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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这是秋天的一个星期日，但我却死而复生了，我前面的生活依然完好无损，因为前些日子一直风和日暖，今天早晨突然雾霭弥漫，寒气逼人，将近中午时才消散；然而，天气变化可以使世界，使我们自己获得新生。从前，当我们壁炉里吹起大风时，我听着风儿撞击翻板活门发出的梆梆声，就会心潮澎湃，激动无比，觉得这很象do音交响乐前奏曲中赫赫有名的琴弓声，犹如一个神秘的命运发出的不可抗拒的呼唤。自然界每一个明显的变化，都会使我们和谐的欲望适应事物的新形式；我刚刚醒来，蒙蒙雾霭就把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不再象遇到好天气那样成天想着出门，而是哪里也不想去，只渴望呆在火炉边，渴望有人和我同床共寝，就象是在另一个世界中，冷得筋骨瑟缩的亚当在寻找深居简出的夏娃。
　　屋外，消晨的原野笼罩着愉悦的灰雾，屋内，一杯巧克力发出馥郁的清香，我身处其间，竭力使我的身体、精神和道德生活保持一年前我带到东锡埃尔去的那种新奇的状态；那时候，我的身体、精神和道德生活深深地打上了一座光秃秃的小山丘的印记（即使看不见这座山丘，我也感觉到它的存在），使我心中涌动着一阵阵快乐，这种感觉与其他快乐感觉截然不同，我简直难以向朋友们描绘，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自己并无意识，这些快乐与其说是真实的感觉（若是这样，我就能描绘出来了），毋宁说是纵横交错、扑朔述离的印象。从这个角度看，晨雾把我带时的那个新奇的世界，我早已认识（这只会使它更加真实），但近来我已忘却（这使它又变得清新纯真）。于是，我能欣赏到几幅印在我记忆中的晨雾图，尤其是《东锡埃尔的清晨》。有一幅是我到军营第二天的晨雾图，另一幅是在附近的一个城堡里，圣卢带我去那里度过了二十四小时：黎明时分，在重新回到床上去之前，我撩开窗帘，倚窗眺望，在军营晨雾图中，我看见一个骑士，在城堡晨雾图中，我看见一个马车夫（他在一个池塘和一片树林的交界处，只有这边缘地带依稀可辨，其余全都淹没在均匀的似水般流动的令人心旷神怡的轻雾中），他们正在擦缰绳，就象从一幅隐约可见的壁画上浮现出来的寥寥无几的人物，由于人的眼睛适应不了这朦朦胧胧、神秘莫测的半明半暗，也就几乎看不清画上的人物了。
　　今天，我是从床上凝望这些记忆的，因为起床后我又躺下了，等着晚上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去看一出小剧。我父母亲到贡布雷去了，要在那里小住几天，这下我便有机会去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我得好好利用。否则，他们一回来，我也许就不敢去了；我母亲对我外祖母的悼念诚心实意，一丝不苟，她要我们对外祖母的哀悼不拘形式，感情真挚，因此，她不会禁止我去看戏，但也不会赞成。然而，现在如果我写信征求她的意见，她从贡布雷给我回信时，不会伤心地说：“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已长大成人，知道该怎么做”，而是相反，她会责备自己把我一个人留在巴黎，会设身处地地体谅我的忧愁，希望我出去玩一玩，散敢心，尽管她自己拒绝参加一切娱乐活动。她相信，我外祖母也会劝我这样做的，因为她最关心我的身体和神经平衡。
　　一清早新的热水汀就点着了。热水汀不时地发出打嗝般的声音，这令人讨厌的声音与我对东锡埃尔的记忆毫无联系。但是，如果今天下午这个声音和我那些记忆老在我身上会合，久而久之，这两者之间就会产生一种亲和力，每当我重新听到（我有点听不惯了）热水汀的声音，我就会想起东锡埃尔。
　　只有弗朗索瓦丝一个人在家里。雾散了。灰蒙蒙的日光，毛毛细雨般地落下来，不停地编织着一张张透明的网，似乎给星期天的散步人涂上了一层银色的光。我把《费加罗报》扔到脚头。自从我给这家报社投了一篇稿后，每天都要叫人给我买一份，但一直没见发表。尽管没有太阳，但白天的亮光告诉我现在正是下午。罗纱窗帘象蜻蜓翅膀般轻而柔软，又似威尼斯玻璃般脆而易碎。晴天，它们就不能象这样轻柔，象这样一碰就碎。这个星期日，我孤单单一人呆在家里，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况且，今天上午，我派人给德·斯代马里亚小姐送去了一封信，我就更加心事重重。罗贝·德·圣卢在他母亲的干预下，经过多次痛苦而失败的尝试，终于和情妇一刀两断，他和情妇断绝往来后就被派往摩洛哥了，他要把这个一段时间以来他已经不再爱恋的女人彻底忘掉。昨天，我收到圣卢从摩洛哥写来的一封短信，告诉我他将回法国休一次短假，他在巴黎停留的时间很短（显然，他家里人怕他和拉谢尔恢复关系），为了向我证明他对我的思念，特意写信告诉我他遇见了当谢小姐，更确切地说，是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因为她结婚三个月就离婚了。罗贝想起我在巴尔贝克同他说的话，代表我要求那位少妇同我见见面。她答复他，回英国前，要在巴黎停几天，很愿意约一个时间和我共进晚餐。罗贝叫我赶紧给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写信，因为她肯定已经到巴黎了。
　　圣卢的信没有使我感到意外，尽管他还是在我外祖母病重期间给我来过一封信，指责我对他不忠，对他背信弃义，从此就一直杳无音信。我非常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拉谢尔专爱煽起情夫的炉火（再说，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她对我也耿耿于怀），她对圣卢说，他不在时，我对她有过不良企图，想和她发生关系，他就信以为真了。很可能他仍然相信这是事实，但他已经不再爱她了，因此，不管是真是假，对他都无所谓了，唯有我们的友谊继续存在。当我和他重又见面时，我试图同他谈谈他对我的责备，但他只是温和而亲切地朝我微笑，象是在表示道歉，接着就把话题岔开了。这并不是因为以后在巴黎他不可能同拉谢尔再见面的缘故。那些在我们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女人，不是一下子就能从我们生活中消失的。在最终离开我们之前，她们会不时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以致有些人以为爱情又开始复燃。圣卢的拉谢尔的决裂尽管曾使他一度痛不欲生，但因为他的女友仍然不断向他要钱，使他甚感欣慰，他的痛苦也就很快减轻了。嫉妒是爱情的延续，但它包含的内容并不比其他想象的产物所包含的内容更多。当我们动身去旅行时，带上三、四幅想象中的图画（邦特费克希奥的百合花和银莲花，薄雾笼罩的波斯教堂，等等），箱子也就塞满了，何况这些画可能会中途失落。当我们离开一个情妇时，总希望她——直到把她渐渐忘记——不要被三、四个我们想象中可能存在的，也就是我们所嫉妒的人占有。没有想象到的也就微不足道了。然而，一个已经分手的情妇经常向你要钱，虽然不能使你对她的生活有充分了解，正如发烧时的体温记录表不可能使你完全了解病人得的是什么病一样，但是，不管怎样，体温记录表可以让你知道她病了，而要钱则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你模模糊糊地感到，被你遗弃的或把你抛弃的那个女人可能还没有找到一个有钱的保护人。因此，每一次要钱都能使嫉妒者感到欣慰，痛苦暂时得到平息，紧接着就是寄钱，因为他要她什么也不缺，就是不能有情人，不能成为他想象中的三个男人的情妇。这样，他就有时间稍稍稳定一下情绪，免得以后听到他的接班人的名字时挺不住。有时候，拉谢尔会在深夜回到旧情人身边，要求他让她在身边睡一宵。罗贝心里感到象吃了蜜一样甜美，因为即使他一个人占据大半张床也丝余不影响她睡觉，他意识到他们毕竟如胶似漆地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他明白，她在他这位老朋友身旁比在其他地方更感到自在，和他在一起，哪怕是在旅馆里，就象回到了从前住过的房间一样，一切都很习惯，睡得更加踏实。他感觉到他的肩，他的腿，他身上的一切，在她看来，就象是最常用的物品，哪怕他因失眠或考虑工作在床上辗转反侧，也不会妨碍她睡觉，同它们接触能使她睡得更香。
　　言归正传，现在继续谈圣卢的信。圣卢从摩洛哥写来的那封信搅得我心绪不宁，尤其是，我从字里行间看出了他的用意，尽管他没敢明言。“你完全可以包一个单间请她，”他对我说，“这是一个性格开朗、颇有魅力的少妇，你们会相处得很好，我敢肯定，你会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父母要到周末，也就是要到星期六或星期天才回来。他们回来后，我就只好每天在家里吃晚饭了，因此，我立即给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写了封信，约她哪天方便和我共进晚餐，星期六前任何一天都行，她回话说，当晚八点左右我会收到一封信。要是下午有人来看我就好了，八点前的这段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如果有人和我们聊天，就不再会想着时间的长短，甚至不会感到它的存在，时间会过得很快。当迅速流逝的隐而不见的时间突然出现在你面前，引起你的注意时，离出发点已经很远了。但是，如果我们孤孤单单，无人要伴，我们总是惦记着那个我们望眼欲穿的离我们很远很远的时刻，只听见台钟单调的滴答声，这种焦急的心情会把小时分割成分钟，更确切地说，会把一分钟变成一小时。如果和朋友聊天，我们就不会去计算时间。我想到将要一个人孤寂地度过这个下午，尤其是想到与德·斯代马里亚夫人会面的欲望时刻会纠缠着我，使我把这个孤寂的下午同几天后即将享受到的无限快乐作比较，我就感到非常空虚，非常忧郁。
　　我不时地听见电梯升起的响声，紧接着又听见第二声，但不是我盼望的电梯在我那层楼停下的声音，而是完全不同的标志着电梯继续往上几层冲刺的声音。每当我等待一位客人来到时，这声音常常意味着对我那层楼的背弃，因此，后来即使我不再抱希望，不再相信会有人来看我，它对我仍然是一种痛苦的声音，就好象在宣判对我的抛弃。灰蒙蒙的白昼显得无精打采，逆来顺受，忙忙碌碌地做着它那始自远古时代的工作，编织着珠灰色的花边，还要干好几个小时；想到我要和它单独呆在一起，而它不会比一个为了凑近亮光而坐在窗边干活的、对房里的人不闻不问的女工更认识我——想到这些，我不禁内心凄然，忧从中来。突然，弗朗索瓦丝打开房门，带来了阿尔贝蒂娜，可我根本没有听见门铃声。阿尔贝蒂娜满面春风，走进房间，一句话也不说。她体貌丰盈。在她富态的身躯中，蕴涵着在巴尔贝克海滩——我再也没有回去过——度过的时光。她准备让我重温这昔日的时光，我看见它们正在朝我走来。毫无疑问，每当我们和一个同我们的关系已发生变化的人重逢，即使关系不甚密切，也好象看到了两个不同的时期。不用说是我们从前的情妇以朋友身份来看我们，就是在日复一日的某种生活中认识的一个人到巴黎来探望我们，只要这种生活已经结束，哪怕才结束一个星期，就足以使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时期。从阿尔贝蒂娜脸上每一根显示喜悦、询问和局促不安的线条中，我可以辨读出这些问题：“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好吗？那位舞蹈教练好吗？那位卖糕点的师傅好吗？”当她坐下时，她的脊背仿佛在说：“啊，这里没有悬崖峭壁，不过，您会让我坐在您身边吧，就象在巴尔贝克海滩一样。”她犹如一位魔术师，献给我一面时间的镜子。在这点上，她和那些曾和我们朝夕相处，但后来很少有机会和我们重逢的人没有两样。但是，我和阿尔贝蒂娜的关系还不止这些。诚然，即使在巴尔贝克海滩，在我们每天的相会中，每次看见她我都会大吃一惊，因为她一天一个模样。但是现在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她的脸孔沐浴在玫瑰色的雾气中，透过这层雾，可以看到棱角分明的线条，仿佛是雕刻而成的。她换了一张脸，或者说她终于有了一张脸。她长高了。她从前的那层躯壳几乎所剩无几，而在巴尔贝克海滩时，从那层躯壳几乎还看不到她未来的体形。
　　阿尔贝蒂娜此次回巴黎比往年要早。往年她总是在春暖花开时才回来，而我，由于狂风暴雨摧毁了春天第一批奇葩，几个星期来一直心烦意乱，很愿意把阿尔贝蒂娜的归来同春返大地联系在一起。只要有人对我说她在巴黎，她到我家来过，我就仿佛又看到了一朵海边的玫瑰花。我不太清楚那时候是什么东西支配着我的思想，是对巴尔贝克海滩的渴望，还是对阿尔贝蒂娜的欲念。也许，对阿尔贝蒂娜的欲念本身就是对巴尔贝克海滩的一种慵懒、松懈和不完整的占有，好象从物质上占有一样东西，例如在一个城市居住，就等于在精神上占有了这个城市。况且，即使在物质上占有一样东西，如果没有我的想象力使它在遥远的海边晃动，而是让它静止地呆在我的身边，那么，它对我也常常是一朵可怜的玫瑰花，在它面前，我宁愿闭上双眼，以便不看到花瓣上的某个瑕点，以便相信自己在海滩上呼吸。
　　现在我可以这样说了，尽管有些事情当时并不知道，以后才会发生。诚然，为女人献身要比把毕生精力耗费在搜集邮票、古鼻烟盒，甚至比搜集图画和雕塑更明智。只是收集邮票、古鼻烟盒应该使我们看到危险：女人不止一个，而是有许许多多。一个妙龄少女使人联想到一个海滩，联想到教堂一尊雕像的头发，一幅古老的铜版画，每当她出现的时候，人们总会想到一幅令人爱不释手的美丽图画，但这个令人神往的联想是很不牢固的。如果你和那个女人整天生活在一起，你就再也看不到使你对她产生爱情的任何东西了。当然，只要一分离，嫉妒又会再次把你们聚集到一起，那么，只要她和一个她在巴尔贝克海滩爱过的男子私通，就足以使海滩和浪涛重新溶进她的躯体，同她合而为一。只是这第二次联想不会使我们赏心悦目，只会使我们内心痛苦。既然有这个危险，我们就不能希望女人和海滩的联想再次使我们心醉神迷。这是后话。不过，在这里，我应该表示遗憾，因为我不够聪明，没有象别人搜集古望远镜那样搜集女人。放在玻璃橱窗后的古望远镜从不嫌多，总留着一个空位子，等待一个新的更希罕的望远镜到来。
　　今年，她一反度假习惯，直接从巴尔贝克来到巴黎，而且她在海湾呆的时间比以往要短得多。我好久没看见她了。因为我不认识她在巴黎的熟人，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知道，所以，她不来我家时，她在干什么事，我一无所知，而间隙的时间往往又相当长。然后，有一天，阿尔贝蒂娜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她象一朵玫瑰花，悄然降临我身边，但这种情况也不能告诉我她不来看我的时候可能在做什么。她的所作所为，沉没在她那深不可测的生活中，我的眼睛几乎没那份心思去识破她的隐秘。
　　然而，有一次，有些迹象似乎表明她生活中可能出现了新情况。但也许应该从中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象阿尔贝蒂娜这般年龄的少女，一天会有十八变。比如说，她的智力有了较好的发展，当我旧事重提，说她那天一意孤行，非要把她的意见强加给大家，让索福克勒斯①用“我亲爱的拉辛”给拉辛写信时，她第一个由衷地笑了。“安德烈是对的，我说了蠢话，”她说，“索福克勒斯应该写‘先生’。”我回答说，安德烈的“先生”和“亲爱的先生”，比她的“我亲爱的拉辛”和希塞尔的“我亲爱的朋友”好不到哪里去，同样都很可笑，但是，要说蠢，那位出题让索福克勒斯给拉辛写信的老师最蠢。这下阿尔贝蒂娜又听不懂了。她看不出这个题目蠢在哪里，她的智力刚开窍，还没有得到发展。她身上还有更吸引人的新鲜东西：我感到，这个刚在我床边就坐的少女，和以前一样俏丽，但跟从前也有不同，她的眼神和脸部表情同往常一样显得任性，但她的额头却出现了某种变化，似乎比过去顺从了一些，而在巴尔贝克海滩，我曾遭到过拒绝：那天晚上，我们两人也和今天下午一样，一个躺着，一个坐在床边，只不过是倒过来，那天是她躺着，我坐在她身边。我想证实一下她现在让不让我吻她的额头，但又不敢贸然行事，因此，每当她起身告辞时，我都恳求再呆一会儿。要她同意留下并非轻而易举，因为尽管她没什么事要做（否则，她早就冲出门了），可她时间观念很强，况且对我已不很亲密，似乎不再要我与她作伴了。然而，她每次都先看看表，在我的请求下又坐了下来。就这样，她和我一起呆了好几个钟头，而我什么要求也没提出。我对她说的话和几小时前说的几乎完全一样，同我想的和渴望的毫无关联。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永远汇不到一起。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情欲更能使人心口不一，言不由衷了。时间紧迫，然而，我们就象要赢得时间似地，尽说一些和自己想说的毫无关联的话。我们说着话，也许，在想说的话说出来之前，表现爱情的动作就已开始。但有时也可能——为了得到同所渴望的女人直接接触的快感，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看对方有什么反应——不用言语表达，不征得对方同意，就做这个动作。当然，我一点都不爱阿尔贝蒂娜：她是雾的女儿，只能满足我那被季节变更所唤醒的富有想象力的情欲，这种情欲介于烹饪术和建筑雕塑术所能满足的欲望之间，因为它既能使我梦幻把一种不同的热乎乎的物质注入我的肉体，又能使我渴望一个叉开的身体在某个点上同我平躺的肉体接触，就象我在巴尔贝克教堂里所看到的，夏娃的身体勉强通过她的一双脚勾住亚当的臗部，几乎和亚当的身体保持垂直姿势。这些罗晨风格的浅浮雕，就象古建筑物的中楣，庄严而宁静地表现了创造女人的情景。在这些浅浮雕上，凡是上帝出现之处，总有两个小天使相随，好似两位伴臣，就象那些遭受严冬袭击而幸存下来的在夏天的天空中盘旋的飞鸟，一看便知他们是赫尔库拉努姆②的爱神，十三世纪中叶，他们依然活着，在建筑物的正面进行着最后艰难的飞翔，疲惫不堪，但不乏人们所期待的魅力。然而，这种快乐，在满足我情欲的同时，不可能使我摆脱这一梦幻，而且我也许愿意在任何一个漂亮女人身上寻觅。如果有人问我，当我同阿尔贝蒂娜没完没了地闲聊却闭口不谈真实思想的时候，我根据什么会如此乐观地认为她会满足我的欲望，我也许会回答，是因为她的有些措辞——至少从她现在所理解的意义看——不在她的语汇范围之内（而她被我忘却的声音特征又为我勾画了她的个性）。她对我说埃尔斯蒂尔很蠢，看到我大叫大嚷表示反对，她笑容可掬地反驳了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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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索福克勒斯（前496—40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
　　②赫尔库拉努姆是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被维苏威火山熔岩吞没。十三世纪开始发掘出许多住宅、建筑物和艺术品。
　　“您没懂我的意思。我是说他在那种情况下很蠢，但我完全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
　　同样，为了表示枫丹白露的高尔夫球赛高雅，她说：
　　“这完全是一种选择。”
　　当谈到我参加过的一场格斗时，关于我的证人，她对我说：“那些人都是百里挑一。”她凝视我的脸，承认她喜欢我“蓄小胡子”。她甚至说——我觉得我的运气很佳——打上次和希塞尔分别以来，她已有“好一阵子”没见到她了。我发誓，去年她还不会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在巴尔贝克时，阿尔贝蒂娜尚未掌握相当数量的，让人一听就知道她出身于富裕家庭的表达方式——年复一年，母亲把这些表达方式传给女儿，就象随着女儿的成长，逢年过节把自己的首饰送给女儿一样。一天，一位陌生妇女送给阿尔贝蒂娜一件礼物，为了表示感谢，阿尔贝蒂娜对她说：“我很过意不去。”听她这样说，我们会感到她不再是一个黄毛丫头了。邦当太太情不自禁地看了丈夫一眼，邦当先生回答说：
　　“当然，她快到十四岁了嘛。”
　　阿尔贝蒂娜谈论一个仪态不端庄的少女时说的话更表明她已经是大人，她说：“甚至看不出她是不是漂亮，她脸上涂满了胭脂。”总之，尽管她仍是少女，但她已学会了她那个环境和阶层的妇女应有的举止态度，如果有人做鬼脸，她会说：“我不能看见人做鬼脸，一见就想学”，如果有人以模仿别人为乐，她会说：“当您模仿她时，最可笑的是您很象她。”所有这一切都取之于社会宝库。但是关于“杰出”一词的含义，据我看，阿尔贝蒂娜生活的环境恰恰不能使她掌握我父亲对这个词理解的意义，当有人在我父亲面前极口称赞他的一个同事如何聪明，而他自己并不意识到此人聪明时，他会说：“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阿尔贝蒂娜说的“选择”，即使是指高尔夫球，在我看来。也和西莫内家水火不容，正如“选择”一旦加上了形容词“自然的”，就和一篇比达尔文早几个世纪的作品格格不入一样。而“好一阵子”这个表达方式，我感到更是个好征兆。最后阿尔贝蒂娜象一个一言九鼎的人，心满意足地对我说：“依我看，这是比较好的结局……我认为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最高雅的办法”，这时，我明显地感到从未有过的心慌意乱，但我也由此萌生了各种希望。
