我给你们一百美元的报酬。”
  那三个园丁不由得停住了手中的活,瞧着她。那个负责的问:“我们干五分钟,你出一百美元?”
  “没错。”
  “要我们干什么……?”
  五分钟之后,园丁的运货汽车开上威廉·卡里斯尔庄园的车道,停了下来。詹妮弗和三个园丁从车上跳下来。她向四周一望,目光落在前门附近一棵挺拔的大树上,便对园丁说:“挖掉它。”
  几个人从卡车里拿出铁锹,七手八脚开始挖了起来。不到一分钟,大门猛地打开了,一个穿着看门人制服的粗大的汉子冲了出来。
  “你们这些见鬼的到底在搞什么?”
  “我们是长岛苗圃来的。”詹妮弗说话干干脆脆。“我们要把这些树木全部挖掉。”
  看门人逼视着她问:“你是什么人?”
  詹妮弗扬了扬手中的一张纸,说:“我们奉命前来挖树。”
  “那决不可能!卡里斯尔先生会大发雷霆的!”他又转身对园丁喊道:“你们还不快住手!”
  “听着,先生,”詹妮弗说,“我在履行职责。”她瞧着园丁说:“继续挖,伙计。”
  “不成!”看门人喊叫了起来。“肯定是搞错了!卡里斯尔先生根本没有下令挖什么树。”
  詹妮弗耸耸肩膀说:“可我的上司跟我说,他下过这样的命令。”
  “怎么跟你的上司联系?”
  詹妮弗看了看表,“眼下他到布鲁克林办事去了,约莫六点钟回办公室。”
  看门人怒不可遏地瞪了她一眼。“等一下!在我回来之前你们谁也别动。”
  “继续干,”詹妮弗吩咐园丁。
  看门人拔脚朝屋里跑去,门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不多一会,门又开了,看门人重新出现在门口,身边站着一个五短身材的中年人。
  “你能告诉我,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吗?”
  “这与你又有什么相干?”詹妮弗反问道。
  我这就告诉你,“他声色俱厉地说,‘我是威廉·卡里斯尔,本庄园的主人。’”
  “那好,卡里斯尔先生,”詹妮弗说,“我倒有一样东西要交给你。”说着,她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传票交到他的手里,然后转身对园丁说:“现在你们不必再挖了。”
  第二天早晨,亚当·沃纳打来了电话,詹妮弗一下子便听出电话里是他的声音。
  “我想,有一个消息你一定很愿意听到,”亚当说,“取消你律师资格的法律程序已经正式中止,现在你再也没有什么事需要担心的了。”
  詹妮弗闭上双眼,心里默祷,感谢上帝。“你为我做了件大好事。我……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表示感谢。”
  “俗话说,‘苍天有眼,公理常在’。”
  亚当只字不提他和斯图尔特·尼达姆以及罗伯特·迪·西尔瓦发生冲突的事。当时尼达姆虽然感到十分失望,却还能冷静对待。
  地区检察官却像一头愤怒的野牛。“你居然放过了那个妖狐子?啊,上帝!她是黑手党成员哪,亚当!你难道连这一点也看不出来?你被她糊弄了!”
