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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



               献给苏珊娜·邦巴尔

  每天早晨浏览报纸的人不是过目就忘,便是为当天下午的闲聊找些话题,因此,谁都不记得当时议论纷纷的著名的马内科·乌里亚特和敦坎案件,即使记得也恍如梦中,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再说,事情发生在出现彗星和独立一百周年的1910年,那以后,我们经历和遗忘的东西太多太多。事件的主人公已经去世;目击证人庄严地发誓保持沉默。当时我只有十来岁,也举手发誓,感到那浪漫而又严肃的仪式的重要性。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注意到我作过保证;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信守诺言。不管怎么样,下面是事情的经过,由于时间久远,文字表达的好坏,难免同真情有些出入。
  那天下午,我的表哥拉菲努尔带我去月桂庄园参加一个烧烤聚会。我记不清庄园的地形地貌了;只依稀觉得是在北部一个树木葱宠的静谧的小镇,地势向河边缓缓倾斜,和城市或草原完全不同、我觉得火车路程长得烦人,但是大家知道,小孩子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我们走进庄园的大门时,天色已经开始昏暗。找感到那里的古老而基本的事物:烤肉的香味、树木、狗、干树枝、把人们聚在周围的火堆。
  客人一共十来个;都是大人。我后来知道最大的不满三十岁。我还发现他们熟悉的东西都是我所不了解的:赛马、时装、汽车、奢华的妇女。我怯生生待在一边,没人打扰,也没人理会。一个雇工慢条斯理地精心烤着羊羔,我们则在长饭厅里耐心等待。有一把吉他;我记得仿佛是我的表哥弹奏了根据埃利亚斯·雷古莱斯的《废墟》和《高乔》谱的曲于,以及当时那种贫乏的俚语写的十行诗,诗里讲的是胡宁街一场动刀子的决斗。咖啡和雪茄端上来了。谁都没有提回家的事。我感到了“为时太晚”的恐惧(卢戈内斯语)。我不愿看钟。为了掩饰小孩在大人中间的孤独,我匆匆喝了一两杯酒。乌里亚特大声嚷嚷要和敦坎玩扑克。有人反对说,那种玩法没意思,不如四个人玩。敦坎同意了,但是乌里亚特以我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的固执态度坚持要一对一。我除了消磨时间的摸三张和独自思考的打通关以外,一向不喜欢纸牌游戏。我溜了出去,谁也没有注意。一座陌生而黑暗的大房子(只有饭厅里点着灯)对于小孩的神秘感,比一个陌生的地方对旅行者的神秘感更强烈。我逐一探索那些房间;记得有一间台球房、一道安有长方形和菱形玻璃的回廊、两个吊椅、一扇可以望到外面凉亭的窗子。我在暗地里迷了路;庄园的主人——经过这么多年,我忘了他姓阿塞韦多还是阿塞瓦尔——终于找到了我。他出于关心或者收藏家的虚荣心,带我到一个玻璃柜子前面。点灯后,我看到柜子里面陈列的是白刃武器,一些被用得出了名的刀剑。他告诉我说,他在佩尔加米诺附近有一注地产,平时两地来往,陆陆续续收集了那些东西。他打开玻璃柜,没看卡片说明就如数家珍地介绍每件武器的历史,大体上是一样的,只是地点日期有些差别。我问他那些武器中间有没有莫雷拉的匕首,莫雷拉是当时高乔的代表人物,正如后来的马丁·菲耶罗和堂塞贡多·松勃拉。他不得不承认说没有,不过可以给我看一把一模一样的、也就是有U字形护手柄的匕首。这时,愤怒的嚷嚷声打断了他的话。他立刻关好柜子门,我跟着他出了房间。
  ①雷古莱斯(1860—1929),乌拉圭医师、诗人、剧作家。
  ②卢戈内斯(1874—1938),阿根廷作家,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著有《高乔战争》等。
  乌里亚特嚷嚷说,他的对手玩牌作了弊。伙伴们站在两人周围。在我印象中敦坎比别人高大,膀粗腰圆,金黄色的头发淡得发白,脸上毫无表情。曼内科·乌里亚特浮躁好动,皮肤黝黑得像是古铜色,傲慢地留着两撇稀疏的胡子。大家显然都喝多了;我不敢确定地上是不是有两三个酒瓶;也许是电影看多了,似乎有这种印象。乌里亚特不断地骂娘,字眼尖刻下流。敦坎仿佛没听见;最后他不耐烦了,站起来给了乌里亚特一拳。乌里亚特倒在地上,喊叫说他绝不能容忍这种侮辱,要决斗解决。
  敦坎说不行,解释似的补充说:
  “问题是我怕你。”
  大家哄笑了。
  乌里亚特爬起来说:
  “我要同你决斗,就是现在。”
  不知是谁——愿上帝宽恕他——怂恿说武器是现成的,多的是。
  有人打开玻璃柜。马内科·乌里亚特挑了那件最显眼、最长的带U字形护手柄的匕首;敦坎几乎是漫不经心地拿起一把木柄的刀子,刀刃上镌刻着一棵小树花纹。另一人说马内科挑选的简直是把剑,倒也符合他的性格。那时他的手在颤抖,谁都不奇怪;然而大家感到惊讶的是敦坎的手居然也抖得厉害。
  按照习俗要求,人们不能在他们所在的室内决斗,而是要到外面去,否则是对主人不敬。我们半是正经、半是开玩笑地到外面夜晚潮湿的园子里去。我感到陶醉,并不是因为喝了几杯酒,而是由于将要看到的冒险行为;我盼望有谁杀人,以后有可以叙说、可以回忆的材料。在那一刻,别人的年岁也许不比我大多少。我还感到一个谁都无法控制的旋涡,把我们卷了进去,搞得晕头转向。大家并不相信马内科的指责;认为他们早有积怨,这次无非是借酒发泄而已。