　　这句话是多么新奇，多么象一块冲积土，使人猜想到有多少道变化无常的河湾流经那些从前不为人知的土地，因此，当我听到“依我看”这几个字时，就把阿尔贝蒂娜拉到我身旁，听到她说“我认为”时，让她坐到了我的床边。
　　当然，有些文化很低的女孩子，嫁给一个很有学问的男人，在她们的嫁妆中，也会有这一类词语。结婚后，她们的言谈会发生变化，不久，她们去探望从前的女友，谈话时显得稳重审慎，这时，人们惊奇地发现，她们已变成了女人，当她们郑重宣布某某人聪明时，把“聪明”读成了两个“1”，但这恰恰是一种变化的征兆。我似乎感到，在阿尔贝蒂娜使用的新词汇和我熟悉的阿尔贝蒂娜的词汇之间，隔着一个世界。在她从前的词汇中，最大胆的词不过是在她谈及一个古怪的人时说的“这是个怪人”，或者，有人建议她赌博时她说的“我可没钱输”，或者，当一个朋友责备她，而她认为她朋友的责备毫无道理时说的“啊！真的，我觉得你非常了不起！”这些话中的词，是在这些场合非说不可的，是符合和晚祷时唱的圣母赞歌一样古老的资产阶级传统的，一个微微有点恼怒的，对自己的权利深信无疑的少女“自然而然”会用的这些词，因为她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就象学会祷告或行礼一样。所有这些词，邦当太太都教会她了，同时还教会她仇恨犹太人，喜欢黑衣服，认为穿黑衣服显得端庄，有教养。即使没有正式传授，她也象雏金翅鸟跟着它们的父母牙牙学语那样跟着母亲学说话，而金翅鸟正是通过牙牙学语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金翅鸟。尽管如此我觉得阿尔贝蒂娜的“选择”令人耳目一新，她的“我认为”使人欢欣鼓舞。阿尔贝蒂娜不再是从前的阿尔贝蒂娜了，因此，她的行为，她的反应也会和从前不一样。
　　现在我不仅不再爱她，甚至也不象在巴尔贝克时那样，害怕毁了她对我的友谊，因为友谊已经不再存在。毫无疑问，我早就在她眼里变得可有可无了。我意识到，她已不再把我看作是那个“小圈子”的成员。从前我费尽心机想加入，当我获得成功，我是多么高兴啊！况且，她的神态不象在巴尔贝克海滩时那样坦率、和善，我也就感到用不着畏畏缩缩，顾虑重重了。然而，我认为，使我最后下决心的还是我在语文学上的新发现。我继续把一个新环节加到外在的语链上（语链下面隐藏着我内心的欲望），就在阿尔贝蒂娜坐在我床边的时候，我谈到了小团体的一个姑娘，说她虽然比其他几位细小，但我觉得她挺漂亮。“是的，”她回答我说，“看上去象个黄毛丫头。”显然，在我刚结识她时，她还不会说“黄毛丫头”。如果事情正常地发展，她很可能学不到这个词，即使她没学会，我也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好，因为没有什么比说“黄毛丫头”更惹人恼火了，听到这个词，我们会感到牙疼，就象在嘴里放进了一个大冰块。但是，即使阿尔贝蒂娜（她是多么漂亮）说“黄毛丫头”，我也不会感到不愉快。相反，我觉得，这个词即使不能说明她从外表看已经入门，至少也显示她内在的变化。可惜时候不早了，如果我想让她及时赶回家吃晚饭，同时不耽误我用饭的话，我就该同她说再见了。晚饭是弗朗索瓦丝准备的，她不喜欢让饭菜凉着。而且，也许她早已认为我们违反了她的一条规章制度，因为我父母不在家，而阿尔贝蒂娜和我在一起呆了那么久，致使一切都得往后推。但是，在“黄毛丫头”这个词面前，这些理由也就如泥牛过海，不再存在了。于是，我急忙说：
　　“您能想象得出我一点也不怕痒吗？您可以胳肢我一个小时，我连感觉都不会有。”
　　“真的？”
　　“我向您保证。”
　　她肯定明白，我这是在笨拙地表达一种情欲。因为她就象在向你提出一个你不敢企求的，但你的话已向她证明你会觉得有用的建议似的，用女人惯有的谦恭对我说：
　　“你愿意试一试吗？”
　　“如果您愿意的话。不过，您躺到我床上来，这样也许更方便。”
　　“这样行吗？”
　　“不，往下一点。”
　　“可是，不怕我太重了吗？”
　　她正说着，房门打开了，弗朗索瓦丝拿着灯走进来。阿尔贝蒂娜差一点来不及回到椅子上。弗朗索瓦丝可能一直在门口偷听，甚至从锁孔里瞧我们，故意选这个时刻给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但我没有必要作这个假设，她也许不屑用眼睛去证实她的本能已充分感觉到的东西，因为她和我，和我的父母亲长期生活在一起，敬畏、谨慎、关切和狡猾培养了她这种具有几乎是有预见性的本能的感觉，正如水手能感觉到大海，猎物能感觉到猎人，医生——至少是病人——常常能感觉到疾病一样。凡是弗朗索瓦丝能预见到的，都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瞠目结舌，正如古人根据微乎其微的信息工具就能预知即将发生的事。弗朗索瓦丝的信息工具不比古人多，不过是膳食总管偷听到的只字片语罢了，仅仅是我们晚餐谈话内容的二十分之一，况且，传到厨房已经变了样。而且，她的错误，也和古人的错误一样，和柏拉图所相信的奇谈一样，与其说是由于物质条件贫乏所致，毋宁说应归因于错误的世界观和先入之见。即使在现在，对于昆虫习性作出最重大发现的，也可能象这样是一个既无实验室，也无任何器械的科学家。但是，如果说弗朗索瓦丝的奴仆地位不曾妨碍她获得一种为艺术所必须的科学——艺术是科学的极限，艺术在于把科学成果告诉我们，而使我们大吃一惊——那么约束就更不成其为障碍；在这点上，约束不仅没有阻碍科学发展，反而大大促进了发展。当然，弗朗索瓦丝毫不忽视语调、态度等辅助因素。因为她对任何一个和她地位相等的人说的话，不管多么荒唐，和我们的思想多么格格不入，她却毫不怀疑，全盘接受（然而我们对她说的话和希望她相信的事，她却从不相信）。因此，她对我们的论点越是流露出不相信，她在转述——因为间接引语能使她不受惩罚地对我们说出不堪入耳的话——一个厨娘的话时（她说，那家的厨娘对她说，她威胁主人了，在众人面前把他们当“畜生”看待，可事实上他们却对她百般宠爱），就越是用一种使人感到她把厨娘的话当做金科玉律的语气。弗朗索瓦丝甚至还说：“如果我是女主人，我一定会很生气。”尽管我们对五楼那位夫人没什么好感，但是听了这个不成体统的例子也得耸耸肩，就象听到了一则令人难以置信的寓言一样。但是，叙述者却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辩，使人感到她的断言是无可置疑的，是令人恼火的。然而，尤其是弗朗索瓦丝和作家有相似之处。当作家被一个君主或一种诗学，被某些诗律或一种国教束缚住手脚时，他们常常需要一种浓缩力，而在自由的政治体制或无政府主义的文学体制下，这种浓缩力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同样当弗朗索瓦丝不能明确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她就会象泰雷西亚斯①那样说话，如果需要写，会采用塔西脱②一样的方法。她善于把她无法直接表达的思想浓缩成一句话，如果我们对这句话提出指责，就不可能不连累到我们自己。有时她甚至一句话也不说，而是用静默，用东西的摆法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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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泰雷西亚斯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的盲人占卜者，受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神示能听懂鸟语，预卜未来。
　　②塔西脱（约55—约120），古罗马历史学家，文体独具风格。主要著作有：《年代说》、《历史》、《日耳曼尼亚志》等，均系研究西方古史的重要资料。
　　举个例子。有时候，我一时疏忽把一封不该让她看见的信（比如，因为寄信人不怀好意地谈到了她，这会使她怀疑收信人也对她心怀敌意）遗忘在桌子上，和别的信混杂在一起，晚上，当我忧心忡忡地回到家里，直接走到我的卧室，一进屋，那封可能连累我的信首先映入我的眼帘，正如它不可能不引起弗朗索瓦丝的注意一样。她把我的信整整齐齐堆成一堆，把那封信放在最上面，无异于把它放在一边，这种醒目的位置无疑是一种语言，很有说服力，使我在门口就吓得浑身打颤，仿佛听到了吓人的喊声。弗朗索瓦丝很擅长导演这类把戏，她先不出场，设法让观众知道她已经知道一切，然后她才登场。为了象这样让一个无生命的东西说话，她既有欧文①和弗雷特里克·勒梅特尔②的天才，又有他们的耐心。此刻，弗朗索瓦丝俨然象一个“暴露罪恶的正义女神”，她把那盏灯高高举起，照在我和阿尔贝蒂娜的头顶上，灯光清楚地映出了少女的身躯在床罩上留下的明显可见的痕迹。灯光下，阿尔贝蒂娜的脸仍然妩媚动人，双颊依然呈现出在巴尔贝克时我曾为之陶醉的光辉灿烂的光泽。从总体上看阿尔贝蒂娜的脸有时显得苍白无力，但是，在灯光的照射下，渐渐染上了一层极其均匀、极其红润的色彩，显得无限坚实，无限光洁，真可以和某些鲜花特有的艳丽的肉色媲美。然而，弗朗索瓦丝的突然闯入使我措手不及，我喊道：
　　“怎么，都点灯了？我的上帝，这灯光真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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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亨利·欧文（1838—1905），英国演员、导演。曾主持伦敦兰心剧院。以扮演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哈姆雷特、奥赛罗等角色著称。
　　②勒梅特尔（1800—1876），法国喜剧演员。演过莎士比亚、雨果等人的许多作品和政治滑稽歌剧。
　　显然，我是想用这第二句话掩饰我内心的慌乱，想用第一句话对我的迟到表示歉意。弗朗索瓦丝用一句残酷而模棱两可的话作回答：
　　“要不要熄掉？”
　　“熄掉，怎么样？”阿尔贝蒂娜凑着我的耳朵说，她把我当作主人和同谋，用一句语法性的问话，通过疑问的语调，把这种心理上的肯定亲昵而强烈地表达出来，我不由得心醉神迷，不能自己。
　　当弗朗索瓦丝离开房间，阿尔贝蒂娜重新坐到我床上时：“您知道我怕什么吗？”我对她说，“我怕如果我们象这样继续下去，我忍不住要吻您了。”
　　“那可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不幸。”
　　我没有立刻接受她的挑逗。换个人也许会觉得这个挑逗多此一举，因为阿尔贝蒂娜的发音甜美而有肉感，她同你说话，就象在吻您。她每说一句话。就是给你一次温存，谈话充满了对你的亲吻。然而，她这次挑逗却给了我极大的快意。如果挑逗来自另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美貌少女，我甚至也会感到快意；但是现在。阿尔贝蒂娜对我虽然是唾手可得，但这在我身上引起的与其说是快意，毋宁说是一系列对比鲜明的美丽联想。我首先联想起海滩上的阿尔贝蒂娜，好象是以大海为背景的一幅画上人物，我感到她不比有剧院聚光灯下看到的形象更真实，看不清究竟是谁，是那被认为已经登场的女演员，还是作为替身的配角，或者仅仅是投影。然后，那个真实的女人脱离光束，向我走来了，但仅仅是为了让我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她根本不象人们想象中的神奇的画中人那样柔情似水，唾手可得。我知道，抚摸和拥抱她是不可能的，只能同她闲聊，对我来说，她不是一个女人。正如放在餐桌上作装饰的不可食用的玉葡萄不是葡萄一样。现在，她出现在第三平面上，我觉得她和我在第二个平面上所认识的她一样真实，又和第一个平面上的她一样顺从，尤其是很久以来，我一直认为她不够顺从，因而她现在的顺从也就格外趣味无穷了。我对人生逐步有所认识（不象开始时那样认为它平淡和简单了），这暂时导致了不可知论。既然开始认为可能的事后来竟是假的，而当它在第三个平面上出现时又变成真的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肯定呢？（唉！我在阿尔贝蒂娜身上的发现还没有结束。）即使生活没有这种浪漫的能教会我们发现更多平面的诱惑力（这与圣卢在里夫贝尔饭店吃晚饭时所体味到的诱惑是反向的：他在一张安详的脸上，在被生活烙上的重重叠叠的记忆中，重新看到了他从前在那张脸的唇际留下的痕迹），无论如何，当我知道我有可能吻阿尔贝蒂娜的脸颊时，我感受到了极大的快乐，即使吻她的脸颊也不会有这样大的快乐。我们可以把一个女人当做一段肉体占有，仅仅使我们的肉体和女人的肉体贴在一起，但这与占有在海滩上邂逅的少女有什么不同呢？某些天，我们在海滩上看见这个少女和女友们在一起，但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是那些天，而不是其他日子和她相遇，这使我们忧心忡忡，害怕再也见不到她了。生活殷勤地向你揭示了这个少女的全部故事，为让你看得清楚，借给你一个又一个光学仪器，不仅使你产生肉欲，而且还让你产生更难满足的精神欲望，这使肉欲增强百倍，变化无穷。如果肉欲只顾占有一段肉体，精神欲望会昏昏沉沉，麻木不仁，让肉欲单枪匹马，为所欲为；但是，一旦要占有一个完整的记忆领域，使过去依依不舍地离开的往事失而复得，精神欲望会在一旁掀起风暴，使肉欲变得格外强烈，虽然不能伴随到底，直到掌握一个非物质的现实（因为这个现实不可能在希望的形式下完成），但它们在半路上等候肉欲，把它护送回来。吻一个梦寐以求的少女的脸蛋，就好比在体味一种百看不厌的颜色的滋味，而吻一个无名无姓，既无秘密、又无魅力的女人的脸蛋，不管这个脸蛋多么清新，只能使人感到索然寡味。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她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形象，例如在海上显示出侧影的阿尔贝蒂娜，接着，我们可以把这个形象分离出来，放到我们身边，渐渐地，就好象放到了一架立体镜片下面，我们看清了它的大小和颜色。正因为这样，那些不能马上得手的，甚至不能马上知道将来能不能得手的有点难相处的女人，才是唯一令人感兴趣的。因为了解他们，接近和征服她们，使她们的形象呈现出形形色色的体形、身材和相貌，就是给我们上一堂相对主义课，教会我们如何鉴别一个肉体，鉴别一个女人的生活。当这个女人重新以苗条的身影出现在生活背景中时，你与她重逢，会享受到一种美。在妓院认识的女人，是毫无趣味可言的，因为她们始终一个样。
　　此外，我对那个心爱的海滩的全部印象都掌握在阿尔贝蒂娜手中，系在她的身上。我感到，吻她的双颊就如同在吻整个巴尔贝克海滩。
　　“如果您真心让我吻您，我宁愿把这留到以后，选一个合适的时机。只是到时候您可不要忘记您的许诺。我需要有一张‘接吻许可证’。”
　　“要我签字吗？”
　　“如果您现在给我了，以后还会再给我一张吗？”
　　“您的接吻许可证可真逗人，过一段时间我就给您开一张。”
　　“我还要问你一件事，您知道，在巴尔贝克海滩，我还没有认识您的时候，您的目光常常让人感到冷酷而狡黠，您能不能告诉我，您当时在想什么？”
　　“哦！我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噢，那我来帮您回忆。有一天，您的女友希塞尔双脚并拢，从坐着一位老人的椅子上蹦了过去。您尽量回忆一下，您那时在想什么。”
　　“我们和希塞尔来往最少，您愿意说她和我们是一伙也可以，但不完全是。我当时可能在想，她很庸俗，很没有教养。”
　　“哦！就这些？”
　　我很想在吻她之前，让她重新披上我在巴尔贝克认识她之前我所感到的她那种神秘的色彩，在她身上重新找到她以前生活过的地方；即使我不认识这个地方，但是，如果我能处在她的位置上，至少我也能回忆起我们在巴尔贝克海滩的生活、我窗下汹涌的波涛声和孩子们的喊叫声。但是，我把目光滑到她那玫瑰花般红润的美丽动人的圆脸蛋上，看见颧颊缓缓向里弯曲，最后与山嘴陡峭、山谷波动、绵延起伏、秀色可餐的乌发相遇，消失在第一批山麓中。看到此番情景，我不禁心想：“我在巴尔贝克没有成功，但现在我毕竟就可以吻阿尔贝蒂娜的脸颊，品尝这朵从没品尝过的玫瑰花的滋味了。再说，既然我们在人生道路上难得能从不同的平面认识人和事物，因此，当我使这张百里挑一、美如玫瑰的脸孔离开它过去的环境，把它带到这个新的平面上，终于能用嘴唇认识它的时候，也许我可以认为我的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完美的。我这样想，是因为我相信存在着一种用嘴唇获得的知识；我之所以认为我马上就要尝到这朵肉玫瑰花的滋味，是因为我没有想到，人尽管比海胆，甚至比鲸鱼高级，却仍缺少一定数量的器官，尤其是缺少接吻的器官。于是，人就用嘴唇来代替这个缺少的器官。用嘴唇吻心爱的女人产生的效果也许比不得不用一个巨牙抚摸更令人满意。但是，嘴唇的功用在于把具有诱惑力的东西的滋味带给味觉器官，因此，只能满足于在表层徘徊，无法进入它们渴望进入的脸蛋中去，但它们并不意识到错误，也不承认失望。况且，嘴唇在同肉体接触时，即便变得更驾轻就熟，更精于此道，也显然不可能体味到更多的大自然阻止它们体味的滋味，因为在这个找不到食物的荒漠上，它们形单影只，茕茕孑立，视觉和嗅觉早已相继把它们抛弃。首先，当我的嘴巴接受眼睛的建议，凑近脸颊接吻时，我的眼睛在移动中发现了新的脸颊；从近处看到的脖子，就象照了放大镜一样，呈现出一粒粒小疙瘩，显得健壮有力，从而改变了脸的特性。
　　照相机的最新用途，可以让我们经常从近处看到的，象塔一样高大的房屋，全部倒伏在一座教堂脚下，使同一些建筑物象军队的一个团操练那样，时而排队，时而分散，时而密集，把刚才还相距很远的比阿斯塔①教堂的两根柱子紧紧地靠在一起，让近在眼前的萨吕特教堂②变得远在天边，使一个桥洞、一个窗孔、一丛置于前景的色彩强烈的树叶成功地出现在暗淡晕阴的背景上，展现出广阔的视野，使同一个教堂依次换上其他所有教堂的拱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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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比阿斯塔教堂位于意大利，由意大利画家比阿斯塔（1682—1750）得名。
　　②萨吕特教堂位于意大利威尼斯，建于1631年至1682年。
　　我觉得，照相也和接吻一样，能使一个我们认为具有确定外表的东西变化出千姿百态，而每一个新姿态都和原来的姿态一样合适，因为它们各有一个同样是合理的透视角度。总之，就象在巴尔贝克海滩我常看见的阿尔贝蒂娜的千姿百态那样，现在，当我的嘴唇凑近她的脸颊时，刹那间，我看见了十个阿尔贝蒂娜，仿佛要把一个女人在同我们多次约会中向我们呈现的丰富多采的姿态和色彩以神奇般的速度在几秒钟内全部展现出来，再次体验到一个人的千变万化，把这个人具有的各种可能特征从不同的箱子里取出来那样，一个一个地全部取出来。这个少女就象一个多头女神，我刚看见一个头，如果我试图接近它，它就会让位给另一个头。只要我还没有接触它，我就能看见它，就能闻到它的淡雅的清香。唉！真可惜——因为对于接吻，我们的鼻孔和眼睛长的不是地方，正如我们的嘴唇不是专门用来接吻的器官一样——我的眼睛突然看不见了，接着，我的鼻子挤扁了，什么味道也闻不到了，根据这些令人讨厌的征象，我知道我终于在吻阿尔贝蒂娜的脸蛋了，可是我却还是没有品尝到我渴望已久的玫瑰花的滋味。
　　这次，我能突然袭击，随心所欲地满足我的欲望，而她也让我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她从前曾严肃拒绝我的东西，这难道就因为两个肉体换了位置（我躺着，她站着），就因为我们演出了一场和在巴尔贝克海滩演出的完全相反的戏吗？）当然，今天，当我的嘴唇凑近她的脸颊时，她露出的追求快感的表情和从前那种严肃神态之间仅仅存在着一些极其细微的线条偏差，但是，这种偏差完全可以同杀死或救活一个伤员，同一张杰出的肖像和一张蹩脚的肖像之间的差距相比拟。）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无意中做了一件好事，我该不该向这个恩人致谢，感谢他最近一个月中在巴黎或在巴尔贝克为我做了工作，促使阿尔贝蒂娜的态度发生变化，但是我想，我和她所处的位置是她改变态度的主要原因。然而，阿尔贝蒂娜却对我说了另一个理由，她说：“啊！那是因为在海滩那会儿，我还不认识您，我可能认为您居心不良。”这个理由使我困惑不解。显然，阿尔贝蒂娜说这话是诚恳的。一个女人，在同一个男友接触中，假若她的四肢和身体并没有感到一个陌生男子在蓄意耍弄她，怎么会轻易承认这个错觉呢？
　　不管阿尔贝蒂娜的生活近来发生怎样的变化，不管这些变化也许能解释她为什么这样痛快地同意满足我一时的纯粹是肉体的欲望，而为何在巴尔贝克海滩却嫌恶地拒绝我的求爱，但无论如何，那天晚上，当她的爱抚使我意驰神荡，心满意足时，我看见她身上发生了更令人吃惊的变化。她大概清楚地看到我满足的神态，但我还担心她会因厌恶和羞怯而反抗呢，就象在香榭里舍大街的月桂树丛后，我想拥抱希尔贝特时，希尔贝特作出的反应一样。