  他就这样没完没了地一忽儿咒骂她,一忽儿挖苦亚当。最后,亚当终于听不下去了。
  “有关她的证据全是假设,罗伯待。她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做了件错误的事,上了别人的圈套。在我看来,这不足以证明她是黑手党。”
  最后,罗伯特·迪·西尔瓦说:“那好,这么说她照旧可以当她的律师啦。我衷心希望她仍在纽约开业,什么时候只要她一跨进我那个审判庭,我就非给她点颜色看看不可。”
  此刻,亚当在电话里对詹妮弗绝口不谈这场争论。詹妮弗已经结下了一个死对头,这件事再也无法挽回。罗伯特·迪·西尔瓦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而詹妮弗则是个初出茅庐、立脚未稳的弱女子,是不堪他一击的。当然,她聪慧,富于理想,同时又是那么年轻、美貌,令人一见倾心。
  亚当明白他从此不应该再与她见面。
  有好几天,不,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詹妮弗真想撒手不干了。门上的招牌依然是詹妮弗·帕克 律师,可是招牌骗不了人,尤其骗不了她自己。她并没有当上真正的律师。不论是下雨下雪,她的日子全在递送传票中打发过去,得到的是别人的白眼。有时她也接受行善积德的差使,为上了年纪的人索取粮食供应证,为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其他穷苦人处理各种法律事务。可是她总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
  夜晚比白天更加难以打发。长夜漫漫,像是永远没有尽头。詹妮弗患有失眠症,即使入睡,也总是噩梦不断。这种情况早在她母亲撇下他们父女两人私奔的那天晚上就开始了,此后,她再也无法摆脱。
  空寂孤独的生活使她精神备感压抑。偶有几次,她跟年轻的律师约会,她总会情不自禁地将他们跟亚当比较。谁也比不上他。在与他们共进晚餐之后,在影剧院散场之后,他们送她回家。她在进门之前往往有一番思想斗争。詹妮弗始终闹不清,他们慷慨做东,招待一顿晚餐,上上下下四层楼梯,是否就为了占有她的身子。有几回她差点要答应下来。那不过是为了有人做伴,打发漫漫长夜;为了有人可以依附,共同分担她的忧愁。但是她所需要的不仅是一个能说会道,可以跟她同床共寝、暖烘烘的躯体,而且是一个钟爱她,也为她所钟爱的人。
  那些对她怀有特殊兴趣、抱有非分之想的男人全是有妇之夫。她断然拒绝跟他们单独外出。她记住了比利·怀尔德创作的优秀影片《公寓》中的一句话:“如果你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你不应该涂脂抹粉。”詹妮弗的母亲已破坏了一个家庭,使她的父亲心碎而死。这件事她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圣诞节来临了,接着是新年。詹妮弗都是孤零零地在寂寞中打发过去的。大雪纷飞,全城披上了银装,酷似一张硕大无比的圣诞节卡片。詹妮弗在街头踯躅,看着路上行人匆匆回到温暖的寓所,回到亲人的怀抱,想到自己孑然一身,心中好不凄苦、空虚。她无限思念她的父亲。直至节日过去,她才松了一口气。1970年会好起来的,詹妮弗安慰自己说。
  詹妮弗情绪特别低落时,肯·贝利往往设法使她高兴起来。他带她去麦迪逊广场花园观看演出,上迪斯科俱乐部跳舞,或去观赏话剧或电影。詹妮弗心里明白他对她颇有好感,可他又在自己跟詹妮弗之间构筑起了一道屏障。
  到了三月,奥多·温泽尔和妻子决定迁居佛罗里达州。
  “我年岁大了,受不住纽约冬天这个冷劲,”他告诉詹妮弗说。
  “我会想念你的。”詹妮弗说的是心里话,她越来越真心地喜欢他了。
  “对肯要好好照顾啊。”
  詹妮弗困惑不解地瞧着他。
  “他从来也没跟你说起过吗?”
  “说什么?”
  他犹豫了半晌,才说:“他的妻子自杀死了。他认为全是他自己的过错。”
  詹妮弗浑身一震。“多么可怕!为什么……她干吗要自杀?”
  “肯和一个金发小伙子睡在床上胡搞,让她抓住了。”
  “啊,上帝!”