  我们经过凉亭,走进了树林子。乌里亚特和敦坎两人走在最前面;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们互相提防着,唯恐谁搞突然袭击似的。我们来到一块草坪旁边。敦坎略带威严地说:
  “这地方合适。”
  两人犹豫不决地站在草坪中央。有人朝他们喊道:
  “扔掉那些碍手碍脚的铁家伙,凭真本领打。”
  但是两个人已经交上了手。起初仿佛害怕伤着自己似的有点笨拙;他们先瞅着对方的武器,后来盯着对方的眼睛。乌里亚特忘了愤怒,敦坎忘了冷漠或轻蔑。危险使他们变了模样;现在打斗的不是两个小伙子,而是两个成人。在我原先的想像中,那场决斗即便是混乱的刀光剑影,至少也应该和象棋那样,能让人看清,或者几乎看清它的一招一式。虽然过了那么多年,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并没有被岁月冲淡。我说不准他们打了多久;有些事情不是通常的时间所能衡量的。
  他们没有用斗篷缠在手臂上防护,而是用前臂直接抵挡打击。袖管很快就破成碎布条,被血染成殷红色。我想,当初以为那两人不善于这种格斗是错误的估计。我很快就发现,由于武器不同,他们使用的方法也不同。敦坎要弥补短兵器的不利条件,想尽量贴近对手;乌里亚特步步后退,以便用较长的武器劈刺。先前提醒玻璃柜子里有兵器的那个声音喊道:
  “他们起了杀心。不能让他们斗下去了。”
  没人敢上去干预。乌里亚特逐渐失去了优势;敦坎便冲上去。两人的身体几乎接触到了。乌里亚特的武器在寻找敦坎的脸,突然好像短了一截,因为已经捅进了敦坎的胸部。敦坎躺在草坪上,发出很低的声音说:
  “真奇怪。好像是一场梦。”
  他眼睛没有闭上,一动不动;我亲眼目睹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
  马内科·乌里亚特低头瞅着死者,请求宽恕。他毫不掩饰地抽泣起来。他刚干下的事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我现在知道,他后悔莫及的不是自己的罪行,而是莽撞。
  我不想再看了。我期盼的事情已经发生,使我震惊。拉菲努尔后来告诉我,他们好不容易才掰开死者的手指拿掉刀子。他们秘密商谈了一番。决定尽量讲真话,只不过把动刀子的格斗说成是用剑决斗。四个人自愿充当见证人,其中有阿塞瓦尔。一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打点妥帖;朋友熟人总是能帮忙的。
  纸牌和钞票杂乱地散在桃花心木桌于上,谁都不想看,不想碰。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不止一次想把这件事告诉哪个朋友,可是又觉得保守秘密比讲出来更让我得意。1929年前后,一次偶然的谈话使我突然打破了长期的沉默。退休的警察局长堂何塞·奥拉韦和我谈起雷迪罗底层社会刀客的故事;他说那种人往往抢先出手,什么卑鄙的事都干得出来,在波德斯塔和古铁雷斯描写的决斗以前,几乎没有正派的决斗。我说我亲眼看到一次,便讲了多年前的那件事。
  ①波德斯塔(185—1920),阿根廷医师、现实主义小说家。
  ②古铁雷斯(185—1889),阿根廷作家,著有《胡安·莫雷拉》等描写高乔人生活的小说。
  他带着职业的兴趣听完了我的故事,然后说:
  “你能肯定乌里亚特和另一个人以前从没有见过面吗?他们也许有过什么前嫌。”
  “不,”我说。“那晚所有的人都清楚,大家都很吃惊。”
  奥拉韦慢吞吞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一把护手柄是U字形的匕首。那种匕首有两把是众所周知的:一把是莫雷拉的,另一把是塔帕根的胡安·阿尔马达的。”
  我隐约想起了什么事;奥拉韦接着说:
  “你还提到一把木柄的刀子,有小树的图形。那种刀于成千上百,但是有一把……”
  他停了片刻,接着又说:
  “阿塞韦多先生在佩尔加米诺附近有地产。上一个世纪末,那一带有个大名鼎鼎的刀客:胡安·阿尔曼萨。他十四岁就杀过人,此后一直用那样的短刀,据说能给他带来好运。胡安·阿尔曼萨和胡安·阿尔马达结了怨仇,因为人们经常把他们搞混。他们多年来互相寻仇,但从来没有见面。后来,胡安·阿尔曼萨在一次竞选骚乱中死于流弹。在我印象中,另一个病死在拉斯弗洛雷斯的医院里。”
  那天下午没有再谈这件事。我们都在思索。
  十来个已经去世的人看到了我亲眼看到的情景——长长的刀子捅进一个人的身体,尸体露天横陈——但是他们看到的是另一个更古老的故事的结局。马内科·乌里亚特并没有杀死敦坎;格斗的是刀子,不是人。两件武器并排沉睡在玻璃柜子里,直到被人触动唤醒。它们醒来时也许十分激动;因此乌里亚特的手在颤抖,敦坎的手也在颤抖。两人——不是他们的武器,而是他们本人——善于格斗,那晚斗得很激烈。他们在茫茫人世互相寻找了多年,终于在他们的高乔先辈已经成灰的时候找到了对方。人的宿怨沉睡在他们的兵刃里,窥视时机。
  物件比人的寿命长。谁知道故事是不是到此结束,谁知道那些物件会不会再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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