　　可事实恰恰相反。我刚让阿尔贝蒂娜躺到我床上，刚开始抚摸她，她脸上就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神态，温顺，真挚，近乎幼稚的天真。当她就要得到快感时，就象人死后一样，平时的一切忧虑，一切奢望都烟消云散，那张变得年轻的脸似乎又恢复了少女的纯真。当然，任何一个人，如果他的才华突然有了用武之地，他会变得谦逊，勤勉，讨人喜欢；尤其是，如果他善于用他的才华给我们带来巨大快乐，他自己也会感到无尚幸福，同时也想让我们充分享受快乐。但是，在阿尔贝蒂娜脸上新出现的这种表情中，不只是有大公无私、职业的良心和大度，还有一种传统的和勃发的忠诚；她不仅回到了她自己的童年时代，而且回到了她那一类人的青年时代。我只希望能平息肉欲，而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可是阿尔贝蒂娜却和我不同，她似乎觉得，如果相信这种肉体快乐无需精神情感相伴，认为肉体快乐是某件事的最终结果，那她未免太有点粗俗。刚才她还急着要走，可现在也许觉得接吻必然导致做爱，而做爱高于其他一切义务，因此，当我提醒她该回家吃晚饭时，她说：
　　“噢，没关系的，来得及。”
　　她似乎觉得接完吻就起床不大好意思，出于礼貌，也应该在床上多呆一会儿，这和弗朗索瓦丝一样，絮比安请她喝酒，如果她认为不管渴不渴都应该高兴地接受时，她不敢一喝完就走，哪怕有要紧事等着她做。阿尔贝蒂娜是卑微的法国乡村妇女的化身，在圣安德烈教堂能找到这类妇女的石雕原型（这也许是我不知不觉地渴望得到她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以后我再讲）。尽管弗朗索瓦丝不久将成为她的死敌，但我从她身上看到了弗朗索瓦丝的影子：对客人和陌生人讲究礼貌，注意礼节，对男女结合怀有敬意。
　　莱奥妮姨祖母死后，弗朗索瓦丝认为只能用同情的口吻说话，而当她看到姨婆的女儿结婚前几个月和未婚夫一起散步时不换着未婚夫的胳膊却感到很反感。阿尔贝蒂娜一动不动地躺在我身边，对我说：
　　“您的头发很美，眼睛很漂亮，您长得很可爱。”
　　我在提醒她时间已经不早了之后，又说：“您不相信我？”她回答我说：“当然相信。”她说的也许是真话，不过也就是两分钟以来的事，而且只能持续几个小时。
　　她同我谈我，谈我的家庭，我的社会环境。她对我说：“啊！我知道您的父母认识一些体面人物。您是罗贝·福雷斯蒂埃和苏珊·德拉热的朋友。”我刚听她讲这两个名字时感到非常陌生，但我忽然想起，我确实和罗贝·福雷斯蒂埃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一起玩过，后来再没有见面。至于苏珊·德拉热，她是布朗代夫人的侄孙女，有一次，我本来要到她父母那里上舞蹈课的，甚至要在一个沙龙喜剧中扮演一个小角色，但我怕笑得太厉害而引起鼻孔出血，就没有去，因此，我一直没有看见她。那时候，我认为不过是斯万家的那位帽子上插着羽饰的女教师在苏珊父母家里教授舞蹈罢了，但也可能不是她，而是她的一个姐妹或朋友。我向阿尔贝蒂娜声明，罗贝·福雷斯蒂埃和苏珊·德拉热在我的生活中几乎不存在。
　　“这很可能，你和他们的母亲有来往，这样，你们也就有关系了。我经常在基督林茛道上遇见苏珊·德拉热，她长得挺漂亮。”我们的母亲只是在邦当夫人的想象中才彼此认识，邦当夫人听说我曾和罗贝·福雷斯蒂埃在一起玩过，我似乎不给他朗诵过诗，于是就得出结论，我同他有来往是因为两家的父母亲认识。有人对我说，她每次提到我母亲的名字时，必定要说：“啊！是的，她是德拉热、福雷斯蒂埃社交圈，或某某圈子里的人”，这就给我的父母打了一个受之有愧的好分数。
　　此外，阿尔贝蒂娜的社会观念是极其荒唐的。她认为，在姓西莫奈的人中，书写有两个n者不仅比只有一个n的人低贱，而且比其他可能有的人都低贱。如果一个人和你同姓，但不是你家里人，你就有足够的理由蔑视他。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两个西莫奈在一次集会中，假如说在开往墓地的送葬行列中相遇，觉得有必要随便交谈几句，并且感到自己情绪很好，当有人给他们双方作介绍，他们得知对方也姓西莫奈时，会彼此善意地寻找他们之间的亲族关系。尽管毫无结果。但这仅仅是例外。有许多人是不值得尊敬的，可我们却无视这一点，或者对此毫不在乎。但是，如果因为我们和他们同姓而造成把寄给他们的信交给我们，或者相反，把寄给我们的信交给他们，我们就会对他们的价值产生怀疑，而这种怀疑往往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害怕搞混，若有人同我们讲起他们，为避免和他们搞混，我们会厌恶地撇撇嘴。如若在报上看见我们的姓戴在他们头上，会觉得他们窃取了我们的姓，社会其他成员犯罪与我们毫不相干。可同姓人犯罪，会让他们罪加一等。我们仇恨其他一切姓西莫奈的人，这种仇恨不是孤立的，而是祖辈传下来的，因而变得格外强烈。到了孙子一辈，只记得爷爷对其他姓西莫奈的人常常蔑视地撇撇嘴，但不知其中原委：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仇恨始自一起谋杀案，他们也会深信不疑。直到有一天，两个非亲非故的西莫奈结婚（这种事时有发生），前隙才算消除。
　　阿尔贝蒂娜不仅同我谈罗贝·福雷斯蒂埃和苏珊·德拉热，而且还主动给我讲述她家和安德烈的一个叔叔之间的一件事，大概是肉体的接触产生了一种透露秘密的责任，至少在一开始，说第一句话的时候是这样，那时，肉体接触尚未引起口是心非，因而不用对我保密。在巴尔贝克时。她拒绝同我讲这件事，可现在她认为不应该让我感到她对我还有什么秘密。现在即使她最要好的女友在她面前说我的坏话，她也觉得应该告诉我。我坚持要她回去，她只好走了，但她觉得我太粗鲁，替我感到羞惭，因而强装笑容，表示对我谅解，就象一个女主人看到有人穿着短上衣来她家作客，勉强笑迎，心里却很不舒服。
　　“您为什么笑？”我对她说。
　　“我没笑呀，我是在对您微笑，”她亲切地对我说，“什么时候我能再见到您？”她接着又说，似乎认为我们刚才的行动是一种伟大友谊的前奏曲（既然习惯上必然导致这个结局），这是一种事先就存在的友谊，我们有责任发现和公开承认，只有这个友谊才能解释我们刚才的行动。
　　“既然您准许，我一有可能，就叫人去找您。”
　　我不敢对她说，一切取决于我能不能见到德·斯代马里亚夫人。
　　“唉！只好临时决定了，事先很难知道，”我对她说，“假如哪天晚上我有空，能叫人去找您吗？”
　　“过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因为我就要和我姨妈分开进出了。但现在不行。不管怎样，我明天或后天下午到这里来碰碰运气。您有空就见我，没空就算了。”走到门口，她见我没有主动亲她，甚感惊讶，就把脸凑到我嘴边，认为我们现在不需要有粗俗的情欲就能接吻了。因为我们刚才短暂的卿卿我我，是男女单独在一起心灵交感时可能产生的一种关系，所以，阿尔贝蒂娜认为，应该为我们刚才在床上的接吻意外而短暂地添上一层骑士和情妇接吻时的感情色彩，正如中世纪行吟诗人对于接吻可能构想的那样。
　　这位可能被中世纪雕刻家刻在圣安德烈教堂门廊上的庇卡底①少女刚离开我，弗朗索瓦丝就给我送来了一封信，我欣喜若狂，因为这是德·斯代马里亚夫人的信，她答应星期三和我共进晚餐。这封署名为德·斯代马里亚夫人的信，对我来说，写信人与其说是真实的德·斯代马里亚夫人，毋宁说是阿尔贝蒂娜来看我之前我思念了整整一天的德·斯代马里亚夫人。这是爱情玩弄的可怕骗局。爱情一开始就唆使我们和一个不属于外部世界的女人，一个仅仅是我们想象中的女人玩弄这场骗局。况且，唯有这想象中的女人才永远听我们使唤，让我们占有，才能被同想象力一样随心所欲的记忆力变得完全不同于真实的女人，正如梦幻中的巴尔贝克不同于真正的巴尔贝克一样。我们通过想象创造了一个女人，渐渐地，我们非要让现实中的女人和梦幻中的女人相象，这就给我们带来了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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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庇卡底是法国北部旧省名。
　　阿尔贝蒂娜来访，耽搁了我很长时间，当我赶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里时，喜剧已经演完了。客人们从第一客厅里涌出来，边走边议论着盖尔芒特公爵夫妇彻底分居的特大新闻。我不想从侧面进攻人流，于是便在第二客厅的一张大安乐椅上坐了下来，等待女主人过来时向她问候。我看见公爵夫人从第一客厅走出来，身穿一件宽大的黄缎连衣裙，裙子上引人注目地别着几朵硕大的黑罂粟花，显得庄严，魁伟。想必看戏时她坐在第一排，所以比别人晚出来。看见她，我不象以前那样失魂落魄了，我母亲突然把我从一个旷日持久的幻梦中唤醒了。一天，她把手放在我额头上（就象她怕给我带来痛苦时习惯做的那样），对我说：“别天天上街去看德·盖尔芒特夫人了，你都成了大家的笑柄啦。况且，你看，你外祖母病得那样厉害，你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做呢，何苦在路上等一个不把你放在眼里的女人呢”，于是，她就象一个会施催眠术的人，使我摆脱幻梦，回到了现实，使我睁开了眼睛；她又象一个医生，让我意识到现实和责任，治好了我沉迷不醒的想象出来的疾病。第二天，我用了一整天时间同这个已被我抛弃的病痛作最后的告别，连续几个小时边哭边唱舒伯特的《告别曲》：
　　　　……再见了，天使们非同凡俗的姐妹，
　　奇妙的声音在远方将你召唤。
　　接着就没事了，上午我再也不出门了。没想到会是这样轻而易举，以致我预言（以后大家会看到我的预言是错误的），在我生活中，同一个女人断绝来往将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直到弗朗索瓦丝告诉我，絮比安很想换一间大一点的房子，正在街上寻找一个店铺时，我才开始出门。我想帮他找到这样一个店铺（再说，我也很乐意帮他忙，因为在街上闲逛，在乳品店敞开的铁窗下，可以看见戴白袖套的送奶姑娘；我躺在床上，就已经听见阳光明媚的大街上人声喧闹，就象在海滩一样）。此外，我现在出门自由自在，因为我心里坦然，我不是为看德·盖尔芒特夫人才出门的，这就象一个女人，只要有情夫，她就会小心翼翼，哪天同情夫一刀两断了，她就会把信到处乱放，就有可能把一个她已不再感到害怕，同时也不会再犯的错误暴露给丈夫。
　　当我知道几乎每幢房子都有不幸人时，心里感到很难过。这里，妻子因丈夫有外遇而哭泣不停。那里却是妻子欺骗了丈夫。在别处，一位含辛茹苦的母亲遭到酒鬼儿子的毒打，竭力在邻居面前掩饰自己的痛苦。人类有一半在哭泣。当我认识到这个道理时，心里非常恼火，以致我想，丈夫或妻子与人通奸，是不是有他们的道理，是因为他们得不到合法的幸福，除了对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外，他们对谁都亲，对谁都忠。不久，我就不能再以帮助絮比安为理由，每天上午继续到街上乱逛了。因为我听说，我们院子里的那位细木匠接到了房管员的驱逐令，说他敲敲打打，闹得鸡犬不宁。细木匠的车间与絮比安的裁缝铺仅一板之隔。絮比安求之不得，因为车间有一个与我们地窖相通的放细木板的地下室。絮比安将把煤放在地下室里，拆掉隔板，他就有了一个宽敞的店铺。絮比安觉得德·盖尔芒特先生要价太高，就先让那些想找房子的人来看看，公爵找不到房客，就会泄气，从而心甘情愿地降低价格，把房子租给他。弗朗索瓦丝注意到，每天看房的时间过了，门房甚至还把“待租”的牌子留在店门口。她觉察到，这是门房设的圈套，想把盖尔芒特家那位听差的未婚妻引到这里来（他们会找到一个谈情说爱的隐蔽所），然后把他们当场抓住。
　　尽管不再需要为絮比安找房子了，但我无论如何仍坚持在午饭前出门。我常常遇见德·诺布瓦先生。有时他正在和一个同事交谈，他用目光打量我，看够了，就把眼睛移到他的谈话人身上，既没有对我微笑，也没有朝我点头，好象压根儿不认识我。因为对于这些显要的外交官来说，以某种方式注视你，并非是为了让你知道他们看见你了，而是要让你知道他们没有看见你，他们正在和同事谈一个严肃的问题。我经常在我们家附近遇见一个大个子妇女，她对我有失检点，因为尽管我不认识她，她却总要回首看我，徒劳地在商店橱窗前等我，朝我微笑，仿佛要来拥抱我，要委身于我。如果遇到熟人，她就立即恢复冷漠的神态。好久以来，在我上午的奔波中，根据我要做的事情，哪怕是买一份报纸那样的小事，我总是选择最近的路，即使我走的路线不在公爵夫人习惯的散步路线内，我也毫不遗憾，如果相反，恰好同她的路线重合，我也不必小心谨慎，掩饰自己的感情，因为我不再感到这条路是禁路了，不再需要煞费苦心地让一个无情无义的女人开恩，不情愿地让我看一眼。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精神上恢复健康后，这不仅使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恢复了正常态度，而且也使德·盖尔芒特夫人改变了态度，对我友好和亲切了。不过，这对我已经无关紧要了。从前，即便把世界的力量聚集起来，促使我同她接近，也会在一个不幸的爱情女神施展的魔法面前化为乌有。仙女的威力大于人类，她们规定，一旦被施了魔法，一切都无济于事，直到有一天，我们真心诚意地对自己说“我不再爱”时，魔法才会解除。我曾埋怨圣卢没把我介绍给他的舅妈。但是，他不比别人更高明，他同样不可能破除魔法。只要我还爱着德·盖尔芒特夫人，我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关切和恭维只会使我内心痛苦，因为这不是她给我的，况且她并不知道。然而，即使她知道了，也不会有什么用处。但是，任何细小的感情流露，失约，拒绝一起吃饭，一种无心的、不自觉的严厉态度，甚至比所有的化妆品和最漂亮的衣服更有用处。如果有人把这个成功的秘诀教给别人的话，准会获得成功。
　　德·盖尔芒特夫人来到我所在的客厅，头脑里还在想着她那些朋友（都是些我不认识的人），说不定哪天晚上还要同他们相聚。当她穿过客厅时，发现我坐在大安乐椅上，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只想显得客客气气，彬彬有礼，可是当我还爱着她的时候，我总想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却总也装不出来。她斜穿过客厅，向我走来，脸上又露出了看歌剧那天晚上的微笑，即使她痛苦地感到她被一个她不爱的人所爱，也不会使这个微笑消失：
　　“不，坐着别动。请允许我在您身边坐一会儿，好吗？”她对我说，优雅地把大得出奇的裙子稍微往上提了提，不然的话，会把整个椅子都占满的。
　　她身材比我高大，况且裙子又使她增加了体积，因此，我几乎能接触到她那裸露着的妙不可言的卷成螺旋形的象饰带一样披下的金发。她的胳膊上覆盖着无数绒绒细毛，犹如在周围飘浮的永不消失的金色烟雾，而她的金发给我送来阵阵馥郁的芳香。因为两人坐得很挤，她很难把脸转到我这边，只好目视前方，而不是看着我这边，她含情脉脉，若有所思，其神情宛若一张画像。
　　“您有罗贝的消息吗？”她对我说。
　　这时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从我们身边经过。
　　“好啊！先生，难得见您一次，您却到这时候才来。”
　　看见我在同她的侄女说话，大概猜想我们的关系比她知道的要亲密：
　　“我不想打搅您和奥丽阿娜的谈话，”她又说（因为在女主人的职责中，也应包括给两个恋人起撮合作用）。“您愿意星期三和她一起来吃晚饭吗？”
　　星期三我要和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共进晚餐，所以我拒绝了。
　　“那么星期六呢？”
　　我母亲星期六或星期天回来，如果天天不和她一起吃晚饭恐怕不好，我又拒绝了。
　　“啊！您这人好难请呀！”
　　“您怎么总也不来看我呢？”当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离开我们时，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是去向演员们表示祝贺和给那个著名的女歌唱家献玫瑰花的。这束花的全部价值是送花人的那只手，因为花本身只值二十法郎（况且，她才为侯爵夫人唱了一次，得到一束花已经是最高奖赏了。每天午后和晚上都来为侯爵夫人效劳的女歌唱家，能得到她亲手画的玫瑰花。）“每次只能在别人家里见面，这确实有点乏味。既然您不愿意和我一起在我姑妈家吃晚饭，为什么您不上我家来呢？”
　　有几个人找了些借口，尽可能地在这个客厅里多呆些时间，但最后还是出去了，他们看见公爵夫人和一个年轻人坐在一张狭窄得只能坐下两个人的安乐椅上聊天，就认为他们得到的情报不正确，要求分居的不是公爵夫人，而是公爵，而我是他们分居的原因。他们赶紧去散布这个消息。我比谁都清楚这个消息是不真实的。但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公爵夫妇尚未正式分居，处境十分困难，公爵夫人却不安分守己，竟邀请一个恰恰是她很不了解的人吃晚饭。于是我猜想，过去她不接待我，是因为公爵不同意，现在他们分开了，她看到障碍已经消除，就可以把她喜欢的人聚集在她的周围了。
　　两分钟前如果有人对我说，德·盖尔芒特夫人要我去看她，我会惊得说不出话来，更不用说她要我去吃晚饭了。尽管我知道盖尔芒特沙龙不会和我根据这个名字想象出来的沙龙有共同之处，但因为我一直被拒之门外，只好把我在小说中看到的有关沙龙的描写和梦幻中看见的沙龙的形象赋与盖尔芒特沙龙，即使我心里清楚，它跟世上所有的沙龙没有两样，但我还是把它想象得与众不同。在我和盖尔芒特沙龙之间，有一道屏障，真实碰到这道障碍就会消失。和盖尔芒特一家共进晚餐，犹如在进行一次渴望已久的旅行，好象在把我心之向往的东西展现在我眼前，在结识一个梦幻。至少，我可以相信，这顿晚餐是这样一种晚餐：主人邀请的是一个他们不想炫耀的人，他们对他说：“来吧，就我们家里人，绝对没有旁人”，他们害怕看见这个卑贱的客人和他们的朋友混在一起，却偏要把这种害怕强加给客人，硬把他当成不爱交际的人而给予特殊优待，单独请他吃饭，甚至把这种孤立变成一种只有亲朋好友才能享受的值得羡慕的特权。可是恰恰相反，德·盖尔芒特夫人接下来说的话使我感到她是想让我品尝更美好的东西。她说（一面说，一面仿佛在向我展现到法布利斯①的姑妈家作客时能看到的淡紫色的美和被介绍给莫斯加伯爵②时能看到的奇迹）：
　　“星期五您有空来参加小宴会吗？都是至亲好友，您能来就好了。帕尔马公主要来，她很迷人。要是不能让您会见一些可爱的人，我就不会邀请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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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布利斯是司汤达的小说《巴马修道院》中的主人公。
　　②莫斯加伯爵也是《巴马修道院》中的人物，法布利斯的姑妈吉娜的情夫。
　　家庭在那些热衷于步步高升的不稳定的中间社会阶层是不被重视的，但在象小资产阶级和王侯贵族这些稳定的阶层中却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贵族阶级不能再企望高升，因为从他们特有的观点看，在他们之上什么也没有了。“维尔巴里西斯婶母”和罗贝对我显示的友谊，可能使我在自给自足、永远生活在同一个小圈子里的德·盖尔芒特夫人及其朋友们的眼里，变成了一个我难以想象的能激发他们好奇心和吸引他们注意力的目标。
　　她对这些亲戚的家庭和日常生活了如指掌，知道他们的生活平淡无奇，同我们想象的迥然不同，如果我们有什么事被她知道了，我们的行为非但不会象眼睛里的灰尘或气管里的水珠那样遭到驱逐，反而会牢牢地刻在她的记忆中，多少年后，甚至连我们自己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她却还会在宫中议论和谈及这些。当我们听到这些往事，会象在一本极其珍贵的真迹集中发现我们的一封亲笔信那样惊奇万状。
　　一般的风雅人可能会因上门打搅的人太多而紧闭大门。可是，盖尔芒特家并非门庭若市。陌生人几乎没有机会从他们家门口经过。如果偶然有一个陌生人登门求见，公爵夫人决不会考虑这个人能不能提高她的社交地位，因为这正是她可能给予别人的，而不是别人可能给予她的。她考虑的只是这个人的真正品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和圣卢对她说过，我有真正的品质。当然，如果她没有注意到他们对我从未能做到召之即来，或者说，没有注意到我对社交活动并不热衷，她也就不会相信他们的话了，因为一个不热衷社交生活的人，在公爵夫人眼中，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人”。
　　应该看到，当有人谈起她不大喜欢的女人，例如谈到她的表嫂时，她脸上的表情会陡然变化。“啊！她很迷人”，她说，神态狡黠而肯定。她提供的唯一理由是，这位夫人曾拒绝和肖斯格罗侯爵夫人和锡利斯特拉亲王夫人认识。但她没有说，她，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也同样遭到了拒绝。然而这是事实。从那天起，公爵夫人经常想象这位很难结交的贵妇家中可能发生的事。她渴望在她家中受到接待。上流社会的人总是习惯别人希望和自己结交，谁要是故意避而不见，谁就在他们眼里成了凤凰，就会引起他们特别的关注。