  “她朝肯开了一枪,转过来把枪口对准自己。肯活下来了,她自己却死了。”
  “多么可怕!我根本不知道……竟……”
  “我懂你的意思。是啊,他时常乐呵呵的,可是心里却深埋着隐痛。”
  “谢谢你告诉我。”
  当詹妮弗回到事务所时,肯对她说:“这么说,奥多老兄要离开我们了。”
  “是的。”
  肯·贝利露齿一笑。“我想现在只剩下你我两人来对付这大千世界了。”
  “我想是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詹妮弗想,这话一点不假。
  打这以后,詹妮弗对肯另眼相看了。他们常在一起吃午饭或晚饭。詹妮弗在他身上找不到半点同性恋的影子。但是她知道,奥多·温泽尔讲得很对:肯把自己的隐痛深埋在心里了。
  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当事人从街上步行来到她的事务所。这些人一般穿得破破烂烂,脸上带着惶惑不安的神色。有的时候,他们请她办理的尽是些无头案。
  有些妓女也来找詹妮弗,请她帮助处理保释事宜。詹妮弗看到好些个妓女年轻可爱,不免十分惊奇。这些人给她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收入,尽管数目不大。她不知是谁打发她们来找她的。她问肯·贝利,他只是耸耸肩膀,表示无可奉吉,便径自走开了。
  每逢有当事人来找詹妮弗,肯·贝利总是小心地离去。他像一个自豪的父亲,鼓励詹妮弗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曾有过几宗离婚案子,可詹妮弗全都拒不办理。她忘不了自己在大学读书时一位教授讲过的一句话:“离婚案子与律师之间的关系如同直肠病与医生之间的关系一样。”多数办理离婚案件的律师声名狼藉。俗话说:夫妻闹得面红耳赤之时,便是律师捞取钞票之日。人们把漫天要价的办理离婚案件的律师称做“轰炸机”,因为他们运用法律上的“重磅炸弹”为当事人打赢官司,结果往往是毁了丈夫,毁了妻子,也毁了子女。
  但来找她的主顾中也有少数情况例外,这使她感到迷惑不解。
  从穿戴来看,这些人生活优裕;他们要办理的案件也不是她习惯于处理的小官司,而是涉及大笔美元的财产纠纷,甚至是上乘的法律事务所也乐于经办的案件。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詹妮弗问。
  答复往往总是闪烁其辞:朋友推荐的啦,从报上读到的啦,在社交场合听说的啦……。直到有一次,一个当事人在讲述自己的情况时无意中提到了亚当·沃纳,詹妮弗这才恍然大悟。
  “是沃纳先生叫你来找我的,对吗?”
  当事人显得有几分窘迫。“哦,是这样,他告诉我和你谈话时不提他的名字为好。”
  詹妮弗决定给亚当打电话,因为毕竟她是欠着他的人情债,她要客客气气而又正正式式地表示谢意。自然,她不能留给他一个错误的印象,似乎她除了表示谢意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她事先把在电话里要讲的话在脑子里默默斟酌了一遍又一遍。当詹妮弗终于鼓起勇气拿起电话时,那边的秘书告诉她沃纳先生到欧洲去了,要过好几个星期才能回来。这多么叫人扫兴啊,詹妮弗感到格外沮丧。
  她不知不觉地越来越经常地想到亚当·沃纳。他们首次见面的那个晚上的情景不断在她脑海中重现,她后悔自己当初不该失态。不过,当她孩子般地使性子,把心中的怒气向他劈头盖脸地发泄时,他居然耐得住性子,这倒是难能可贵的,现在,他除了已经为她所做的一切之外,又给她送来了主顾。
  过了三个星期,詹妮弗又打电话给亚当。这一回他上南美去了。
  “要我转告他什么吗?”秘书问。
  詹妮弗犹豫了一下。“不,谢谢。”
  有时候,詹妮弗强迫自己不去想亚当,可说什么也办不到。她想知道他结婚了没有;若是未婚,是否已经订婚了呢?她暗自思忖自己若成为亚当·沃纳太太将会怎么样。她觉得自己大概是神经失常了。
  詹妮弗不时地在报纸或杂志上看到迈克尔·莫雷蒂的名字。《纽约人》杂志登载过一篇文章,介绍安东尼奥·格拉纳利以及东部地区黑手党家庭的内幕。据称,安东尼奥·格拉纳利现已年迈力衰,他的女婿迈克尔·莫雷蒂正准备继承他的事业。《生活》杂志上曾介绍过迈克尔·莫雷蒂的生活习惯,并在文章末尾提及了那次审判。卡米罗·斯特拉正在利文澳思监狱服刑。而迈克尔·莫雷蒂却逍遥法外。文章还重述了詹妮弗·帕克如何破坏审判,使得莫雷蒂既免受坐牢之苦,又无须上电椅了此一生。詹妮弗读后直觉得一阵恶心,周身都不舒服。说到坐电椅,詹妮弗恨不得亲手拉下开关,处死这个迈克尔·莫雷蒂。
  詹妮弗的当事人都是无名之辈,但是办理这些案件却使她获益匪浅。詹妮弗在这几个月中熟悉了坐落在中央大街一百号的刑事法庭大楼的每一个房间,结识了房间的每一位主人。
  当她的当事人因偷窃、抢劫、卖淫或吸毒被捕入狱时,她立即赶往法庭大楼替他们保释。为保释金讨价还价已成了她的家常便饭。
  “保释金定为五百美元。”
  “法官先生,被告拿不出那么多钱哪。如果法庭能把保释金减到二百美元,他就可以继续工作,养家糊口了。”
  “好吧,就定为二百美元吧。”
  “谢谢你,法官先生。”
  詹妮弗结识了控诉室的总监督。逮捕报告在复印后均往这里递送。
  “又是你,帕克!上帝啊,难道你从来不睡觉?”