　　德·盖尔芒特夫人请我吃饭的真正动机是什么？难道就因为我无视她的亲戚，不想和他们经常往来？自我不爱她以来，她是怎样想的？这些我无从知道。不管怎样，她既然决定请我，就要尽地主之谊，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给我看，而把那些可能使我今后不再踏上她家门的朋友，那些她知道十分无聊的人支开。当我看见公爵夫人因为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偏离她的航道，坐到我的身边，邀请我到她家去吃饭时，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我们没有专门的器官为我们提供情况，因此就认为我们不熟悉的人只会在难得看见我们的时候才想起我们。我对公爵夫人就是这样想的。然而，这种想象具有绝对的随意性。例如，我们在一个美丽而寂静的夜晚感到孤独时，会无穷地遐想，会看见形形式式的交际王后在遥远的星空沿着各自的轨道行进，这时，假如从空中掉下一张晚宴请帖或传来一阵喧哗，会以为落下了一颗刻着我们名字的陨石，因此而不安或快乐得惊跳起来，因为我们相信在金星或仙后星上不会有人知道我们的姓名。
　　也许，有时候，当德·盖尔芒特夫人模仿波斯王子（根据以斯帖书①记载，波斯王子们总是让人给他们读极力巴结过他们的臣民的名册），查阅对她怀有好意的人的名册时，对于我，她也许会说：“这个人我们要请他来吃饭。”但是另一些想法转移了她对我的注意力，直到有一天，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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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以斯帖书是圣经旧约中的一卷书。以斯帖是一位美丽的犹太姑娘，嫁给了波斯王亚哈随鲁，使犹太人逃脱了首相哈曼的发难，并让她的堂兄末底改取代哈曼当了首相。
　　　　（王子身旁乱哄哄地聚集着一大群人，
　　不停地把他拉向新的目标）
　　看见我象末底改①那样，孤零零地站在宫门口，才想起我来，也象亚哈随鲁②那样，送给我许多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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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末底改是圣经中的人物，犹太人。他曾抚养他叔父的女儿以斯帖，后者成了波斯国王亚哈随鲁的妻子后，让他当了首相。
　　②亚哈随鲁是圣经中的波斯王。登基后第三年大摆宴席招待一切首领臣仆，王后瓦实提不肯赴宴，于是，他废了瓦实提，另立以斯帖为王后，后来又抬举末底改为首相。
　　当德·盖尔芒特夫人约我吃饭时，我大吃一惊，但是接下来又有一件事同样使我惊讶万分，只是性质不同罢了。当我听到公爵夫人约我去她家吃饭时，我觉得不应该把我的惊讶掩饰起来，而应当夸张地显露出来，这样才显得更谦虚，更能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德·盖尔芒特夫人见我如此惊讶，怕我不知道她是谁，当她要去参加当晚最后一个聚会时，她象为自己辩解似地对我说：“您知道，我是罗贝·德·圣卢的舅妈，他很喜欢您，况且我们在这里已见过面了。”我说我知道，也认识德·夏吕斯先生，我在巴尔贝克海滩和在巴黎时，他“对我很好”。德·盖尔芒特夫人显得很吃惊，她的目光象是为了核实似地在参阅她内心那本更加古老的书。“怎么！您认识帕拉墨得斯？”这个名字从德·盖尔芒特夫人口中说出，给人以一种亲切感，因为她在谈到这个出类拔萃、超凡入圣的人物时，语气朴实自然，毫不做作。其实，这个人对她不过是小叔子，是同她耳鬓厮磨一起长大的堂兄弟。帕拉墨得斯这个名字仿佛把她少女时代在盖尔芒特城堡里和堂兄弟一起玩耍时的漫长夏日的明媚阳光带进了我想象中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灰暗朦胧的生活中。奥丽阿娜·德·盖尔芒特和堂兄弟帕拉墨得斯的那段生活早已成为过去，他们后来的生活同过去大相径庭，尤其是德·夏吕斯先生，他曾如痴如狂地迷恋艺术，但后来就不再迷恋了，因此，当我听说公爵夫人此刻正在展开的那把大扇子上的黄黑蝴蝶花是出自他的手时，不禁惊呆了。公爵夫人还可以把他以前为她谱写的一首小奏鸣曲拿来向我炫耀。我的确不知道男爵还有这些才能，他从没有谈起过。顺便说一句，德·夏吕斯先生不喜欢他家里人叫他帕拉墨得斯。如果叫他墨墨，他就更不高兴。这些荒唐的简称，既表明贵族对它自身的诗意缺乏了解（犹太人也一样，鲁弗斯·以色列夫人的一个名叫莫西的侄儿在社交界常被叫做“莫莫”），同时也表明贵族一心想装出对自己的特权毫无兴趣的样子。然而，在这方面，德·夏吕斯先生显得比别人富有诗意，愿意表现出对自己的特权感到骄傲。不过，这还不是他不喜欢墨墨这个简称的原因，因为墨墨毕竟与帕拉墨得斯有一点联系。其实是因为他深知自己出身王族，他希望兄嫂叫他“夏吕斯”，正如玛丽·阿梅莉王后或奥尔良公爵称呼他们的儿孙、侄儿和兄弟为“儒安维尔、纳穆尔、夏尔特尔、巴黎”一样。
　　“墨墨这家伙就爱故弄玄虚，”她嚷道，“我们同他谈您谈了很长时间，他对我们说，如果能同您认识，他将不胜高兴，就象从来没有见过您似的。您说他怪不怪？我象这样背后议论我的小叔子有时候象个疯子，是不是不好？我很崇拜他，很欣赏他的才华。”
　　她把德·夏吕斯先生说成疯子，我感到很震惊。我想，也许可以用半疯半傻来解释他的某些行为，例如，他曾兴致勃勃地打算要求布洛克打自己的母亲。我发现，德·夏吕斯先生说的话和说话的方式都让人觉得他有点儿象疯子。当我们第一次听到一个律师辩论或一个演员念台词时，发现他们的语调和一般人的语调差别很大，会感到惊讶。但当我们发现大家都不觉得奇怪时，也就不对别人说什么了，对自己也不说什么，仅仅对他们的才华作些评价。看了法兰西剧院一个演员的演出，我们最多会想：“他干吗不让他举着的双臂一下子落下，而是一点一点地、断断续续地放下，至少用了十分钟？”或者听了拉博里①的辩论，我们会想：“为什么他一张嘴就发出这些悲切而意外的声音，他所谈的不过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但因为大家一上来就接受了，所以也就不觉得反感。同样，当我们听到德·夏吕斯先生说话语气夸张，和一般人的说话不同时，也会有想法，好象时刻想对他说：“为什么这样大叫大嚷？为什么这样傲慢无礼？”只不过大家都默认了他的讲话方式。当他夸夸其谈时，我们也就和大家一样，听得津津有味了。但可以肯定，在有些时候，一个外人听到他这样说话，会以为是疯子在喊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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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拉博里（1860—1917），法国著名律师，他的英俊的相貌，洪亮的嗓门和能言善辩的口才吸引了许多人。
　　“可是，”公爵夫人又说，朴实自然的语气中又加进了一些蛮不讲理的意味，“您能肯定没有搞错？肯定是我的小叔子帕拉墨得斯？尽管他喜欢把事情神秘化，但我似乎难以相信！
　　……”
　　我回答说，肯定无疑，想必是德·夏吕斯先生没有听清我的名字。
　　“呀！我得离开您了，”德·盖尔芒特夫人好象不无遗憾地对我说。“我要到利尼亲王夫人家坐一坐。您去不去？不去？您不喜欢社交？这样好，那真没意思透了。要是我可以不尽这个义务就好了！可她是我的表姐妹，不去不好。我很遗憾，因为我是可以带您去的，甚至还可以带您回来。那就再见了，我为星期五感到高兴。”
　　如果说德·夏吕斯先生在德·阿让古尔先生面前不好意思承认认识我，那倒还说得过去。可是，他对他这个非常欣赏他的嫂子也矢口否认（既然他的婶母和外甥认识我，他认识我是很自然的事），这就叫我百思不得其解了。
　　我就要讲完这件事了，不过，还要说一句：从某人角度看，德·盖尔芒特夫人身上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她能把别人只能部分忘却的东西全部从记忆中抹去。她就好象在上午散步时，从没有遇到我的纠缠、尾随和跟踪似的，我向她意时，她从没有流露出厌烦，圣卢恳求她邀请我时，她从没有断然拒绝。她对我的态度是那样亲切、自然。她非但没有作事后解释，没有说一句含蓄的话，没有扮出弦外有音的微笑。非但使她现在这种和蔼可亲、不回顾过去和毫无保留的态度流溢出一种十分正直的品质，就象她的魁伟身躯给人以正直的印象一样，而且，她过去对某一个人可能存有的不满现在已化作灰烬，都已从她的记忆中，至少从她的态度中清除出去了；因此，每当她必须用最自然的神态，对待可能被其他许多人当作借口而保持冷漠和进行指责的事情时，如果我们注视她的脸孔，会感到她在进行一种洁身礼。
　　然而，如果说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态度的变化使我深感惊讶的话，那么当我发现我对她的态度变化更大时，我就更难以形容我的惊讶了。曾几何时，我不是成天冥思苦想，绞尽脑汁地想找一个能把我介绍给她的人，而且希望在得到第一个幸福之后，能得到更多的幸福，以满足我那越来越苛求的心吗？我不是只有在这种时候才生气勃勃、精神焕发吗？正因为我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才决定到东锡埃尔去找罗贝·德·圣卢的。而现在，就是他的一封信（不是关于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而是关于德·斯代马里亚夫人）搞得我内心纷扰，魂不守舍。
　　最后，作为这次晚会的结束语，我想补充一点。晚会上，布洛克同我讲了一件事，但其正确性几天后就被否认了。我对这事一直迷惑不解，为了它，我和布洛克很长时间不说话。
　　这件事本身就是许多奇怪的矛盾中的一个，读者在《索多姆》第一卷中能找到解释。现在我就来谈这件事。那天晚上，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里，布洛克不停地向我吹嘘，德·夏吕斯先生在街上遇见他时，对他的态度如何亲切，眼睛一直盯着他看，就好象认识他似的，并且知道他是谁。开始我不以为然，只是笑笑而已。从前，在巴尔贝克海滩，布洛克不是对同一个夏吕斯发表过异常激烈的言词吗？我心里想，布洛克的父亲“不经认识”就认识了贝戈特，布洛克学着他父亲的样，“不经认识”就认识了男爵，而他所认为的亲切目光，其实是漫不经心的目光。但是布洛克毕竟讲了那么多细节，他那么肯定德·夏吕斯先生有两、三次想走来同他攀谈，因此，当我想起我曾和男爵谈过我这个同学，男爵在探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后回家的路上确实向我问起过他的许多情况时，我也就相信布洛克没有撒谎，德·夏吕斯先生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是我的朋友，等等。因此，过了一段时间，在剧院里。我对德·夏吕斯先生说，我想把布洛克介绍给他，征得他的同意后，我就去找布洛克了。可是，德·夏吕斯先生一见他，就露出了惊讶，但倾刻间就被一股怒火取而代之。他非但不把手伸给布洛克，而且，每当布洛克同他说话，他回答时态度极端傲慢，声音咄咄逼人，让人听了很不舒服。因此，布洛克认为——据他说，在这之前，男爵对他从来是笑脸相迎——我在同男爵短短的交谈中（我知道德·夏吕斯先生很注重礼节，在把他带去见布洛克之前，同他谈了谈我这位同学的情况），没有把他介绍给他，反而在他面前说了他的坏话。布洛克疲惫不堪地离开我们，就好象刚才想爬上一匹时刻准备狂奔的马或想在汹涌澎湃、随时都会把人抛向卵石滩的波涛中游泳而拼出了全部力气似的。后来，他有半年时间没有同我说话。
　　还要过几天才能和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共进晚餐。对我来说，这些日子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而不是令人愉快的。一般地说，离预定的时间越近，我们会感到越长，因为我们会用更小的单位计量时间，或者说因为我们老想着时间。据说，教皇的任期是以世纪计算的，他也许不想计算时间，因为他的目标是无限大。我的目标只有三天，我用秒计算，我沉醉在遐想中，遐想是温存的开始，但因为这种温存（正是这种温存，而不是其他任何温存）不可能让我渴望的女人来完成，我感到烦躁不安。总之，尽管在通常情况下，一种欲望越是难以得到满足，就越强烈（是难以，而不是不可能，因为不可能会扼杀欲望），然而，对于一种肉体欲望，肯定它在短期内的一个确定时刻能够实现不见得比不能肯定少令人激奋，深信能得到快乐，也和忧虑一样，会使等待变得难以忍受，因为我们会反复想象将要享受的快乐，这会象忧虑那样，把时间切割成无数个小段。
　　我需要占有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几天来，我的欲望在一刻不停地想象着占有她的快乐。我头脑中只想象这个快乐，不可能是别的（占有另一个女人的）快乐，因为快乐仅仅是一种事前欲望的实现，这种欲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梦幻的无数组合、记忆的偶然性、性欲的状态和满足性欲的前后次序而千变万化，最后的欲望满足了，也就平静了，直到欲望满足后产生的失望多少有点被人遗忘了，才会产生新的欲望。我已经离开了一般欲望的大道，走上一条特殊欲望的小路；如果我想同另一个女人约会，必须从遥远的地方回到大路上，然后走另一条小路。在布洛尼林园的小岛上占有德·斯代马里亚夫人（我已约她在那里共进晚餐），这就是我时刻遐想的快乐。我在岛上吃饭，如果没有德·斯代马里亚夫人陪伴，快乐自然也就成了泡影；但在别的地方吃饭，即使有她作伴，快乐也会大大减弱。况且，以什么样的态度想象快乐，是选择女人，选择合适的女人的先决条件。态度决定选择什么样的女人，也决定选择什么样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在我们变化无常的思想中，会交替出现这样的女人，这样的风景区，这样的房间，而在其他几个星期中，对这些我们又会不屑一顾。女人是我们态度的产物。有一种女人，没有合适的大床决不会应约，有了大床，我们躺在她们身边就得到安宁；另一种女人，如果你怀有不可告人的意图；要抚摩她，那就要在一个树叶随风飘舞，水面黑夜环抱的地方，因为她们自己也象树叶一样轻飘，象水一样不可捉摸。
　　当然，在我收到圣卢信之前很久，当我还没有向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发出邀请的时候，我就认为，布洛尼林园的小岛是寻乐的好地方：我去过小岛，但从没有想到带我渴望的女人去那里，为此我尝到了忧愁的乐趣。夏天的最后几个星期，那些流连忘返的巴黎女郎在湖边漫步。我们徘徊在这通往小岛的湖岸上，希望能再次遇见在最后一次舞会上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的少女。我们不知道在何处能找到她的芳踪，甚至不知道她离没离开巴黎。我们感到心爱的人昨天已经离开，或者明天就要离开，就在湖水荡漾的岸边，沿着秀色可餐的小径踯躅。小径上已出现第一片红叶，宛如最后一朵盛开的玫瑰花；仔细观察天边，视线直接从人造的公园落到具有自然风光的默东①高地和瓦勒里昂山②上，不知道该在哪里划分界线，真正的原野加入到了人造公园中，而人造公园那巧夺天工的美境向原野的纵深伸延（眼睛的这种错觉恰好与回转画③引起的错觉方向相逆，在回转画的圆顶下，处于前景的蜡人赋予后景的画布以以假乱真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就有那些珍贵的飞禽自由自在地饲养在一个植物园里，每天飞来飞去，甚至把异国色彩带到了邻近的树林里。从夏天的最后一次舞会到冬天消逝这段时间内，我们忧心忡忡，走遍了这个弥漫着浪漫色彩的王国，毫无把握地寻找着心爱的女人，心里充满了爱情的惆怅；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这个王国位于地球之外，我们丝毫不会感到惊讶，就象在凡尔赛宫，当我们站在高高的平台上，观摩四周，看见彩云环绕，与具有默伦④风格的蓝天相接时，我们也会觉得恍若仙境，如果有人对我们说，在大运河的尽头，大自然恢复真貌的地方，在象海面一样绚烂夺目的天边，那些看不见的村庄叫弗勒吕斯或尼梅格，我们丝毫不会感到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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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默东是法国城市名，位于巴黎西南，有广袤的森林。
　　②瓦勒里昂山位于巴黎西边。
　　③回转画是一种置于圆形建筑物内壁上的画，能使坐在屋子中央的观众产生周围是真实事物的幻觉。
　　④默伦（1632—1690），法国画家、雕刻家。擅长画马和风景，他画的天空都很高。
　　最后一批散步者过去了，我们痛苦地感到，心爱的女人不会再来，于是就到岛上去吃饭。杨树沙沙颤动，这与其说和神秘的黄昏相呼应，不如说使人不断想起黄昏的神秘。一片玫瑰色的云彩把最后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色彩铺在杨树上方那宁静的天空中，几滴雨水无声地落在古老的湖面上，但湖水在神奇的童年时代，从来都是天蓝色，从不把云彩和花儿的形象放在心上。天竺葵与灰蒙蒙的黄昏奋力搏斗，想用自身的红光照亮湖面，但白费气力，薄雾已开始把昏昏欲睡的小岛包围。我们沿着湖岸，在潮湿的黑暗中散步，最多当一只天鹅无声地掠过湖面时，我们会感到惊异，就象夜里当一个我们以为仍在睡梦中的孩子在床上猛然睁开眼睛朝我们微笑时我们会感到惊异一样。因此，我们越感到孤独，越觉得自己离群索居，就越希望有一个恋人与我们相伴。
　　这个岛屿即使在夏天也常常灰雾笼罩，何况，现在秋天已经结束，冬天业已来临，我若能在这样的季节把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带到岛上，那该多么幸福！虽然星期天以来的天气没能使我想象的地方变得灰雾笼罩，具有海洋特征（正如在其他季节，那里满园馨香，五彩斑斓，具有意大利风光），但因为我渴望几天后能占有德·斯代马里亚夫人，这种渴望足以使雾幕在我无穷的怀旧想象中每小时升降二十次。从昨天起，连巴黎也下起了雾，不管怎样，浓雾不仅时刻使我想起我刚刚相约的那位少妇的故乡，而且因为岛上的雾比城里更浓，晚上很可能蔓延到树林，尤其可能蔓延到湖边，我想，雾会把天鹅岛变得有点和布列塔尼岛相似，在我看来，布列塔尼岛弥漫着浓雾的海洋总是象一件衣服包围着德·斯代马里亚夫人苍白的身影。当然，人在年轻的时候，比如在我到梅塞格里斯教堂附近散步的那个年龄，欲望和信仰会赋予一个女人的衣服以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色，一种不可减少的本质。我们追求真实，但又不经意而让真实溜走了，最终我们会发现，经过无数次徒劳的尝试，一种结实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寻找的东西却留存下来了。我们开始知道并了解到，我们喜欢的东西，哪怕用人为的手段也要得到它。信仰消失了，于是衣服也就人为地代替了信仰。我清楚地知道，我在离家半小时远的地方是找不到布列塔尼岛的。但是当我搂着德·斯代马里亚夫人的纤腰，在黑暗笼罩的小岛上，沿着湖岸散步的时候，我会象有些人那样，即使进不了修道院，至少，在占有一个女人之前，可以让她穿上修女的衣裳。
　　我甚至有希望和那位少妇一道谛听波浪的拍击声，因为约会的前一天下了场暴风雨。我开始修脸刮胡，以便去岛上为第二天的晚餐预订雅座（尽管每年这个时候岛上游人稀少，饭馆生意清淡）和确定菜单，这时，弗朗索瓦丝通报阿尔贝蒂娜来了。我立即让她进来，不怕让她看见由于黑糊糊的下巴而变得十分难看的模样。可是，在巴尔贝克，为了她，我总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她使我不安和痛苦，就象现在德·斯代马里亚夫人使我不安和痛苦一样。我一心想让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对明天的晚餐产生美好的印象，因此，我请求阿尔贝蒂娜立即陪我去岛上，帮我拟订菜单。我们为一个女人献出了一切，但她很快又被另一个女人取而代之，就连我们自己也感到吃惊，不明白为什么每小时都要有新的毫无前途的追求。阿尔蒂娜头戴一顶无边小帽，帽子压得很低，差点儿遮住眼睛。她听到我的建议后，那露在帽子外的玫瑰花般的笑脸似乎闪出一丝犹豫。她可能另有安排，但是不管怎样，她还是痛快地为我放弃了她的计划，这使我感到心满意足，因为我的确需要有一个年轻的家庭主妇和我在一起，她订菜也许比我内行。
　　当然，在巴尔贝克海滩，阿尔贝蒂娜对于我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和一个我们钟情的女人亲密相处，即使我们当时感到还不够亲密，也会在她和我们之间创造一种社会关系（尽管还有一些缺憾使我们深感痛苦），即使爱情消失了，甚至被遗忘，但这种社会关系却依然存在。因此，当一个女人最后成为我们通往其他女人的工具和途径的时候，每当我们想起她的名字曾使我们感到十分新奇，我们会觉得惊讶和好笑，就象我们要去方济各会修女大街或渡船街时可能产生的感觉一样，我们把地址扔给马车夫后，心里只惦记着将要看望的女人，但当我们突然想到这些街道叫这样的名字，一个是因为街上曾有一座方济各会修道院，另一个是因为曾有渡船渡行人过塞纳河，我们会感到惊讶和好笑。
　　当然，我对巴尔贝克海滩的欲望已使阿尔贝蒂娜的躯体变得那样成熟，在她身上积聚了那样清新、那样甘美的滋味，当我和她在布洛尼林园里奔跑时，我看到秋风象一个辛勤的园丁摇曳着树木，刮掉了果子，卷走了枯叶，我心里思忖，要是圣卢弄错了，或者我误解了他信上的意思，要是我和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共进晚餐一无所获，那我当夜就约阿尔贝蒂娜来和我幽会，这样，我可以在销魂的一小时中，搂着她那曾被我的好奇心估量和掂量过的，现在越发迷人的玉体，暂时忘却我对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初生的爱情带给我的激动和忧愁。当然，要是我能预料到在第一次约会时，德·斯代马里亚夫人不可能给我任何温存的话，我就能想象到将和她度过的这个夜晚一定是令人失望的。我有切身的体会。我清楚地知道，当我们对一个渴望已久的但并不认识的女人萌生爱情时（与其说爱这个几乎还不认识的女人，毋宁说爱她的与众不同的生活），我们自身产生的两个发展阶段是怎样奇怪地反映在事实中的，也就是说，它们不会在我们身上再显示出来，而是反映在我们同这个女人的约会中。可事实并非如此。好象物质生活也应该有它的第一发展阶段似的，尽管我们已经爱上她了，但却尽对她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话：“我请您到这个岛上来吃饭，是因为我想这里的环境会使您感到赏心悦目。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对您说。但我怕这里空气潮湿，您可能会着凉。”“不会的。”“您这样说是客气。为了不让您为难，夫人，我允许您与寒冷再搏斗一刻钟，但一刻钟后，我一定得让您回去。我不想让您得感冒。”于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同她说，就把她带回来了，对她毫无印象，最多只记住了她的一个眼神，但我们却老想着和她再相见。然而，第二次约会时，第一阶段已经过去，这一次连上一次留下记忆的眼神也没有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只想同她约会，而且欲望变得更加强烈。其间什么事也没发生。然而，这次我不再同她谈饭店是不是舒适，却对她说（我们的话并没让这个陌生女人吃惊；我们觉得她很难看，但却希望别人每时每刻都同她谈起我们）：“我们要作很多努力，才能克服堆积在我们两颗心中间的种种障碍。您相信我们能成功吗？您认为我们能战胜我们的敌人，憧憬幸福的未来吗？”不过，这些对比鲜明的、先是毫无意义尔后又暗示爱情的谈话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圣卢的信是绝对可以相信的。德·斯代马里亚夫人第一晚上就会委身于我，因此，我无需作最坏的打算，把阿尔贝蒂娜叫来帮我度过这后半夜。这毫无必要，罗贝从来不会瞎说，他的信写得清清楚楚。
　　阿尔贝蒂娜很少和我说话，因为她觉得我心事重重。我们在宛如海底岩洞的高大而茂密的绿树丛下走了一会儿，听见树顶上狂风呼啸，雨水四溅。我踩踏着地上的树叶，枯叶象贝壳那样陷进土壤中，我用手杖拨拉带刺的栗子，就象在拨拉海胆一样。
　　枝头上残存的几片叶子抽搐着，追逐着风儿，但叶梗有多长，它们才能追多远，有时叶和枝的连接处断了，叶子掉在地上，又奔跑着去追赶风儿。我欣喜地想，如果这种天气继续下去，明天小岛将会变得离巴黎更远，无论如何，会变得人迹稀少。我们又上了马车，阿尔贝蒂娜见狂风消停下来，就要我继续带她到圣克鲁公园去游玩。天上的云彩也和地上的树叶一样追赶着风儿。天空中出现了一层层叠合的玫瑰红和蓝绿色的云彩，夜晚犹如候鸟，向着美好的气候迁徙。在一个小山丘上，屹立着一尊大理石女神像。女神孤孤单单，呆在一个似乎已成为她的圣地的大树林里，用她半神半兽的暴跳，使这片树林弥漫着神话般的恐怖。为了从近处瞻仰女神，阿尔贝蒂娜爬上山丘，我在路上等她。从底下往上看，阿尔贝蒂娜不再象那天我在床上所见的那样又粗又圆了（那天离她很近，连她脖子上的疙瘩都看得一清二楚），而是苗条纤细，象是用刻刀雕刻成的一尊小像，在巴尔贝克幸福地度过的每一分钟给她镀上了一层古色光泽。当我独自回到家里时，想起下午我和阿尔贝蒂娜奔跑半天的情景，两天后要到德·盖尔芒特夫人家去吃晚饭，还要给希尔贝特回一封信——想起这三个我曾爱过的女人，我思忖，社交生活很象雕刻家的工作室，堆满了曾一度寄托着我们狂热的爱而现已废弃不用的毛坯。但我没有想到，如果毛坯的年代不算太久，有可能被重新捡起来，雕成一个与原先构思完全不同的、更有价值的艺术品。
　　第二天很冷，但是个晴天：这使人感到冬天来临（事实上，冬天早已来临，前一天我们在一片萧索景象的布洛尼林园里，能够看见由半绿半枯的树叶交织而成的穹隆，这不能不说是奇迹）。醒来时，我看见不透明的单调的白雾欢快地悬挂在太阳上，象棉花糖一般稠厚、轻柔，和我以前从东锡埃尔兵营的窗口看见的情景如出一辙。接着，太阳躲了起来，到下午雾变得更浓。太阳早早地下了山，我开始梳洗打扮，但现在动身尚嫌太早，我决定去给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叫一辆马车。我不想强迫她和我同行，所以没敢随车前往，但我托马车夫捎去一张便条，问她是否同意我去接她。我躺在床上等待回话，闭了一会儿眼睛，后又睁开。从窗帘上方只透进一线亮光，而且渐渐消失。我仿佛又回到了我在巴尔贝克海滩时经历过的那个时刻，它象一条幽深而多余的走廊，在走廊的尽头能找到快乐。我在巴尔贝克就学会了体味这种昏暗而令人快乐的空闲时光，就和现在一样，我独自一人呆在房间里，其他人都去吃晚饭了，我看见窗帘上方露出的亮光逐渐消失，但我一点也不觉到悲伤，因为我知道，黑暗象北极的黑夜一样的短暂，黑夜之后太阳又会复活，以更加明亮的光芒照亮里夫贝尔。我跳下床，系上黑领带，用梳子理了理头发，把早该做的这几个动作做完。在巴尔贝克，我做这几个动作时，想的不是我自己，而是将要在里夫贝尔看见的那几个少女，我从卧室内那面斜挂着的镜子里提前向她们微笑，因此，这几个动作预示着一种充满阳光和音乐的欢娱。它们就象巫师，能召唤欢娱，不惟如此，已开始付诸实现；多亏它们，我对欢娱的真实性有了明确的概念，对它那轻浮而令人陶醉的魅力有了充分的感受，就象我从前在贡布雷那样，在炎热的七月，当我躲在不透光的阴凉的房间里，听见包装工敲敲打打的声音时，我真正认识了高温和太阳，并且感受到了它们的魅力。
　　因此，我渴望看见的，已不完全是德·斯代马里亚夫人了。现在，我没有退路，只好和她度过一个晚上。但因为这是我父母回来前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宁愿她不来，这样我就可以设法去看望里夫贝尔的姑娘们了。我洗了最后一遍手，心情愉快地穿过屋子，走到黑暗的饭厅里把手擦干。我觉得饭厅通向候见室的门开着，里面似乎亮着灯，可是门却是关着的，我误认为从门缝里透进的亮光其实是我的毛巾在一面镜子里的白色反光。镜子靠墙放着，等人把它挂起来，以迎接我母亲归来。我重温了一遍我在我们这套房间里先后发现的种种幻景。幻景并不都是由视觉引起的，因为我们刚搬进这套房子时，听见持续不断的、和人的叫声有点相似的狗吠声，就以为我们的女邻居养着一条狗，其实是厨房里水管发出的声音，一开水龙头，水管就象狗一样吠叫。楼梯平台上的门也一样，穿堂风吹过时，门慢慢地合上，伴随着如诉如泣的情意绵绵的歌唱，很象《汤豪舍》①序曲结束时的朝圣者的合唱，再说，我刚把毛巾放回原处，就有幸再一次聆听到这段美妙的交响乐，因为门铃响了，我跑去给捎回话来的马车夫开门，候见室的那道门发出了交响乐般的声音。我想回话应该是：“那位夫人在楼下”，或者“那位夫人在等您”。可是，他手里却拿着一封信。我迟迟不敢拆看德·斯代马里亚写来的信。只要笔还握在她手中，她就可能写出别的内容，但她现在已经停笔，写好的信就成了一种命运，它将独自继续赶路，德·斯代马里亚夫人不可能再作任何改动。我请马车夫先下去等我一会儿，尽管他低声埋怨雾太大。他刚走，我就拆开信封。我的客人阿里克斯·德·斯代马里亚子爵夫人在名片上写道：“很抱歉，凑巧今晚我有事，不能和您到布洛尼林园岛上共进晚餐。这几天，我一直在盼望这个时刻。我回斯代马里亚后会给您写一封更长的信。实在抱歉。请接受我的友谊。”突然的打击使我茫然不知所措，我泥塑木雕般地呆立着。名片和信封掉在我脚下，就象枪的填弹塞，子弹一射出，填弹塞就掉在地上了。我拾起信封和名片，开始琢磨信上的那句话。“她对我说，她不能和我在布洛尼林园岛上共进晚餐，就是说，可以和我在别的地方吃饭。我当然不会冒冒失失地去找她，但总可以这样解释吧。”四天来，我的思想早已提前和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到了那个岛上，现在想收也收不回来了。我的欲望不由自主地继续沿着几天来日夜遵循的斜坡滑下去，尽管有这张便条，但因为刚收到，它不可能制约我的欲望，我本能地继续做着动身的准备，就象一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希望多回答一个问题一样。我终于决定去找弗朗索瓦丝，让她下去给马车夫付钱。我穿过走廊，没有找到她，就拐进饭厅；突然，我的脚踩在地板上不再发出刚才那样的响声了，几乎听不见声音。这突如其来的寂静，甚至在我弄清原因之前，就给我以一种窒息和与世隔绝的感觉。这是地毯的缘故。我父母就要回来，佣人们开始钉地毯了。这些地毯在愉快的上午，该是多么美丽啊！太阳犹如一位来带你到乡下去吃饭的朋友，在乱糟糟的地毯中等候你，把充满森林气息的日光投在地毯上；可是现在完全相反，地毯是冬牢的第一件陈设，我就要被迫生活在这个牢房里，和家人一起吃饭，再也不能自由地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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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汤豪舍》是德国音乐家瓦格纳（1813—1883）的歌剧。作品的序曲概括了全剧的中心思想；情欲和禁欲建立在牺牲的基础上。在剧终，朝圣者的合唱表达了想使这两种道德和解的企图。
　　“先生留神，别摔倒了，地毯还没有钉好，”弗朗索瓦丝对我大声嚷道，“我早点打开灯就好了。现在已是‘九月’底，美好的季节已经结束。”
　　冬天即将来临。窗角上已出现一道冰痕，犹如一块加莱①玻璃上的条纹。甚至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也见不到妙龄少女的踪迹，只有麻雀在顾影自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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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加莱（1846—1904），法国的玻璃制造匠和细木工。
　　我失望不仅是因为不能看见德·斯代马里亚夫人，而且还因为她的回信让我感到她似乎一次也没有想到这顿晚饭，可我从星期天以来一直只为它而活着。后来，我知道她荒唐地爱上了一个青年，并且和他结了婚。可能那时候她和他就有来往了，也许为了他，才把我的邀请忘得一干二净。因为，如果她没有忘记，就肯定不会等我派车去后——况且事先并没有约好——才通知我她没有空。我和一个青年贵族女子在一个薄雾笼罩的岛上共进晚餐的美梦，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爱情开辟了道路。现在，我失望，愤怒，我想不顾一切地重新抓住这个拒绝我的女人，这一切把我的感情也调动起来了，这样，就能使这个至今一直是我的想象力在孤军奋战（但却用比较温和的方式）为我提供的可能的爱情维持了下去。
　　在我们记忆中留下了多少这样的爱情啊！被我们遗忘的少女和少妇的面孔就更多了！这些面孔各不相同，就因为它们在最后一分钟躲开了，我们才觉得它们更迷人，朝思暮想地想再见到它们。我对德·斯代马里亚夫人更是如此。现在，要我爱她，只须让我再见到她一次，使她留给我的强烈而短暂的印象变得更加深刻，否则，她不在我身边时，我就想不起她的面容。情况作出了相反的决定，我没有再见到她。我爱上的不是她，但本来可能是她。我很快就狂热地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当我回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心里思忖，如果情况稍微有些变化，我会把狂热的爱给予德·斯代马里亚夫人，这个想法使得我对另一个女人的爱变成了最残酷的爱。没过多久，我对另一个女人产生了爱情，因此，爱情不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也不是命中注定的，尽管我很愿意，也很需要这样认为。
　　弗朗索瓦丝把我一个人留在饭厅里了，她对我说，我不该在她生着火之前就呆在里面。她去准备晚饭了，因为即使我父母还没回来，从今天晚上起，我也要开始关禁闭。我发现碗橱旁有一大捆地毯还没有打开。我把头埋进地毯，歔歔欷欷地哭起来，地毯上的灰尘和脸上的泪水咽进肚子里，就象服丧的犹太人，用灰烬覆盖自己的脑袋。我浑身哆嗦，不只是因为饭厅里冷，还因为从眼睛里一滴滴落下的泪水，象能穿透衣服的、没完没了的、冰冷的绵绵细雨，使我的体温大大降低（这可以抵抗我们不想抵抗的危险，应该说是微小的诱惑）。蓦然，我听见一个声音：
　　“可以进来吗？弗朗索瓦丝对我说，你可能在饭厅里。我来看看，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找个地方吃晚饭，如果这对你不妨碍的话，外面雾浓得可以用刀割了。”是罗贝·德·圣卢。他今天上午就到巴黎了，可我以为他还在摩洛哥或在海上哩。
　　我曾谈过我对友谊的看法（而且，正是罗贝·德·圣卢在巴尔贝克海滩无意中教会我这样认识的）。我认为友谊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很不理解某些天才人物，例如尼采，竟会幼稚地认为友谊具有一种精神价值，因而拒绝接受某些缺少精神价值的友谊。是的，当我看见有些人为了表示真诚，免除良心不安，竟会不再喜欢瓦格纳的音乐，看到他们认为真实可以用行动，尤其可以用友谊这个本质上模糊的和不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认为在听到卢浮宫失火的假消息时，可以擅离职守去会一个朋友，和他一起为这场火灾哭泣，每当我看到这些，总会感到无比吃惊。在巴尔贝克时，我就发现，和妙龄少女一起玩耍对精神生活的有害影响比友谊的影响要小，至少前者和精神生活无关，而友谊却竭力要我们牺牲——不是通过和艺术一样的手段——我们自己唯一真实的和不能与别人沟通的部分，要我们服从表面的“我”。真实的“我”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快乐，但表面的“我”却只能感到自己得到了外部的支持，受到了一个具有个性的外人的关照，从而找到了一种模模糊糊的同情，它为得到保护而喜不自胜，感到心安理得，舒适安逸，为发现自己的一些品质——他会把它们叫做缺点——而惊叹不已，并且努力改正。此外，蔑视友谊的人可以成为上流社会最好的朋友，但他们不抱任何幻想，而且会受到良心责备。这种艺术家是一个道理。艺术家是构思杰作的，他感到活着就应该工作，但尽管如此，为了不显得或可能显得自私，他和自己的生命献给一个无益的事业，而且，他不想为这个事业献身的理由越无私，就越勇敢地为它献出生命。但是，不管我对友谊有怎样的看法，即使认为它带给我的快乐不伦不类，介乎疲劳和厌烦之间，然而，再有害的饮料有时也能变成兴奋精神的宝物，给我们以必要的刺激，使我们得到自身得不到的热量。
　　当然，我不会要求圣卢带我去见里夫贝尔的姑娘，尽管一小时以前我很想再见到她们。德·斯代马里亚夫人没有赴约在我身上留下的遗憾不愿意那么快就消失，但就在我感到心灰意懒，毫无趣味的时候，圣卢进来了，给我带来了慈爱、欢乐和生命，虽然现在它们还不属于我，但它们想把自己奉献给我，只求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可是圣卢却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发出感激的惊呼声，为什么感动得掉眼泪。此外，在我们的朋友中，有谁会比那些当外交家、探险家、飞行家，或者和圣卢一样当军人的朋友更令人难以置信地重感情呢？他们第二天就要动身去乡下，不知道还要上哪里，却把晚上奉献给我们，似乎想对这个晚上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们惊奇地看到，正因为这个印象难得而又短暂，就格外使他们感到甜蜜，但我们不明白，既然他们那样喜欢，为什么不让这个印象延长或者重复呢？同我们一起吃顿饭，这本来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可这些旅行家们却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快感，就和一个亚洲人看见我们的林荫大道时产生的感觉一样。我和圣卢一同出去吃晚饭。下楼时，我想起了东锡埃尔，每天晚上我都去那家饭店找罗贝，那些被我遗忘了的小餐室现在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起了一间小餐室，以前我从没有想起过，它不在圣卢包饭的那家旅馆里，而是在一家更简陋的客栈，有点象乡村旅馆，也有点象膳食公寓，女老板和她的一位女仆负责端饭上菜，侍候顾客。大雪把我困在那里了。再说，那天罗贝不去他的旅馆吃晚饭，我也就不想挪地方。我在楼上一间全木结构的小餐室里，人们给我端来了饭菜。晚饭时电灯灭了，女仆给我点上了两支蜡烛。我把盘子伸给她，假装看不清楚，在她往盘子里放土豆时，我象要给她指引方向似的，抓住了她赤裸的上臂，见她没有抽回去，我就在上面抚摸起来，然后一句话也不说，把她拉到我身边，吹灭蜡烛，叫她搜我的身，拿一些小费走。以后几天，我觉得，当我渴望得到肉体快感时，不仅想要那个女仆，而且想要那间与世隔绝的木结构小餐室。然而，直到我离开东锡埃尔，一直没有再回那里，而是每天晚上到圣卢和他朋友们吃饭的那间餐厅去，这是出于习惯，也是为了友谊。然而，即使是圣卢和他的朋友们包膳的那个旅馆，我也许久没想起了。我们很少充分享受生活。在夏日的黄昏或早早降临的冬夜，有许多时光我们没有好好利用，然而，我们本来是可以从中寻找一点儿安宁和快乐的。但是，这些时光不是绝对都浪费了。当新的快乐时刻开始以同样尖细的，线状的方式歌唱，时光就使它们具有和管弦乐一样丰富的基础和内容。时光就这样延伸出去，和一种典型的幸福挂上了钩，这种幸福我们隔一段时间才能遇到一次，但它们仍然继续存在；在眼下这个例子中，幸福意味着放弃其余一切，和朋友到一个舒适惬意的地方去吃晚饭，那里象一幅美丽的图画，铭刻着我们对往事的记忆，我们曾作过经常去光顾的许诺。这个朋友将用他的全部活力和真挚友情搅动我们死水般沉闷的生活，把一种颤栗的快乐传导给我们，平时，我们在社交活动中是得不到这样的快乐的。我们将只属于他一个人，向他宣誓忠于友谊。誓言产生于这个特殊的时刻，并将永远停留在这一刻，也许第二天就会被忘得一干二净，但我可以毫无顾虑地向圣卢宣这个誓，因为第二天，他就会带着友谊不可能持久的预感，勇敢而明智地离开巴黎。
　　如果说下楼的时候我重温了东锡埃尔的夜晚，那么，当我们来到街上，看见夜黑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雾浓得似乎盖住了路灯，走到跟前才依稀可辨微弱的灯光时，我眼前突然重现了某天晚上我到达贡布雷的情景：那时贡布雷的街上相隔老远才有一盏路灯，我在象马槽那样潮湿、温暖和神圣的黑夜中摸索着前进，难得看见一盏路灯，却只有一支大蜡烛的亮度。那时贡布雷的夜景（我已经记忆模糊）和我刚才从窗帘上方又一次看见的里夫贝尔的暮色相比，差距多大啊！当我觉察到这些差距时，我感到一阵兴奋，如果此时只有我一个人，这种兴奋情绪会给我带来许多启迪，使我在找到我那看不见的禀赋——我这本书就是一部寻找禀赋的历史——之前，少走多少弯路。如果今晚就能找到我的禀赋，那么，这辆马车对我来说要比贝斯比埃大夫的马车更值得纪念（那次，我在贝斯比埃的马车上写了一篇描述马丹维尔教堂钟楼的短文，恰好前不久把它找出来了，改了改，寄给了《费加罗》报，但却石沉大海，杳无消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呢？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对于过去岁月的回忆不是连贯的，一天接一天的，而是固定在某个凉爽的或太阳照射的上午或傍晚，接受某个孤立的、偏远的、封闭和静止的风景区的庇护，把其他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之缘故？是因为那些不仅在外界，而且在我们的梦幻和性格中渐渐产生的变化——梦幻和性格千变万化，不知不觉地把我们带进了不同的生活阶段——已被消除的缘故？如果我们回忆起不同岁月的一件往事，由于中间存在着记忆的空白，隔着遗忘的高墙，我们觉得这件往事和其他往事之间仿佛隔着万丈深渊，就象是两个无从比较的东西，一个是可呼吸的空气，另一个是周围的色彩，互不相容，势不两立。但是，我此刻感到，在我刚才相继回忆起来的有关贡布雷、东锡埃尔和里夫贝尔的往事之间，不只是存在着时间的差距，而且还存在着不同世界的差距，它们的组成物质各不相同。如果我想在一件作品中，采用在我看来刻着我在里夫贝尔全部记忆的物质，那么，我就必须在至今一直和贡布雷灰暗的粗陶相类似的物质中加进玫瑰花的成分，使之骤然变得透明、密实，铮铮有声，赏心悦目。