  “嘿,总监督先生,我的一个当事人因犯流浪罪被抓住了,我可以看看逮捕报告吗?他叫康纳利。克拉伦斯·康纳利。”
  “你倒讲给我听听,亲爱的,你为什么清晨三点跑到这儿来为一个流浪者辩护?”
  詹妮弗露齿一笑:“这样,我就不必在街上闲逛了。”
  詹妮弗成了中央大街法庭大楼二一八室的常客,夜法庭经常在这儿开审。屋里臭气扑鼻,拥挤不堪,行话不绝于耳。詹妮弗起初常弄得莫名其妙。
  “帕克,你的当事人犯了床痛罪。”
  “犯了什么罪?”
  “床痛,指的是夜盗行为——深夜破门而入,持枪行凶①,懂了吗?”
  
  ①此处原文为bedpain,是Break,Enter,Dwelling,person,Armed,Intent to Kill,at Night中大写字母的组合。

  “懂了。”
  “我是罗娜·泰纳小姐的诉讼代理人。”
  “我的天哪!”
  “你能告诉我她犯了什么罪吗?”
  “你等一等。我得把她的传票找出来。罗娜·泰纳。噢,那可是一桩引人注目的案子……。唔,找到了,原来是个普洛斯②。她是由CWAC在下面逮住的。”
  
  ②普洛斯(Peoss)是从英语Prostitute(妓女)一词衍生出来的。

  “你指的是巫医③?”
  
  ③英语中CWAC与Quack(巫医)发音相同,故有此误会。

  “你大概刚来这儿不久吧。CWAC是全市反犯罪协会的代号。普洛斯就是引人上钩的妓女。在下面指的是四十二街南端,明白吗?”
  “明白了。”
  夜法庭使詹妮弗感到沮丧。人们像潮水般地流入又涌出,冲到了法律的堤岸上。
  每晚有一百五十多起案件在夜法庭受审理。那些当事人大都是妓女、乔装异性者、酒鬼以及吸毒者。他们当中有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犹太人,爱尔兰人,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他们被指控犯有强奸罪,偷窃罪,持枪罪,携带毒品罪,殴打罪,或者卖淫罪。这些人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是穷苦人,多数来自中哈莱姆区。他们穷困潦倒,找不到一点出路。他们是社会的渣滓,被社会所抛弃,上流社会对他们不屑一顾。监牢里人满为患,所以除了重犯人以外,其余的或是被释放,或是被罚款了事。于是他们又回到坐落在圣·尼科拉斯街、莫宁赛德街和曼哈顿街各自的家中。在这方圆三点五平方英里的范围里住着二十三万三千名黑人和八千名波多黎各人。另据统计,这里还栖居着一百万只耗子。
  詹妮弗的当事人多数是为贫困、为社会制度所迫走上犯罪道路的;当然,他们自己也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这是一些早已被命运征服的人。詹妮弗发现,他们的种种恐惧反而增强了她的自信心。她感到自己并不比他们优越,自然不会把自己视为胜利者的榜样;但是她明白自己与当事人之间有着一个明显的差别,那就是她绝不会向生活屈服。
  肯·贝利介绍詹妮弗认识了弗朗西斯·约瑟夫·雷恩神父。雷恩神父年近六十,精力充沛,面色红润,耳旁鬈曲着灰白色的头发。他的头发总是留得很长,好像多时不曾理过似的。詹妮弗一下子便喜欢上这个老人。
  每当雷恩神父所在教区的教民不明去向时,便来找肯帮忙。肯总能把弃家而去的丈夫、妻子、儿子或是女儿找回来,而且从来不收一文报酬。
  “这报酬已由上天兑付了。”肯每每加上这样的说明。
  一天下午,事务所里只有詹妮弗独自一人。雷恩神父顺路来访。
  “肯出去了,雷恩神父。他今天不回来。”
  “我是找你来的,詹妮弗。”雷恩神父说着,在詹妮弗对面那把很不舒适的木椅子上坐了下来。“我的一个朋友遇上了点小麻烦。”
  他找肯的时候常常是这样开始谈话的。
  “是吗,神父?”
  “她是我教区里的一位居民。这位穷苦的老人最近领不到保险金。她是几个月前迁到我这个教区的。该死的电脑把有关她的资料全给丢了。这电脑真该见鬼去才好!”
  “噢,是这么回事。”
  “我知道你会答应帮忙的,”雷恩神父边说边站了起来,“不过,恐怕你得不到任何报酬。”
  詹妮弗嫣然一笑。“别为那个操心,我会把事情办好的。”
  她原以为这事挺简单,谁知结果竟花了几乎三天时间才使电脑将老人的资料重新编入程序。
  一个月后的一天早晨,雷恩神父走进詹妮弗的办公室说:“我真不愿打扰你,亲爱的,但是我的一个朋友遇上了点小麻烦。不过我担心他没有……”他迟疑地停了下来。
  “没有钱。”詹妮弗接口道。
  “啊,正是这样!对极了。可这人真可怜,急需有人帮助他一把。”
  “好啊!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他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威尔逊。他是我教区里一个居民的儿子。亚伯拉罕在抢劫时杀死了酒店老板,被判处无期徒刑,正在新新监狱服刑。”
  “如果他犯罪的证据确凿,并且已在牢中服刑,我不知道能帮点什么忙,神父。”
  雷恩神父望着詹妮弗,叹了口气。“他的问题还不止这点。”
  “是吗?”
  “是啊。几个星期前他又杀了人,被杀的是一个名叫雷蒙德·索普的囚犯。他们将以谋杀罪对他审判,还要判他死刑。”
  詹妮弗曾在报上读到过有关消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囚犯是被他活活打死的。”
  “人们是这样说的。”
  詹妮弗拿起本子和笔。“你知道当时有人在场吗?”
  “恐怕有的。”
  “多少人?”
  “噢,有一百来人。事情是在监狱的院子里发生的,你知道吗?”
  “可真是!你要我干什么呢?”
  雷恩神父直截了当地说:“帮亚伯拉罕一把。”
  詹妮弗放下钢笔。“神父,这事只有你那万能的主才帮得了忙。”她往椅背上一靠,又说:“他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他是黑人,是定了罪的杀人犯;他又当着一百来人的面第二次杀人。如果他果真杀死了那个人,那么毫无理由替他辩护。如果当时那个同牢犯威胁他的生命,他可以要求警卫保护。可他却目无法纪,为所欲为。我想,没有一个陪审团会判他无罪的。”
  “他毕竟还是一个人啊。你倒去和他谈谈看,怎么样?”