　　但是，罗贝向马车夫做了交待后，上车坐到我身边来了。刚才我脑子里涌现出来的那些思绪转眼间就消失了。它们宛如女神，偶尔屈尊俯就地出现在一条路的拐弯处，向一个孤独的凡人显形，甚至在他睡觉的时候来到他的卧室，站在门口给他报喜讯。但只要来第二个人，女神就会即刻消失，因为聚集在一起的人是看不见女神的。我又被裹进了友谊中。
　　罗贝来我家时告诉我，外面的雾很大，可在我们谈话之际，雾变得越来越大。我曾盼望布洛尼林园岛上能出现轻雾，把我们——我和德·斯代马里亚夫人——紧紧裹住，但我现在看到的远不是轻雾了。两步以外的路灯变得暗淡无光，因此，夜黑沉沉的，我仿佛来到了原野上，森林中，更确切地说，来到了一个我刚才无限向往的布列塔尼湿润的海岛上。我感到我好象在北方的一条海岸上，迷失了方向，要经过无数次生死考验才能找到一家荒僻的小客栈；雾不再是我们苦苦寻找的海市蜃楼了，它变成了一种我们奋力搏斗的危险。在找到道路和平安抵港之前，我们将历尽千难万险，饱尝人间忧愁，最后才能找到安全，尝到安全给一个流落异国、处境窘迫的旅行者带来的快乐。身处安全中的人是不知道失去安全的痛苦的。在我们冒险奔向饭店的途中，只有一件事差点儿扫了我们的兴，因为这事使我又惊又气。“你知道，”圣卢对我说，“我对布洛克讲了，你并不那么喜欢他，你觉得他很俗气。我就是这样的人，喜欢干脆，”他洋洋得意而又不容置辩地作结论说。我一下愣住了。因为我对圣卢一向很信任，对他的友谊从来都很相信，可他却对布洛克说这样的话，背叛了我们的友谊；况且，我觉得，不论是从他的缺点，还是从他的优点考虑，他都不应该这样说，他受过良好的教育，非常注重礼貌，按说讲话不应该这样直率。他这种洋洋得意的神情难道是为了掩饰他在承认一件他很清楚没有做过的事时感到的局促不安吗？是无意识的流露，还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把我尚未发觉的他的一个缺点视作美德？是他一时生我的气才说了我几句坏话，还是他突然生布洛克的气，想对他说些不愉快的事，甚至不惜把我也牵连上？此外，当他对我说这些粗野庸俗的话时，他的脸上出现了许多弯弯曲曲的线条，这种可怕的表情他很少有，我一生中只见他有过一、两次。线条先从脸中间展开，到嘴边后，把嘴唇扭歪，使嘴上闪现出一种卑鄙而丑恶的，无疑是祖先遗传下来的几乎是兽性的表情。这时候（这样的时刻每隔两年才有一次），他的自我也许部分消失了，一位祖先的个性暂时在他身上显示出来。罗贝的“我喜欢干脆”这句话，也和他的得意神情一样，会引起怀疑，招致谴责。我想对他说，如果您喜欢干脆，就应该在涉及到你自己时，表现得坦率、真诚，而不要损人利己，往自己脸上贴金。但是马车已经在饭店门口停下了。饭店闪闪发光的大玻璃门面，终于冲破黑暗，给黑夜带来了一点儿光明。由于店里射出舒适的光，浓雾仿佛成了随主人喜怒哀乐的仆人，春风满面地走到人行道上，为你指明入口处；它呈现出细腻的虹色光环，犹如给希伯来人引路的光柱，指出哪里是大门。况且，顾客中有的是希伯来人。因为很久以来，布洛克和他的朋友们每天晚上都要到这里来聚会，象守斋时那样——封戒期一年也才有一次——饿得头昏眼花，狂饮咖啡，奢谈政治，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任何一种精神刺激都赋予习惯以一种最高的价值和品质。习惯与精神刺激息息相关，因此，没有一种稍为强烈一些的爱好不在自己周围组成一个小社会，共同的爱好使这个社会的成员团结一致，每一个成员在生活中都竭力想得到其他成员的尊重。在这里，甚至在外省的一个小城镇里，你会找到一些狂热的音乐爱好者；他们把最好的时光和大部分钱财都化费在看室内音乐会，参加音乐漫谈会，去咖啡馆和音乐爱好者聚会，同音乐家接触。另一些人热爱飞行，心想博得机场大厦顶层的玻璃墙酒巴间的老侍者的好评；酒巴间不透风，老侍者躲在里面就和躲在灯塔的玻璃小屋里一样，可以在一个此刻不放飞的飞行员陪同下，观看一个驾驶员在空中翻筋斗，而另一个驾驶员，刚才还无影无踪，此刻突然着陆，摔倒在地，象神话中的大鹏，隆隆地震颤着双翼。那些对左拉诉讼案感兴趣的人也喜欢光顾这个咖啡馆。为了尽量延长和加深旁听庭审时产生的激动，他们常来这里聚会。但他们受到另一部分顾客，受到那些贵族子弟的歧视。贵族们聚集在第二咖啡厅，与第一咖啡厅之间只隔一层用风景挂毯作装饰的矮墙。他们视德雷福斯及其拥护者为叛徒，尽管二十五年后——在这期间，他们来得及澄清自己的思想，重审派也成为历史上受人尊重的派别——他们的儿子，不管是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还是跳华尔兹舞的，在回答“文人”对他们的提问时，可能会公开宣称，如果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肯定会站在德雷福斯一边，尽管他们对德雷福斯案的来龙去脉几乎一无所知，正如他们对曾经显赫一时，但在他们降世的那天早已失去光辉的埃德蒙·德·布达蓬斯伯爵夫人或加利费侯爵夫人一无所知一样。在这浓雾笼罩的夜晚，聚集在这个咖啡馆里的贵族，那些日后可能成为事后重审派的年轻文人的父亲，还都是些毛头小伙子。当然，他们的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儿子与一个富家小姐结婚，但这对谁都还没成为现实。这样一个对象同时有好几个人追求（也有好几个“高门鼎贵的小姐”可供选择，但有丰厚嫁妆的人家毕竟比求婚者少得多），眼下还处在酝酿阶段，只满足于让这些年轻人互相竞争。
　　今天我尽碰到不愉快的事。为了向马车夫作交待，让他在我们吃完饭后来接我们，圣卢耽搁了几分钟，我只好一个人先进去。然而，作为倒霉的开端，我走进转门就以为出不来了，因为我对这种门还不习惯。（附带说一句，对于用词喜欢确切的人来说，这个外表平静的玻离转门叫做旋转门，是从英语的revolvingdoor①译过来的。）这天晚上，老板怕被雾淋湿不敢到外面去，也不敢离开他的顾客，就站在门边，饶有兴致地听新到的顾客发出愉快的抱怨。顾客的脸上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因为他们一路上担惊受怕，遇到了不少困难，最后终于到达咖啡馆。然而，当他看到一个走不出玻璃门翼的陌生人进来时，他那迎客时的亲切而诚恳的笑意顿时从脸上消失。陌生人的这种显而易见的无知，使这位主考官皱起双眉，真想不说“dignusestintrare”②二字。更糟糕的是，我跑到贵族专用的咖啡厅去了，老板气势汹汹地过来把我撵走，粗暴地要我坐到另一个厅的座位上，所有的侍者立即仿效主子，也对我粗暴起来。我位置所在的软垫长凳上坐得满满的，恰好又面对着希伯来人进出的专用门，门不是旋转的，不停地开和关，给我送来了可怕的冷风，因此，我更感到扫兴。我提出换一个座位，老板却一口拒绝，对我说：“不行，先生，我不能为了您而麻烦大家。”他很快就把我这个珊珊来迟的给人制造“麻烦”的用餐者忘记了，因为他被新来的顾客吸引了过去。正如旧小说里所讲的那样，新来者在进入这个温暖而安全的避难所时，在要啤酒、凉鸡翅膀或糖水酒之前（供应晚餐的时间早过了），先要付自己的份子，讲一讲自己的奇遇。避难所的温暖和安全与他们刚才脱离的环境对照何等鲜明，因而，里面笼罩了篝火前才有的那种互相开玩笑的欢乐和友爱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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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旋转门”的意思。
　　②拉丁语，意即：“请进”。
　　有一个人说，他的马车绕残废军人院转了三次，可他却还以为已经到协和广场那顶桥上了。另一个说，他的车子想顺着香榭丽舍大街行驶，却不料开到爱丽舍圆形广场的一个花丛中去了，用了三刻钟才从里面走出来。接下来是对浓雾，对寒冷，对街上死一般寂静的哀叹，说者眉飞色舞，听者津津有味，这得归功于咖啡厅（除我的座位）温暖而舒适的气氛，归功于使人眯起眼睛（因为习惯于黑暗）的强烈灯光和使耳朵恢复活动功能的谈话声。
　　来者很难保持沉默。他们认为路上遇到的波折稀奇古怪，闻所未闻，不说出来心里不安宁，于是就用眼睛四处寻找能够攀谈的人。老板也把等级观念抛置一旁：“富瓦克斯亲王从圣马丁门来这里时迷了三次路”，他毫无顾虑地说道，边说边笑，一面还作介绍似的，把那位大名鼎鼎的贵族指给一位以色列律师看。可在平时，律师和亲王中间却隔着一道比横在两厅之间的风景挂毯更难逾越的障碍。“三次！你看看”，律师用手摸了摸帽子说道。亲王不欣赏这种套近乎的话。他属于这样一类贵族，对人蛮横无理（即使是对贵族，除非是一流贵族）似乎是他们唯一的消遣。这些年轻人，尤其是富瓦克斯亲王，从来不回答别人的致意，如果对方有礼貌地重犯错误，再一次同他打招呼，他们就报之以冷笑，或愤怒地仰起头；看见一个曾为他们效过劳的老人装出不认识的样子；和谁都不握手，不打招呼，除非是公爵或公爵给他们介绍的亲朋好友。他们青春年少，放荡无羁，这助长了他们的傲慢无礼（即使是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也一样忘恩负义，缺乏教养，一旦接连几个月忘记给一个丧偶的恩公写信，以后再见到他时就干脆连招呼也不打）。但是，这种傲慢态度更为一种极端崇尚特权阶级的时髦主义所激发。事实上，正如有些神经质的人步入成年后症状会减轻一样，这些极端崇尚时髦主义的年轻人成年后也会慢慢地冷下来。一旦过了青年时代，就很少有人再傲慢无礼了。他们一直以为傲慢就是一切，可是他们突然发现（亲王也不例外），除了傲慢，还有音乐、文学，甚至还可以当议员。人的价值等级一下改变了，从前他们甚至不屑一顾的人现在也可以进行交谈了。但愿那些脾气随和、忍耐力强的人能交好运（如果应该这样说的话），四十岁时，能得到他们在二十岁时没能得到的恩宠和优待！
　　关于富瓦克斯亲王，既然已经提到他了，还是作个交待：他是一个由十二至十五人组成的小圈子的成员，还属于一个范围更窄的四人小组。这个十二至十五人的小圈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但我们认为富瓦克斯亲王没有），那就是每个人都具有两副面孔。他们债务累累，在他们的供货人眼里，他们似乎是一伙无耻之徒，尽管供货人非常乐意称呼他们：“伯爵先生，侯爵先生，公爵先生……”他们想通过所谓“富有的婚姻”（又称“大口袋婚姻”）摆脱困境，但因为只有四、五个人选拥有他们所觊觎的丰厚嫁妆，因此，好几个人为争夺一个未婚妻而明争暗斗。他们互相保密，当其中一个在咖啡馆里宣布：“我杰出的朋友们，我太爱你们了，不能不向你们宣布我和德·昂布勒萨克小姐订婚的消息”，这时，好几个人会同时发出惊叫声，他们中许多人以为他们同德·昂布勒萨克小姐的婚事已十拿九稳，因此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失去冷静，忍不住发出愤怒而惊愕的喊声：“那么，比比，你认为结婚是一件乐事罗？”夏特勒罗亲王禁不住喊道，他惊奇而绝望，连叉子都掉下来了，因为他认为德·昂布勒萨克小姐订婚的消息即将公布，但不是同别人，而是同他夏特勒罗亲王。然而，上帝知道，他父亲曾巧妙地对昂布勒萨克一家讲过比比母亲的坏话。“结婚使你感到高兴？”他禁不住又问了一遍。比比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因为他把这桩婚事“半公开”后，他有足够的时间来决定该采取的态度，他笑容满面地说：“我不是为结婚而高兴，我对结婚不大感兴趣，我是为娶戴西·德·昂布勒萨克而高兴，我觉得她很迷人。”这时，德·夏特勒罗先生已恢复平静，但是他想，他应该尽快转向第二和第三号有财有势的候选人德·拉加努克小姐或福斯特小姐，请求那些焦急地盼望他和德·昂布勒萨克小姐结婚的债权人再耐心地等一等，他还要对那些曾听他讲过德·昂布勒萨克小姐很有魅力的人作些解释，告诉他们这门亲事对比比合适，要是自己娶了她，可能会同家里人闹僵。他还要说，德·索莱翁夫人曾讲过，如果他们俩结婚，她不会接待他们。
　　但是，尽管在供货人和饭馆老板眼里，他们似乎一文不值，但他们却还有另外一面，一旦回到上流社会，他们就不再是那个荡尽家产，企图不择手段地弥补窟窿的人了。他们又变成某某亲王先生，某某公爵先生，人们只根据他们的纹章计算他们的财富。一个几乎拥有亿元资财的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的公爵也得让他们走在前面，因为他们是一族之长，要是在从前，他们是一个小国的国君，有权在自己的领地铸造钱币，等等。他们中如果有人走进这家咖啡馆，另一个就低头装作没看见，免得迫使来者同他打招呼。因为为了继续做追逐财富的美梦，他请了一位银行家在这里吃晚饭。上流社会的人每每在这种条件下和银行家打交道，总要损失十几万法郎，但他不接受教训，又会同另一个银行家打交道，继续烧香，拜佛。
　　但是，富瓦克斯亲王很有钱，他不仅属于这个由十四、五个风雅青年组成的小圈子，而且还是另一个更严密、更不可分离的四人小组的成员。圣卢就属于这个小组。人们请他们吃饭从不漏掉一个，把他们叫做四个行为不端的青年，总看见他们在一起游荡，他们上谁家的城堡作客，主人们总要把他们安排在相通的房间里，再加上他们个个长得英俊漂亮，因此，传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正常。对于圣卢，我可以毫不含糊地为他辟谣。但奇怪的是，尽管后来人人知道这些谣传确有其事，可他们自己对另外三个人的所作所为却一无所知。然而，他们谁都在千方百计地打听其他三人的情况，也许是为了满足一种欲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雪恨，为了阻拦一桩婚事，在争夺未婚妻的角逐中，战胜那位已经暴露的朋友。这个由四名柏拉图信徒组成的小组又增添了一名新成员（四人小组从来都超过四人），这第五个比其他四个更信奉柏拉图主义。但他一直受到宗教的束缚，直到四人小组解体，他本人结婚为止。他成了一家之主，恳求路尔德再给他生一个男孩或女孩，但在这之前，他要投身于军队。
　　尽管富瓦克斯是这等人，但因为律师在他面前说的话不是直接对他的，他的怒气也就不象可能的那样大了。而且，今晚的情况有些特殊。再说，律师今后是不可能同他富瓦克斯亲王建立联系的，正如送他来的马车夫不可能同他交往一样。因此他认为可以回答对方的问题，他觉得，在这大雾天，律师好象成了他在遥远的狂风怒吼或浓雾笼罩的沙滩上邂逅相遇的旅伴，但他却摆出高傲的神态，装出不是对律师讲话的样子说：“迷路还不算，而且怎么也找不到路了。”老板对亲王看法的正确性大为赞叹，因为今天晚上他已听到过好几次了。
　　事实上，他有一个习惯，喜欢把听到或读到的东西同他熟悉的一个经句加以比较，如果没有发现什么不同，就会感到由衷的赞赏。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精神状态。如果把这种精神状态用到政治会谈或读报中去，就能形成舆论，导致最严重的事件。阿加迪尔①事件就是一例。如果许多只欣赏顾客或报纸的德国咖啡馆老板说，法国、英国和俄国在“找”德国的“麻烦”，那么，阿加迪尔事件就有可能上升为战争，尽管战争没有爆发。如果说历史学家不无道理地放弃了用国王的意志解释人民的行动，那么，他们应该用个人的，普通人的心理代替国王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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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阿加迪尔是摩洛哥西南部港市。1911年10月1日，德政府派去炮舰，抗议法军进入摩洛哥北部城市非斯和梅克内斯。双方谈判结果，法国在摩保持自由行动的权利，但作为交换，把刚果的一部分让给德国。
　　近来，在政治方面，我刚到达的这家咖啡馆的老板只把他这种背书先生的精神状态应用在德雷福斯案件的某些片段上。如果他在一个顾客的讲话中或在一张报纸的文章里没有发现他熟悉的字眼，他就声称文章枯燥无味或顾客不够坦率。富瓦克斯亲王恰恰使他极为赞叹，因此亲王话音未落，他就接上了话茬。“说得好，亲王，说得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背得正确无误），正是这样，正是这样”，他高兴地大声嚷道，用《一千零一夜》中的话来说，他“乐得心花怒放”。但是亲王早已走进小咖啡厅不见人影了。接着，正如不管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件，生活总会重新开始一样，从雾海中走出来的人有的要饮料，有的要晚餐；在订晚餐的人中，有几个年轻人是赛马俱乐部成员，由于天气异常，他们毫不犹豫地在大咖啡厅的两张餐桌上就坐，离我很近，仿佛一场洪水在小餐厅和大餐厅之间，在所有这些历尽艰险方走出雾海、被饭馆的舒适激发出热情的人之间，创造了一种只有我一人被排斥在外的，可以同挪亚方舟中的气氛相比拟的亲密无间的气氛。
　　蓦地，我看见老板弯腰行礼，领班全都跑了出去，吸引了顾客的目光。“快，给我把西普里安叫来，给圣卢侯爵准备餐桌，”老板喊道。在他眼里，罗贝不仅是一个享有崇高威望的大贵族老爷，就连富瓦克斯亲王也对他敬重三分，而且还是一个生活奢侈、舍得把大把钞票扔给他的顾客。大餐厅里的顾客好奇地瞪大了眼睛，小餐厅里的顾客争先恐后地同他们的朋友圣卢打招呼，而圣卢却一个劲儿地擦鞋底。但是，就是他正要进入小餐厅时，发现我在大餐厅里。“天哪，”他叫道，“你在那里干什么？对着大门口，大开着”，他说，说完朝老板狠狠瞪了一眼，老板连忙跑去关门，一面把责任推到侍者身上：“我老对他们说要把门关上，可他们总不记得。”
　　我想到他那边去，只好叫我的同桌和前面几个餐桌的顾客给我让路。“你起来干十么？你喜欢在那里，不喜欢在小餐厅，是吗？可是，我可怜的小家伙，你会冻僵的。请您把这扇门给我堵死，”他对老板说。“这就堵，侯爵先生，从现在起，再有顾客来，就从小餐厅进，这好办。”为了显得更热情，他命令一个领班和好几个侍者去执行任务，同时大声威胁说，如果完成不好，就要惩罚他们。为了使我忘记他一开始对我的态度，他对我表示出过分的尊敬，但是，他又不想让我感到他对我尊敬是因为他那位有钱的贵族顾客对我很热情，于是他偷偷地朝我微笑，以表明他个人对我似乎很有好感。
　　我身后有位顾客在么喝，老板转过头去。我听到的不是：“鸡翅膀，很好，再来点儿香槟，但要掺点水”，而是：“我喜欢甘油。对，要热的，很好。”我想看看给自己强加这样一份菜单的苦行者是谁，但我立刻又把头转向圣卢。因为我不想让这个奇怪的美食家认出我。我认识他，不过是一位医生罢了。他是被浓雾困在咖啡馆里的，一个顾客利用这个机会向他求医。医生和交易所的经纪人一样，说话总离不开“我”。
　　我眼睛看着圣卢，思想却在别处。在这家咖啡馆的顾客中，在我一生所认识的人中，有不少外国人，他们是各种各样的文人和画家，他们披着矫揉造作的短斗篷，戴着1830年的领带，再加上动作很不灵活，逗得人大笑不止，他们却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有些人为了显得满不在乎，甚至故意装疯卖傻，引人发笑。他们是一些道德高尚、有真才实学而又非常敏感的人。这些外国人——主要是犹太人，当然是指那些没有同化的犹太人——让那些对怪模怪样不能容忍的人看了很不舒服（就象布洛克使阿尔贝蒂娜感到讨厌一样）。一般说来，人们很快就会承认，即使他们过长的头发、过大的鼻子和眼睛、做作的不连贯的手势令人生厌，但单凭这些就对他们作出评价的做法是幼稚的，他们心胸开阔，心地坦诚，你在同他们交往中会深深爱上他们。尤其是犹太人。他们的父母大多雅量高致，襟怀恢廓，待人诚恳，与这些品质相比，圣卢的母亲和盖尔芒特公爵就相形失色，他们冷酷无情，具有虚假的宗教感情，致使他们只会鞭鞑丑闻，他们竭力为基督教辨护，最终必定导致（利用他们唯一受到高度评价的智慧，通过意想不到的手段）一场基于金钱关系的豪门婚姻。但是，不管父母的缺点以怎样的方式在子女身上组成新的品质，在圣卢身上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胸襟开朗和心地坦率这些可爱品质。因此，应该对法国说几句赞美话：这些品质如果存在于一个纯法国人（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身上，会绽开出优雅的花朵（用千姿百态形容也许有点过分，因为有尺度和限制），而一个外国人，不管他多么值得尊敬，是不可能有这样优雅的风度的。当然，精神和道德品质，别人也有，尽管有些人外貌让人厌恶，使人不悦，令人发笑，但这些品质仍不失其可贵。然而，那些从公正的角度看来是美丽的，用精神和心灵去衡量是有价值的东西，不仅赏心悦目，色彩优美，精雕细琢，而且内心和外表完美统一，这毕竟是一件好事，也许只有法国人才能做到。我凝视着圣卢，心想，当一个人既有风度翩翩的外表，又有高洁雅致的内心，还有一个玲珑别致、巧夺天工、可与停栖在贡布雷周围草地鲜花上的蝴蝶双翼相媲美的鼻翼，这毕竟是讨人喜欢的；我想，真正的、其秘密自十三世纪以来就存在，不会随我们教堂的消失而消失的法国艺术代表作，不是圣安德烈教堂的石头天使，而是不分贵族、资产者和农民的普通法国人，他们的脸部线条具有鬼斧神工般的精妙和明快，与圣安德烈教堂遐迩闻名的门廊上的雕刻一样，历史悠久，但仍富有创造力。