  詹妮弗叹了口气。“如果你要我去的话,我就去。但是我可不做任何许诺。”
  雷恩神父点了点头。“这我明白。这样做可能意味着你得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
  两人想到一块去了:处于绝对不利地位的人不只是亚伯拉罕·威尔逊一个。
  新新监狱坐落在奥西宁市,距曼哈顿北部三十英里,位于赫德森河东岸,俯视着泰泮济与哈佛斯特劳海湾。
  詹妮弗乘公共汽车前往。事先她曾打电话跟监狱副看守长联系,他已为她和亚伯拉罕·威尔逊的会见做好安排。亚伯拉罕眼下正单独监禁。
  在旅途中,詹妮弗感到自己的生活充满了意义。她已经多时没有这种感觉了。此刻自己正前往新新监狱去会见一个被指控犯有谋杀罪的人。此人可能要求她充任辩护律师。她在法学院攻读的和毕业后准备审理的正是这类案件。一年来她第一次感到自己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律师,不过,她也清楚自己有点异想天开。她并不是去见她的当事人,而是去告诉那个人,自己不打算代表他。这是一场输定了的官司,而且为世人所瞩目。她深知自己不应该介入这种案件。亚伯拉罕·威尔逊得另找行家为他辩护。
  詹妮弗叫了一辆破旧的出租汽车从车站前往赫德森河畔的州立监狱。该监狱占地七十英亩。詹妮弗按了按门的门铃,一名警卫打开门,在来访人名单上查对了她的名字,带她进了副看守长的办公室。
  副看守长身材魁梧,蓄着老式的军人发型,脸上长满了粉刺。他名叫霍华德·帕蒂森。
  “请你跟我讲讲亚伯拉罕·威尔逊的情况,好吗?”詹妮弗对他说。
  “要是你想寻找闲情逸致的话,那你可真是找错了门啦。”帕蒂森扫了一眼桌上的卷宗说。“威尔逊几进几出,已经跟监狱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十一岁时就因偷窃汽车被逮住过;十三岁时因抢劫罪而被捕;十五岁又因强奸罪坐了班房;十八岁干过为妓女拉客的勾当,后来又因奸污一名少女而判了刑……”他翻着桌上的卷宗,又说,“持刀伤人、持枪抢劫等等,他样样都干过,最后是行凶杀人。”
  威尔逊罪行累累,听了着实使人寒心。
  詹妮弗问:“亚伯拉罕可不可能并非蓄意谋杀雷蒙德·索普?”
  “算了吧,威尔逊打一开始便承认了;不过,即使他矢口否认,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我们有一百二十名证人。”
  “我能见见威尔逊先生吗?”
  帕蒂森站了起来。“行啊,不过你这是浪费时问。”
  詹妮弗有生以来从没见到过像亚伯拉罕这样丑陋的人:皮肤黑得像煤炭一般,鼻子歪歪扭扭,门牙残缺不全,小小的眼睛贼溜溜直转,脸上刻有好几处伤疤。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骨路十分粗壮。他的双足硕大而又扁平,走起路来一摇一晃。倘若詹妮弗想要寻找一个词儿来描绘他的模样,那么“凶神恶煞”这个词可以说是再确切不过了。她完全可以预见,他的尊容会给陪审团留下什么印象。
  亚伯拉罕·威尔逊和詹妮弗两人坐在防卫严密的会客室里,两人之间隔着厚厚的一道铁丝网,门旁站着一个卫兵。威尔逊刚从单人牢房里被带出来,小小的眼睛对着亮光直眨巴。如果说詹妮弗探监前就无心插手这一场官司的话,那么在见了亚伯拉罕·威尔逊之后,更坚决不想干了。眼下,仅仅坐在这人对面,她已感到他浑身上下燃烧着莫名的仇恨之火。
  詹妮弗是这样开始同他谈话的:“我叫詹妮弗·帕克。我是律师。雷恩神父要我来看看你。”
  亚伯拉罕·威尔逊对着铁丝网啐了一口,唾沫星子溅了詹妮弗一脸。“那个不要脸的大善人吗?”
  这可真是个不坏的开端,詹妮弗想。她强忍着不让自己去擦掉脸上的唾沫。“你这儿需要什么东西吗,威尔逊先生?”
  他抬头朝她一咧嘴,嘴里看不到一个门牙。“我要一个女人,姑娘,你有兴趣吗?”
  詹妮弗不去理会他,继续问:“你愿意跟我谈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
  “嘿,你要知道我的底细,是不是?你得付给我钱才行。我要把自己的经历卖给电影公司,也许我自己会在影片里担任主角。”
  他所表露出来的怒气咄咄逼人,詹妮弗此刻恨不得立刻从这儿冲出去。副看守长是对的,她正在浪费时问。
  “如果你不肯跟我配合的话,那我恐怕就无法帮你的忙了,威尔逊先生。我是应雷恩神父的要求,才来看你并跟你谈谈的。”
  亚伯拉罕·威尔逊咧开没牙的嘴一笑。“你的皮肤可真白呀,我的心肝。至于那女人的事,你真的不想改变主意了吗?”
  詹妮弗站了起来,她已经忍无可忍了。“难道你对谁都恨吗?”
  “告诉你吧,宝贝儿,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时候,我们两人就可以谈谈仇恨这个问题了。”
  詹妮弗站在那儿,一边注视着那张又黑又丑的面孔,一边细细回味着他讲的话,然后慢慢地坐了下去。“你愿意把你的情况讲一讲吗,亚伯拉罕?”
  他牢牢地盯着她的双眼,一言不发。詹妮弗耐心地等着,注视着他。她寻思着,像这样满脸伤疤又该是什么心情。她真想知道,这个人的心灵究竟留着多少道创伤。
  两人对视着,谁也不说一句话。最后,亚伯拉罕终于说:“我宰了那个狗杂种。”
  “你干吗杀他呢?”
  他耸耸肩膀说:“那个畜生拿着那么大一把杀猪刀朝我冲来,而……”
  “不要骗我了。罪犯是根本不准手持屠刀四处走动的。”
  威尔逊的脸色一沉,吼道:“你滚吧。女人。我不要再见你了。”他站起来。“你不用来找我麻烦了。你懂吗,我是个忙人。”
  他转过身,朝卫兵走去。不多一会,两人都走了。谈话就此告终。詹妮弗至少可以告诉雷恩神父:她已跟那人谈过。她再也帮不上什么忙了。
  一个卫兵带着詹妮弗走出了大楼。她穿过院子朝大门走去,心里想着亚伯拉罕·威尔逊以及自己对他的态度。她不喜欢这个人。正因为这样,她做了自己无权做的事,她在审判他,她已经宣判他有罪了,而他其实还没有受过审。也许有人确实曾向他袭击,当然不是用刀,而是用石头或是砖头。詹妮弗犹豫不决地站在原地。她的本能要求她立即回曼哈顿去,把亚伯拉罕·威尔逊抛在脑后。
  但是,詹妮弗最终还是转过身,重又朝副看守长的办公室走去。
  “他是个大案犯,”霍华德·帕蒂森说。“只要有可能,我们总是设法规劝犯人改恶从善,而不是简单地给予惩处。可是亚伯拉罕已经不可救药。能叫他安分守己的唯一办法是送他坐电椅。”
  这逻辑该有多奇特,詹妮弗想。“他告诉我,他杀死的人曾拿着屠刀袭击他。”
  “我看这倒是可能的。”
  这一回答使她惊讶不已。“‘这倒是可能的’,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这儿的在押犯有可能拿到刀子吗?并且还是一把屠刀!”
  霍华德·帕蒂森耸耸肩,说:“帕克小姐,我们这个地方有一千二百四十名罪犯。他们中的一些人简直是天才。跟我来,我让你看一些东西。”
  帕蒂森带着詹妮弗穿过一段长长的走廊,走到一扇锁着的房门跟前。他从一大串钥匙中挑出一把,打开了门,拧亮电灯。詹妮弗跟着他走进一间几乎空无一物的小房间,房内有几只嵌在墙上的架子。
  “这是我们保管犯人家当的地方。”说着他朝一口大木箱走过去,打开箱盖。
  詹妮弗看着木箱里的东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抬起头望着霍华德·帕蒂森说:“我要重新见我的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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