　　老板暂时离开我们，亲自去安排关门和晚餐事宜（他一再坚持要我们吃“肉铺出售的肉类”，因为家禽肉没有名气），回来后他对我们说，富瓦克斯亲王先生很想到紧挨侯爵先生的一张餐桌上来用餐。“可是都坐满了呀，”罗贝看见我周围的桌子都坐满了人，回答道。“没关系，只要能让侯爵先生高兴，我可以请他们换个地方，这不费什么事，为了侯爵先生，这是可以做到的！”“这得由你来决定，”圣卢对我说，“富瓦克斯是一个好小伙子，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让你讨厌，他不象许多人那样愚蠢。”我回答罗贝说我肯定会喜欢富瓦克斯亲王的，但我难得一次能和他一起吃饭，我感到无比高兴，所以更喜欢和他单独在一起。“啊！亲王先生的大衣漂亮极了，”我们商量的时候，老板说。“是的，我看见他穿过，”圣卢回答说。我想对罗贝说，德·夏吕斯先生把认识我的事对他嫂子隐瞒了，想问问他这是为什么，但是富瓦克斯先生来了，我只好作罢。他已走到我们跟前，是来看看我们是不是接受他的要求。罗贝给我们作了介绍，并坦率地告诉他，他要和我谈话，不希望有人订扰。亲王走了，他在同我告别时，笑着指了指圣卢，好象在为圣卢的简短介绍向我表示歉意似的，想让我知道他原希望能介绍得详细一些。但在这时。罗贝就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同他的伙伴一起走了。临走前对我说：“你坐下别动，先吃，我去去就来”，说完就去小餐厅了。我听见那几个我不认识的优雅公子不怀好意地在议论年轻的卢森堡大公（前纳索伯爵）的荒唐事，心里非常难过。我是在巴尔贝克海滩认识卢森堡大公的。我外祖母患病期间，他向我表示过深切的同情。他们中有一个人说，卢森堡大公曾对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说：“我妻子经过时，我要求大家都起立”，公爵夫人回答说（这不仅不高明，而且不符合事实，因为这位年轻公主的祖母是世界上最正派的女人）：“你妻子经过时，大家应该起立，可你妻子的祖母经过时就不同了，因为她要求男人们都睡觉。”接下来有人说他今年去海滩看望他姑妈卢森堡公主时，下榻在大饭店，他抱怨经理（我的朋友）没有在堤坝上升卢森堡国旗。然而，卢森堡国旗不象英国或意大利国旗那样出名，那样有用，化了好几天才弄到，这使年轻的大公极不满意。我根本不相信有这种事，但我决定，如果我去海滩，一到那里就去问饭店经理，以便确证这完全是凭空捏造。我在等圣卢时，请求老板给我送些面包来。“稍等片刻，男爵先生。”“我不是男爵，”我回答道，开玩笑地装出神情忧郁的样子。“啊！对不起，伯爵先生！”我没有来得及再次提出抗议（不然，我就可能变成侯爵先生了），因为圣卢如他自己说过的那样，很快就出现在大餐厅门口，手里拿着亲王的骆马毛大衣，这时我才明白，他怕我着凉，特意向亲王要来给我穿的。他老远就做手势让我别动，他向我走过来，但是得再一次挪动我的桌子，要不我就得换一个位子，他才能坐下来。靠墙的一圈放满了红天鹅绒软垫长凳，除我之外，还坐着三、四个赛马俱乐部的青年，都是圣卢的熟人，因为小餐厅已经客满，他们就坐到大餐厅里来了。圣卢一进大餐厅，就轻盈地跳上软垫长凳。桌子之间拉着电线，离地有一定高度；圣卢犹如赛马跳障碍似的，敏捷而顺利地从电线上跃过去。他这样做全为了我，免得让我挪位置，因此，我心里感到很不安，但又为我朋友完成这个空中杂技动作的高超表演拍案叫绝。惊叹的不止我一个，因为老板和侍者就象等候在赛马场圈栏外的赛马迷，一个个都被慑服了，当然，这个杂技动作如果是一个地位较低、花钱较吝啬的贵族顾客做的，他们也就不会如此惊叹了。一位伙计似乎惊讶得动弹不得，端着一盘菜呆呆地站着，忘记了一旁还有顾客等他去上菜。当圣卢必须从他朋友们的身后经过时，他爬到椅背上，走得非常平稳，大餐厅的里首响起了一阵审慎的掌声。最后，当圣卢走到我身边时，就象一个值星长官走到君王观礼台前那样，准确无误地一下收住脚步，俯下身体，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地将那件骆马毛大衣递给我，接着很快坐到我身边，没要我做一个动作，就把大衣当作轻巧而暖和的披肩披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想起一件事，你说说你的意见，”罗贝对我说，“我舅舅夏吕斯有事要对你说，我答应他让你明天晚上去他那里。
　　“刚才我正要同你说他。不过明晚不行，我要到你盖尔芒特舅妈家去吃晚饭。”
　　“对，明天奥丽阿娜要举行大酒宴。我没有得到邀请。不过，帕拉墨得斯舅舅不愿意你去。你不能改变主意吗？如果不行，晚宴结束后，你无论如何要到帕拉墨得斯舅舅家去一趟。我相信他很想见你。你看，十一点前你就可以到他家了。十一点，别忘了，我负责通知他。他气量很小。你不去，他会记恨你的。奥丽阿娜的晚宴总是早早就结束的。如果你只在那里吃晚饭，十一点钟一定能赶到我舅舅家。至于我，我本该去见奥丽阿娜的，是为了我在摩洛哥的工作问题，我想换一换。她在这些事上一向很热心，她对德·圣约瑟夫将军很有影响，我这件事归将军管。不过，你不要同她提这件事。我已经给帕尔马公主说过，事情会很顺利的。啊！摩洛哥，太有意思了！有很多事可以讲给你听。那里的人精得很，说他们聪明也可以。”
　　“说到摩洛哥，你不认为德国人会在那里同我们打仗吗？”
　　“不会，他们讨厌战争，其实，厌战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德皇是爱好和平的。他们向来要我们相信，他们想打仗是为了迫使我们让步。这可以同扑克牌赌博相比较。德皇威廉二世的密探摩纳哥亲王来同我们密谈，他说如果我们不让步，德国就会对我们不客气。于是我们就让步了。其实，我们不让步，也不会有任何形式的战争。你只要想一想，在当今这个时代，一场战争将会在全世界引起怎样的反响。这比《圣经》所说的洪水和世界末日更具有灾难性，只是时间短一些罢了。”
　　他对我大谈友谊、爱好和遗憾，尽管他和所有象他那样的旅行家一样，第二天就要动身，到乡下去住几个月，只是在返回摩洛哥（或另一个地方）之前回巴黎呆一、两天。但是，那天晚上我感到心头发热，他的话在我心间唤起了甜蜜的梦幻。从此，我们难得的促膝谈心，尤其是这一次，在我记忆中刻下了新的里程碑。这是友谊之夜，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圣卢。但是，我担心，此刻我对他产生的友谊不一定是他所希望唤起的友谊（为此，我感到有点惴惴不安）。我仍然沉浸在他象马儿那样小步奔跑，以优美的动作击中目标带给我的快乐中。我觉得，我所以感到快乐，也许是因为圣卢沿墙在长椅靠背上做的每一个动作能在他本人的个性特点中找到原因，但更因为这些动作与出身和教育传给他的家族特性密切相关。
　　首先是稳定的情趣，不是指对美的鉴赏，而是指举止风度，这种稳定性能使贵族青年在遇到新情况时，象一个应邀弹一支新乐曲的音乐家那样，产生适应新情况的感觉和意志，使他的技巧和技术尽善尽美地发挥。此外，这种稳定性能使贵族青年的情趣充分发挥作用，不必左右考虑，然而，有多少资产阶级青年因顾虑重重而束缚了手脚，既怕礼节不周当众出丑，又怕显得过分热情让朋友嗤笑。罗贝鄙视礼节，当然，他心里从没感到要鄙视礼节，但由于遗传，这已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他的祖先待人接物也从来不拘礼节，不摆架子，认为这样做只能使对方感到满意和愉悦。还有慷慨大方的崇高品质，这种品质使罗贝从不把物质利益放在眼里（他在这家饭馆一掷千金，这使他成了这里——就象在其他地方一样——最时髦、最受欢迎的顾客，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仆人，而且可以从所有最体面的青年对他大献殷勤的态度上看出来），他象蔑视铺着绛红色软垫的长椅子那样蔑视物质利益，刚才他确实象征性地践踏了几张长椅，它们就象一条华丽的五彩路，只有在使我朋友以更雅的风度和更快的速度走到我身边时，才能博得他的欢心。情趣稳定，慷慨大方，这就是贵族阶级的主要品质，透过他们清晰透明、意味深长的躯体（不象我的躯体那样一片模糊），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这些品质，正如透过一件艺术品可以看出艺术家的技艺和能力一样；这些品质使圣卢沿墙表演的快跑动作明白易懂，引人入胜，就象刻在教堂柱子中楣上的骑士奔跑动作那样一目了然，令人陶醉。“唉，”罗贝可能会想，“我何苦把青春浪费在鄙视出身，一味追求正义和精神上呢？除了非交不可的朋友外，何苦还选择一些笨拙的有口才的布衣者为伙伴呢？到头来，我表现出来的和给人留下宝贵记忆的形象，不是我的意志努力并且值得我努力去塑造的、和我本人相符的形象，而是一个非我所塑造、甚至同我毫无共同之处的形象，一个我从前一向鄙视并且设法舍弃的形象。我何苦象这样痴心地爱我这位心爱的朋友呢？到头来，他最大的乐趣是在我身上发现一种更加普遍的东西，尽管他嘴上信奉友谊，心里却不可能这样想，他寻找的快乐不是友谊方面的，而是精神的，无私的，可以说是一种艺术的快乐。”这就是我今天所担心的，我怕圣卢会产生这种想法。他这样想就错了。要是他没有象他所做的那样，喜爱比他身体固有的敏捷更高雅的东西，要是他没有象这样长期摆脱贵族的傲慢习气，那么他的敏捷就会显得吃力和笨拙，他的举止就会显得粗俗和不雅。正如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需要严肃的态度才能使她的谈话和回忆录给人以一种轻薄而有才华的印象那样，圣卢为使自己的身躯具有高度的贵族气派，从不考虑怎样显示，而是寻求更高的目标，使贵族气派作为无意识的和高雅的线条溶于他的身体中。因此，对他来说，思想的高贵离不开身体的高雅，但是，如果没有思想的高贵，身体的高雅也就残缺不全。一个艺术家要在作品中反映自己的思想，无需把思想直接表达出来；甚至可以说，对上帝的最高赞扬存在于无神论对上帝的否定中，无神论者认为天地万物已经十全十美了，无需再有一个造物主。我也清楚地知道，这个沿墙奔跑、做出和教堂柱子中楣上的骑士一样动作的年轻人，我在他身上所赞赏的不只是一件艺术品；刚才，他为了我而离开了那位年轻的亲王，离开了查理七世的孙女纳瓦尔王后卡特琳娜·德·富瓦克斯的后裔，他在我面前从不炫耀他的高贵出身和巨大财富，他在把骆马毛大衣披在我怕冷的身上时显得那样自信，那样灵活，那样文雅，而这些恰恰是他傲慢、敏捷的祖先传给他的特征；然而，所有这些——富瓦克斯亲王，高贵的出身和巨大的财富，傲慢而敏捷的祖先——难道不是他生活中的比我资格更老的朋友吗？我原以为他这些朋友会把我和圣卢永远隔开，然而相反，圣卢作出了只有绝顶聪明的人才能作出的选择，毫无拘束地为我抛弃了这些朋友，他身体的动作正是他这种自由的写照，完美无缺的友谊就在这自由中实现。
　　盖尔芒特家族的这种不拘礼节——不是指罗贝身上表现出来的高雅脱俗的不拘礼节，因为祖传的傲慢在罗贝身上只是一件无意识的高雅的外衣，掩盖了真正的高尚的谦虚——可能会露出庸俗的傲气，这一点，我不是在德·夏吕斯先生，而是在德·盖尔芒特公爵身上发现的。德·夏吕斯先生性格上的缺点与贵族的习性相重迭，至今他对我仍是个谜。盖尔芒特公爵尽管从整体上说也很粗俗（从前，我外祖母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里遇见他时，对他的粗俗举止甚为反感），但他身上仍有不少旧贵族的特点。对于这一点，我去他家吃晚饭的那一天，也就是我和圣卢共进晚餐的第二天就有所感觉。
　　我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第一次见到公爵和公爵夫人时，我并没有发现他们有旧贵族的特点，正如我第一次观看贝玛演出没有发现她和她的同事们有什么差别一样，况且在贝玛身上表现出来的特征比在上流社会人士身上显示的特征要明显得多，因为她的特征随着观众注意的目标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容易理解而变得越来越清晰。但是，尽管上流社会人士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以致当一个象圣伯夫①那样诚实的作家想把德·乔夫兰夫人、雷加米埃和德·布瓦厄夫人的沙龙细腻入微地一一描绘出来时，我们感到这些沙龙几乎如出一辙，毫无二致，我们从作者的研究中可以得出沙龙生活毫无意义的结论，这是作者始料未及的），然而，根据我对贝玛改变看法的原理，既然盖尔芒特一家现在对我已变得无足轻重，他们独特的风格已不再被我的想象力化成雾珠蒸发掉，我就可以把雾珠收集起来，尽管它们轻得没有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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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圣伯夫（1804—1869），法国文学批评家，作家。早期拥护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倾向，在文艺批评方向上强调研究作家生平经历和心理状态。主要文艺批评著作有《文学家画像》、《当代人物画像》等。
　　那天，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晚会上，公爵夫人没有同我谈起她的丈夫，再说，他们离婚的消息已传得满城风雨，因此我不知道公爵会不会出席他妻子的晚宴。但我很快就清楚了，因为我看见德·盖尔芒特先生溜到候见厅，混入伫立在那里的仆人中间，窥视我的到来，准备到门口迎接我，亲自帮我脱大衣。仆人看到公爵对我的态度和从前大不一样，很可能感到纳闷，因为他们一直几乎把我当作细木匠的孩子看待，换句话说，他们对我的态度比起他们的主人来可能要好一些，但绝不会相信我能在公爵家里受到接待。
　　“德·盖尔芒特夫人一定会感到非常荣幸，”公爵用一种颇有说服力的口吻对我说，“请允许我把您的外套脱掉（他认为讲老百姓语言既显出他脾气随和，也能显得他幽默风趣）。我妻子怕您变卦，尽管您说好今天要来。从早晨起，我们就开始念叨：‘您瞧着吧，他不会来的。’我应该对您说，德·盖尔芒特夫人比我看问题准。您不是一个轻易就能结交的人，我还以为您会失约呢。”
　　据说公爵是一个非常糟糕，甚至是非常粗暴的丈夫，因此，当他用“德·盖尔芒特夫人”称呼他妻子时，人们会感激他，就象感激坏人难得的仁慈一样，因为这个称呼使人感到，他好象向公爵夫人张开了保护的翅膀，同她浑然一体，不可分离。盖尔芒特公爵亲热地抓住我的手，准备领我到客厅去。有些日常用语，出自农民之口，会使人耳目一新，只要它们反映出某种地方传统的残余，或某个历史事件的痕迹，即使说话人可能不知道这个传统和事件；同样，德·盖尔芒特先生那种彬彬有礼的神态——整个晚上都对我这样——就象一种延续了数百年的风俗习惯，尤其象十七世纪遗留下来的习俗，使我着迷。旧时代的人离我们似乎十分遥远。我们总认为他们表达的思想都是表面的，不敢认为他们有深邃的思想；当我们发现荷马史诗中的一个英雄和我们有相近的感情，发现汉尼拔在卡纳埃战役中巧用佯攻战术，引诱敌人攻击侧翼，然后突然包围敌人时，我们会大吃一惊；我们似乎把这位诗人和这位将军想象成动物园中的动物，同我们有天壤之别。甚至在路易十四宫廷中的某些显贵身上，我们也会有意外的发现：当我们阅读他们给一个地位比他们卑微、对他们毫无用处的人写的信时，发现他们用词非常谦恭，我们会不胜惊讶，因为这些词骤然向我们泄露了这些达官显贵内心的一套信仰，他们从不公开说出他们的信仰，但却受其支配，他们尤其相信，出于礼貌，他们必须装出动感情的样子，一丝不苟地发挥礼貌的作用。
　　这种想象出来的、过去距我们十分遥远的看法，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作家，甚至是大作家，会在莪相①那样平庸而故弄玄虚的诗人的作品中发现非凡的美。如果说我们在看到古代抒情诗人具有现代思想时，会大吃一惊的话，那么，当我们在一篇被认为是古老的盖耳语②的诗歌中，发现有一个我们认为只有当代人才有的巧妙思想时，就会赞不绝口了。一个有才华的翻译家翻译一位古代诗人的作品时，只要加进几段当代的一位作家在什么地方发表过的诗，虽然不很忠实原著，但却趣味盎然，这就能使这位诗人立刻具有一种沁人心脾的魅力，因而能流传百世。这本书如果作为译者的原著发表，那只能算是一部平庸之作；如果作为译作发表，也许就能成为一部杰作。过去不会转瞬即逝，而会留在原地。一场战争开始几个月后，从容地通过的法律条文仍能对它起作用，一个罪行不清不楚十五年后，法官仍能找到澄清罪行的材料；同样，几个世纪后，一个研究某遥远地区的地名和居民习俗的学者，仍然能发现一个早在基督教前就存在的希罗多德③时代的传说，这个传说已变得难以理解，甚至已被人遗忘，但它作为一种更浓密、更古远、更稳定的气味，存在于现在，存在于一块岩石的名称或一种宗教仪式中。在德·盖尔芒特先生的举止言谈中，也存在着一种传说，没有上面提到的传说悠久，是宫廷生活散发的气味。过一会儿，当我在客厅里（因为我没有马上去）又遇见他时，我将再一次闻到这个传说的气味，就象闻到一种古老的气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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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莪相是苏格兰传说中的诗人，相传生活在三世纪，他的诗是口头传下来的，受到后人的模仿和崇拜。
　　②盖耳语是苏格兰北部居民的语言。莪相的史诗是从盖耳语翻译成英语的。
　　③希罗多德（约前484—425），古希腊历史学家。在西方史学中有历史之父之称。所著《历史》以记载希波战争为主，也叙述了希腊、波斯、埃及与西亚各国的历史、地理和风俗习惯。
　　在离开前厅时，我对德·盖尔芒特先生说，我很想看看他收藏的埃尔斯蒂尔的画。“愿意为您效劳。这么说，埃尔斯蒂尔先生是您的朋友罗？我感到很抱歉，一直不知道您对他这样感兴趣。因为我同他有点认识，他很讨人喜欢，用我们父辈的话来说，他是一个老实人。我不知道您喜欢他，否则我可以请他赏光来这里吃晚饭了。今晚有您作伴，他肯定会很高兴的。”当他象这样竭力想发扬旧制度①的传统时，他身上反而很少有旧制度的气息，但当他没有这个愿望时，他又成了旧制度的化身。他问我要不要他陪我去看那些画，说完就给我带路了，每经过一道门，他就彬彬有礼地给我让路，当他为了给我带路而不得不走在我前头时，他就说声“对不起”：这出戏，在我们能大饱眼福之前，大概早已被盖尔芒特家族的许多人为其他来宾演出过（自圣西门讲述盖尔芒特家族的一个祖先为履行无谓的绅士职责，一丝不苟地向他大尽地主之谊以来）。我对公爵说，如果我能一个人在埃尔斯蒂尔的画前呆一会儿，我将感到很高兴，于是，他识趣地退下了，走时对我说，我只要到客厅去找他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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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旧制度指法国1789年大革命前的王朝时代。
　　当我一个人和埃尔斯蒂尔的画促膝对语时，竟完全忘却了开晚饭的时间；就和在巴尔贝克海滩时一样，在我面前又一次展现了有着无与伦比色彩的世界，这个世界仅仅是这位大画家特有看法的投影，而同他说的话毫无关系。墙上挂画的那几个地方，彼此十分协调，犹如幻灯投射出来的灿烂图像，在目前情况下，幻灯好比是画家的脑袋，当我们只是刚认识画家，对他还很不了解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我们刚能看见幻灯头，彩色玻璃还没有装上的时候，我们就想象不出幻灯的奇妙。有几幅画在上流社会人士看来也许是十分可笑的，但在我看来却比其他几张更有意思，因为它们能使我们再次产生幻视，向我们证明，如果不用推理方法，就不可能识别上面画的是什么。我们乘车时，不知多少次发现前面几米远处有一条光亮的长街，其实不过是一堵照得很亮的墙，它使我们产生了长街的幻觉！既然如此，用在瞬间幻觉中看到的完全不同于平时面貌的形象来表现一个物体——不是用象征主义手法，而是真心诚意地回到第一印象上——这不很符合逻辑吗？其实，物体的外表和大小同我们认出这些物体时所回忆起来的它们的名称是不相关的。埃尔斯蒂尔竭力想从感性认识中得到理性认识，常常想把我们叫做“幻视”的一堆乱七八糟的印象分析出个头绪来。
　　有些上流社会人士对这些“丑恶作品”很是反感，当他们看到埃尔斯蒂尔也象他们那样钦佩夏尔丹①、贝罗诺②等画家时，甚感吃惊。殊不知埃尔斯蒂尔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象夏尔丹和贝罗诺那样，在真实面前作过努力（当然，他对某些研究显示了特别的兴趣），因此，当他停止为自己创作时，他很欣赏他们有和他相同的企图，他作品的某些细节似乎被他们提前画出来了。但是，上流社会人士绝不会通过想象，把这种能使他们喜爱夏尔丹的画，至少能使他们对他的画看得顺眼的时间观念加到埃尔斯蒂尔的作品中。然而，那些上了年岁的人可能会对自己说，随着岁月的推移，他们越来越接近人生的尽头，他们已经看到，在他们认为是安格尔③的一幅杰作和一幅永无出头之日的劣作（例如马奈④的《奥林匹亚》）之间存在着的不可逾越的距离已经缩小了，在他们看来，那两幅画现在好似一对孪生姐妹。但是，我们不会利用这些教训，因为我们不善于把特殊推广到一般，总认为自己面临的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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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夏尔丹（1699—1779），法国画家。擅长风俗画和静物画。
　　②贝罗诺（1715—1783），法国画家，擅长肖像画。
　　③安格尔（1780—1867），法国画家，尤其擅长肖像画。古典主义画派的代表人物。
　　④马奈（1832—1883），法国画家，在欧洲绘画传统的基础上革新技法，从而引起学院派的歧视。《奥林匹亚》是他的代表作。
　　有两张画，画的是同一个男士，比其他几张更现实主义，采用了一种旧的手法，我看了心中怦然而动。在一张画上，他穿着燕尾服，呆在自家的客厅里，另一张展现了在河边举行的民间狂欢，他穿着短上衣，戴着礼帽，显然是狂欢会上的多余者。这后一幅画说明他不仅是埃尔斯蒂尔常用的模特儿，而且是他的一个朋友，也可能是他的赞助人，埃尔斯蒂尔喜欢让他出现在他的画中，正如从前卡帕契奥①喜欢把威尼斯某些彼此都很相象的显贵画进他的画中，以及贝多芬喜欢在他心爱的作品扉页写上他心爱的罗道尔夫大公的名字一样。这幅河边狂欢图有一种令人心醉的魅力。小河、妇女的裙子、船帆，以及裙子和船帆在水中映出的无数反光，这些都鳞次栉比地展现在埃尔斯蒂尔从一个赏心悦目、美不胜收的下午裁切下来的这一方画面上。在一个跳舞跳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而停下来小憩片刻的妇女的裙子中能感受的绚丽多采、引人入胜的韵味，同样能在一只停泊在河中的小船风帆上，在码头的水面上，在木船上，在树叶丛中和天空中感受到。我在巴尔贝克看到过一幅画，蔚蓝天空下的医院简直可以和教堂争艳比美，我仿佛听见医院在歌唱（这时的埃尔斯蒂尔要比迷恋中世纪艺术的风雅的埃尔斯蒂尔和理论家埃尔斯蒂尔的胆子更大）：“不存在哥特风格，也不存在杰作，平淡无奇的医院和光辉灿烂的教堂正门具有同等的价值”；而现在，我似乎也听见这幅《水边狂欢》在歌唱：“这个妇女平平淡淡，普普通通，业余画家散步走到这里，也许对她不屑一顾，想把她从大自然在他面前展现的充满诗意的画面上清除出去，这个妇女也很漂亮，她的裙子和船帆沐浴着同样的光辉，不能说一些事物不如另一些宝贵，普通的裙子和美丽的船帆是有着同样反光的两面镜子。事物的全部价值存在于画家的眼光中。”然而，画家善于把流逝的时光永远定在这光辉的一瞬间：那位妇女跳得浑身发热，停下来歇息，那棵树周围笼罩着阴影，那些帆船似乎在一层金漆上滑行。然而，正因为这一瞬间使我们感受到千金之重力，这幅绝对静止的画面给人以转瞬即逝的印象，使人感觉到妇女就要回家，帆船就要消失，阴影就要移动，黑夜就要降临，使人感觉到欢乐就要结束，生命正在消逝，这些被一片接一片的光亮同时展现出来的瞬间一去不再复返。我还在几幅神话水彩画上看出瞬间还具有另一个确实是完全不同的特点。这几幅画是埃尔斯蒂尔的早期作品，也用来装饰这个客厅了。上流社会的“先进”人士也会“赶一赶”时髦，挂几幅这样的画，但也就到此为止了。当然，这些面不是埃尔斯蒂尔的上乘之作，但主题构思很真实，这就使它们避免了平淡无奇。例如，文艺女神画成了象化石那样的人类，但在神话时代，不难看见他们乘着暮色，三三两两地沿着一条山路漫步。有时候，一个在动物学家眼里具有某种特征（表现为无性别特征）的诗人和一位文艺女神一同散步，就象自然界中的不同种类，但和睦相处，同来同往的创造物。在其中一张水彩画上，我看见一个诗人因长时间走山路而精疲力尽，他在路上遇到一个马人②，见他疲惫不堪，马人动了恻隐之心，让他骑在背上，带他回去。还有几张水彩画展现了无边无际的风景（神话场面和英雄人物只占据极小的位置，仿佛要从画面上消失），不论是高山，还是大海，都画得惟妙惟肖，以假乱真，加之夕阳的偏斜度和阴影瞬即消逝的时间性，都画得十分逼真，不只是展现了那一小时，甚至是那一分钟的情景。通过这种方式，艺术家不仅使神话的象征具有瞬间性，而且还赋予这种象征以一种历史的真实感，把它置于确定的过去加以描绘和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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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卡帕契奥（1460—1525），意大利画家，威尼斯画派最有名的叙事画家。
　　②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马怪，居住在深山中。
　　在我观看埃尔斯蒂尔那些画的过程中，不时地响起来宾按门铃的丁咚声，这声音将我轻轻摇晃，把我带入梦境。但铃声已有一阵没响了，寂静终于把我从梦幻中唤醒（当然比铃声送我入梦境的速度要慢一些），正如兰多尔①演奏结束后出现的静穆把霸尔多洛②从睡梦中唤醒一样。我怕人家把我忘了，怕晚宴已经开始，就赶快向客厅走去。在埃尔斯蒂尔画作收藏室的门口，我发现有一个仆人在等候我。那仆人说不上是老了还是头上补了白粉，看上去象一个西班牙部长，但对我毕恭毕敬，仿佛把我当成了一个国王。我从他的神态中感觉到，他似乎还可以等我一个钟头，但我想到我耽误了大家吃饭，尤其想到我答应圣卢要在十一点赶到德·夏吕斯先生家里，不由心中惴惴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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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兰多尔是意大利喜剧中的多情人物，他手拿吉它到一位美人的窗口演奏。法国喜剧家博马舍（1732—1799）在他的作品《塞维勒的理发师》中，让他的男主人公阿勒玛维华伯爵自称是兰多尔，以引诱女主人公罗丝娜。
　　②霸尔多洛是《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人物，一个专制、愚蠢、令人生厌的老头子，他身为贵族小姐罗丝娜的保护人，企图用强制和蒙骗的手段娶她为妻。霸尔多洛成了爱嫉妒、爱生疑、狡诈而贪婪的保护人的典型。
　　西班牙部长带我去客厅（在路上，我碰见那位受门房迫害的听差，我问他未婚妻最近情况怎样，他喜形于色，对我说，正好明天是他们出去玩的日子，整天都可以呆在一起，他一个劲儿称赞公爵夫人有副好心肠）。我担心德·盖尔芒特公爵会不高兴。谁知他却笑容满面地把我迎进客厅，他这种高兴显然部分是出于礼貌而装出来的，但也是真诚的，因为我耽误了那么久，他已饥肠辘辘，再则，他意识到满屋宾客也和他一样已等得不耐烦了。的确，后来我知道，大家等了我三刻钟。盖尔芒特公爵大概认为，既然大家已经挨饿了，再延长两分钟也不会使问题变得更严重；既然出于礼貌他把吃饭时间推迟了那么久，要是再往后推一推，让我相信我没有迟到，大家没有等我，岂不更礼貌周全。于是，就象离开饭时间还有一个钟头，还要等几位客人似的，他问我对埃尔斯蒂尔的画有何印象。但刚问完，他就和公爵夫人步调一致地、不失分秒但又不让人看出他饥肠辘辘地把我介绍给他的客人。仅仅在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周围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仿佛成了巴西法尔①，骤然被带进了贵妇中间，而在这以前，我除了在斯万夫人的沙龙里见习过一段时间外，一直生活在我母亲身边，生活在贡布雷和巴黎，习惯受到经常流露出不满的资产阶级妇女的保护和警惕，她们从来只把我当作小孩子。但在盖尔芒特夫人的沙龙里，那些袒胸露肩的贵妇（她们的玉肌从含羞草干茎两侧或从玫瑰花宽瓣儿底下显露出来），只是以爱慕的目光久久把我凝视，似乎仅仅因为羞怯才没敢上来拥抱我。尽管如此，她们中许多人在生活作风方面是无懈可击的，我是说许多，而不是全部，因为最正派的贵妇对轻薄女子也不会象我母亲那样深恶痛绝。行为不端会遭到玉洁冰清的女友反对，但在盖尔芒特社交圈内，尽管人人都已看到，但却不把这当作一回事，要紧的是必须把持续至今的关系继续保持下去。大家佯装不知女主人的身子已嫁给了一个愿意要她的男人，只希望“沙龙”能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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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巴西法尔是德国诗人和作曲家瓦格纳的歌剧《巴西法尔》中的主人公。纯洁的巴西法尔受到巫师女儿的引诱，但他终于战胜了巫师及其女儿，最后成为国王。
　　公爵对其他客人显得无拘无束（他早就不需要向他们学习什么和教他们什么了），但在我面前，却很拘谨（他对我的长处还一无所知，这使他对我产生了一种类似路易十四宫廷的大贵族对资产阶级部长可能产生的尊敬），因此，他显然认为，我认不认识他的客人，至少对我（如果不是对他的客人的话）是无关紧要的；我这边害怕给他丢脸，老想着怎样给他的客人留下个好印象，他那里却只关心他的客人能不能给我留下好印象。
　　再说，一开始就发生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戏剧性小插曲：我刚迈进客厅，还没来得及向盖尔芒特公爵夫人问候，公爵就象要给人一个意外的高兴似的，把我带到了一个矮个子夫人跟前，仿佛要对她说：“这是您的朋友，您瞧，我硬把他给您拽来了。”然而，我还没有被公爵推到这位夫人跟前，她就闪动着乌黑而温柔的大眼睛，频频向我送来狡黠的就象我们向一个可能认不出我们的老熟人发出的微笑。我现在就处于这种情况，我想不起她是谁了，因此，我一面往前走，一面却把头转向别处，避免对她的微笑作出反应，直到公爵把我介绍给她，我才算摆脱困境。在这期间，那位夫人继续让她的微笑保持不稳定的平衡。她似乎急于想摆脱这种尴尬局面，想听到我说：“啊！夫人，我想是的！妈妈如果知道我们又见面了，她会多高兴啊！”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她的名字，就象她刚才急于想看到我象熟人那样向她问候，好让她无限延长的微笑就此终止。但是，德·盖尔芒特公爵干得很不出色（至少我认为是这样），他似乎只介绍了我的名字，我对这位我似乎应该认识的陌生女人仍然一无所知，而她也没有想到要作自我介绍，尽管我蒙在鼓里，她似乎非常清楚为什么要对我那样亲热。因为当我走到她跟前时，她不是把手伸给我，而是亲切地握住我的手，亲密地同我交谈，好象我也知道她回忆起来的那些美好的往事似的。她对我说，阿尔贝——我想大概是他的儿子——没有来一定会感到遗憾。我在老同学中寻找叫阿尔贝的人，我只找到布洛克，但我面前的女人不可能是布洛克太太，因为她去世已经多年。我努力想猜出她想象中的我和她共有的那段往事，但一无所获。我从那双温柔的、不停地闪烁着微笑的、黑玉般半透明的大眼睛里几乎什么也没看见，就象看不清甚至闪耀着阳光的黑玻璃窗后面的景色一样。她问我，我父亲是不是太劳累了，我是不是愿意哪天和阿尔贝一起去看戏，我的身体是不是好一些了；我因为被搞得晕头转向，回答时稀里糊涂，语无伦次，只有“我今天晚上不太舒服”这句话说得比较清楚，她听后百般体贴地亲自把一张椅子挪到我身边，我父母的其他朋友对我从没有这样过，因此我很不习惯。最后，公爵的一句话使我解开了谜团：“她觉得您很可爱”，他在我耳边悄悄地说了一句，我的耳朵震颤了一下，似乎对这几个字并不感到生疏。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我们——我和外祖母——也说过同样的话。那是在我们认识卢森堡公主的时候。我茅塞顿开，我明白尽管面前这位夫人和德·卢森堡夫人毫无共同之处，但是，根据给她充当骑士的公爵先生使用的语言，我猜出她是傻瓜一类的人物，这是一位殿下。她根本不认识我的家庭，也不认识我，但她血统高贵，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财富（因为她是帕尔马亲王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同样是亲王的表兄）。她对造物主感恩戴德，很想向她的同类证明，不管他们出身如何贫寒，如何卑微，她绝不歧视他们。说真的，我本该从她脸上的微笑猜出她的身份的，我曾见卢森堡公主在海滩上买了几个黑面包送给我的外祖母，就象送给布洛尼动物园中的一头牡鹿一样。但我只是第二次被介绍给一位殿下，因此，不知道大人物待人接物的普遍特点是情有可原的。再说，他们自己也没有费神提醒我不要过分相信他们这种和蔼可亲的神态。就拿盖尔芒特夫人来说，在歌剧院看戏那天，她曾亲切地向我招手致意，可是第二天，当我在街上同她打招呼时，她却怒形于色，正如有些人施给某人一个金路易后，以为情理上已说得过去，就可以一劳永逸。德·夏吕斯先生更是反复无常。不过，读者以后会看到，我还认识一些属于另一类型的殿下和陛下，她们以王后自居，说话的习惯和她们的同类很不一样，却跟萨杜①剧中的王后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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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萨杜（1831—1908），法国剧作家，开始时写了一些反映资产阶级生活的戏剧，但后来致力于历史题材，不追求真实性。
　　德·盖尔芒特先生如此急忙地把我介绍给这位夫人，是因为在聚会上不允许有殿下不认识的人，只要有新客出现，就必须一秒钟也不耽搁地把他介绍给殿下。圣卢也是象这样急忙地让人把他自己介绍给我外祖母的。况且，出于宫廷生活的遗风，即社交礼节的需要（宫廷生活并不是表面文章，但因为由表及里，表面的反而变成重要的和深刻的了），公爵和公爵夫人把和帕尔马公主说话时采用第三人称看作是不可更改的，是比仁慈、同情、怜悯和公正更基本的责任，而对仁慈和公正，他们——至少他们中的一个——却往往不在乎。
　　我这一生还没有到过帕尔马①（这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很久前我开始过复活节以来就一直想去那里），我知道，帕尔马公主在这个举世无双的城市中拥有最美丽的宫殿，她生活在这座四壁辉煌的宫殿中，深居简出，与世隔绝，沉浸在她的姓氏散发出的浓密而无限美妙的、和夏天无风的夜晚笼罩在意大利一个小城广场上空的气氛一样令人窒息的气氛中，一切都应该千篇一律地散发出她的姓氏的气息，因此，认识帕尔马公主，就如同没有挪动身体，而身体的一部分就已经到了帕尔马，骤然间用真实的帕尔马取代了我的大脑努力想象出来的帕尔马；这就好象到乔尔乔涅城②去旅行似的，那城市对我好比是一道代数题，而认识帕尔马公主是解这道题的第一个方程式。但是，即使多年来我象香料制造商使一整块脂肪吸入香精那样，使帕尔马公主这个名字吸入了无数紫罗兰花的香味，然而，当我看见这个我一直确信至少可以和桑塞维利纳夫人③相提并论的帕尔马公主的时候，第二次演算也就开始了。说实话，这次演算几个月后才全部完成，演算中采用了新的化学混合法，把紫罗兰香精油和司汤达式的香味④从公主的名字中清除干净，而代之以一个念念不忘行善和竭力装出亲切神态的黑眼睛、小个子夫人。这种亲切的神态是那样谦卑，让人一看便知道她骨子里非常高傲。此外，她和其他贵妇大同小异，很少具有司汤达的色彩，就和比方说在巴黎欧洲区的帕尔马街一样，这条街与其说和帕尔马的名字相符，不如说和邻近的街道更相似，与其说会使人想起法布利斯⑤了结余生的巴马修道院，不如说会让人想起圣拉萨尔车站的中央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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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帕尔马是意大利中部城市，建于公元前183年，十九世纪初为奥地利控制下的公国，后成为意大利的一部分。帕尔马的紫罗兰举世闻名。
　　②乔尔乔涅城即帕尔马城。乔尔乔涅（1477—1510）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画家，架上绘画的先行者，抒情诗人。
　　③桑塞维利纳夫人是法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司汤达的小说《巴马修道院》中的女主人公，男主人公法布利斯的姑妈，是一个性格刚强、爱憎分明、敢作敢为的美人。
　　④司汤达式的香味指司汤达在《巴马修道院》中对巴马市即帕尔马市的描绘。巴马是这部小说的故事的发生地。
　　⑤法布利斯是小说《巴马修道院》中的男主人公。
　　她侍人亲切有两个原因。首先得归功于这个王家公主所受的教育，这是基本原因。她母亲不仅同欧洲所有的王族有姻亲关系，而且——这与帕尔马王族形成了对照——比任何一位摄政公主都富有。从她幼年时代起，她母亲就向她灌输新教所崇尚的训诫，要她保持傲慢的谦恭。现在，女儿脸上的每一根线条，肩膀的曲线和手臂的运动，无不在重复母亲的告诫：“你要记住，即使上帝让你诞生在宝座的台阶上，使你比别人高贵，比别人富有（感谢上帝！），你也不要因此而瞧不起那些地位比你卑微的穷人。相反，对弱者应该同情。你的祖先从六四七年起就是克莱弗亲王和絮利埃亲王；上帝大慈大悲，让你拥有苏伊士运河的几乎全部股份，此外，还使你在荷兰王国公司①的投资比埃德蒙·德·罗特希尔德②多两倍。你的家系从公元六三年起就由系谱学家建立起来了；你的两个姨妈都是皇后。因此，你说话时，千万不要让人感到你在炫耀你的特权，并非是你的特权不牢靠（世系的悠久历史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而且，人们永远需要石油），而是没有必要告诉人家你的出身比谁都高贵，你的投资比谁都多，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你要乐于帮助穷苦人。你要向所有地位比你低微的人（感谢仁慈的上帝赐给了你比他们优越的地位）提供可能提供的一切，你不要有失身份，也就是说，可以给他们钱，甚至可以让护士照料他们，但绝不要邀请他们参加你的晚会，这于他们并无好处，但会降低你的威信，降低你行善的效果。”因此，即使在不能行善的时刻，帕尔马公主也想通过无声语言的外部特征表明，更确切地说，使人相信她不认为自己比她周围人更高贵。她对谁都象是一个有教养的上级对待部下，彬彬有礼，和蔼可亲，时刻都想着帮助别人。她把她的椅子动了动。好给我留出更多的地方，还帮我拿手套，为我做了高傲的资产阶级女士们不屑于做的，女君王们乐于做的，或旧时代的仆人出于本能和职业习惯所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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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荷兰王国公司是强大的石油集团，全称为荷兰王国石油输出公司，成立于1890年。
　　②罗特希尔德是德国犹太籍的银行世家。埃德蒙·德·罗特希尔德是法兰西银行行长。
　　帕尔马公主向我表示亲热的另一个理由具有个别性，但决不是她对我有什么神秘的好感。可是，当时我无暇对这第二个理由作深入的思考。因为公爵似乎急于把介绍做完，已经把我拉到另一位贵妇身边了。听到她的名字，我对她说，她的城堡就在巴尔贝克附近，我曾经经过那里。“啊，要是那次能让你进去看一看，该有多好！”她对我说，声音低低的，仿佛要使自己显得更加谦虚似的，但声调却很真挚，使人觉得她为错过了一次非同一般的机会而感到遗憾。接着，她讨好地看着我，对我说：“我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我得告诉您，我的布朗加斯姑妈的城堡可能会使您更感兴趣，它是芒萨①建造的，是我们省的一颗明珠。”据她对我说，不仅她自己很愿意让我看她的城堡，而且她的布朗加斯姑妈也会为能在她的府上接待我而喜出望外。显然，这位夫人认为，大领主有必要讲几句不负责任的客套话，使殷勤待客的古代好传统继续保持下去，尤其在目前这个土地正在慢慢转入不懂得生活的银行家手中的时代更应如此。此外，她和她那个阶层所有的人一样，尽量说一些最令对方高兴的话，使对方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确实了不起，认为给人家写信会使人家感到高兴，登门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